孙捷第一次见到董志文，是在贡院门口。

那年春天，湖州孙家的大公子孙捷进京参加会试。他父亲孙守正曾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在京城有不少故交。

孙捷住在父亲旧友家里，每天有人伺候，出门有马车接送。

他带了三大箱书、两箱衣裳、一箱茶叶，还有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

“克敏，科考是大事，但别太当回事。中不中进士，你都是我儿子。”

董志文不一样。

孙捷后来听人说，董志文是从山东沂州府来的，家里只有一个老娘。他从沂州走到京城，走了整整两个月。到京城的时候，鞋底磨穿了，盘缠花光了，住在城南一座破庙里，每天吃两个馒头就咸菜。

会试前一天，孙捷在贡院门口排队，等着进去看考场。

前面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袍，背上背着一个竹篓，竹篓里装着笔墨和几块干粮。那棉袍太长了，下摆拖在地上，沾了一层灰。年轻人时不时弯腰把下摆往上提一提，但提了又掉，掉了又提。

孙捷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走过去：“兄台，你的棉袍太长了。”

年轻人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他人瘦又黑，颧骨高，眼窝深，眼珠黑。孙捷在湖州这片富足的土地上呆惯了，很少碰到这样的人。

董志文的眼睛里，透着一种孙捷从没见过的东西，不卑不亢，也不是野心，是另一种很深的、很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

“我知道。”年轻人摸摸脑袋，“我娘给我做的，她怕我冷，做得长了些。我路上长了个子，但还是长不够。”

孙捷笑了：“兄台怎么称呼？”

“董志文。沂州府人。”

“我叫孙捷，湖州府人。”

董志文点了点头，没有多说。

那天晚上，孙捷请董志文吃了一碗面。董志文吃了三口，停下来。

“怎么了？”

“太咸了。我娘做饭不放盐。家里穷，盐贵。”

孙捷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想过“盐贵”这件事。在他家里，厨房里永远有盐，就像院子里永远有桂花树一样自然。

“你娘一个人在家？”

“嗯。”董志文低下头，“等我中了进士，就接她来京城。”

孙捷想说“你一定能中”，但看着孙志文那双眼睛，他觉得这句话太轻了。

“董兄，明天考场见。”

董志文看着他，忽然笑了。

那笑容清清浅浅的，像冬天的太阳，不暖，但亮。

直到现在，孙捷想起董志文，都会最先想到这个笑容。

*

会试放榜，孙捷第三十七名，董志文第一百一十二名。

殿试之后，两个人都中了进士。孙捷二甲第七，董志文三甲第九十二。

孙捷入了翰林院，从编修做起。董志文也入了翰林院，也是编修。

两个同年，同入翰林院，同住一条街。

孙捷住在街东头，三进的宅子，是父亲早年置办的。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秋天的时候满院飘香。他雇了一个厨子、一个门房、一个书童，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董志文住在街西头，租了一间小屋，一个月八钱银子。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着笔墨，床上叠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棉被。

孙捷第一次去董志文家的时候，站在门口看了很久：“你就住这儿？”

“嗯。”董志文在屋里烧水，“地方小，你别嫌弃。”

孙捷没有嫌弃。他坐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看着董志文从床底下翻出两个粗瓷碗，倒了两碗白开水。

“没有茶叶。”董志文说，“我喝不惯茶。”

孙捷端起碗，喝了一口。白开水，什么味道都没有。

“董兄，你每个月俸禄四十五两，怎么住这种地方？”

董志文沉默了一会儿。

“寄回家去了。”他说，“我娘一个人在老家，我想给她盖间新房子。”

孙捷没有再问。

那天晚上，他回家以后，让书童给董志文送了一包茶叶、两刀宣纸、一方砚台。

董志文收了。第二天来翰林院，跟他道了谢。没有推辞，没有不好意思，只是说了一句“谢谢”。

孙捷觉得，这个人，跟他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别人收了他的东西，会说“王兄太客气了”、“改日一定报答”、“下不为例”。

董志文不会。他说“谢谢”，就只是“谢谢”。

后来孙捷才知道，董志文也会说那些话，只是不想和他说。

“谢谢”就够了，多的字，都是假的。

他不想跟他假惺惺。

他们不是那种喝酒吃肉的朋友，是那种“你写一首诗，我第一个看；我遇到难事，你雪中送炭”的朋友。

孙捷写诗，满翰林院的人都夸，但只有董志文会说“第三句不好，换一个典”。

孙捷觉得改了更好听，果然脍炙人口。

孙捷夸董志文，董志文憨憨地笑：“我娘小时候教过我。她没读过书，但会唱很多歌谣。歌谣就是诗。”

孙捷请的是酒楼里的黄酒和酱牛肉，董志文请的是自己做的疙瘩汤和腌萝卜。

孙捷吃了三碗疙瘩汤，说：“董兄，你做的疙瘩汤比我家的厨子做得好。”

董志文笑了：“你家厨子不做疙瘩汤。”

但孙捷喜欢吃疙瘩汤，董志文也不觉得疙瘩汤就低人一等。

他从小就吃他娘做的疙瘩汤。

六岁开始，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走二十里路去镇上读书，走二十里路回家。冬天路上有雪，鞋底磨穿了，脚上全是冻疮。

他娘每天晚上给他做疙瘩汤，又给他用热水泡脚，用猪油抹冻疮，把他的脚抱在怀里暖着。

“娘，脚脏。”

“不脏。”

“你骗人。”

“不骗人。我儿子的脚，不脏。”

董志文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寒窗赋》，里面有一句话：“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那是他中了进士以后写的。没有人知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想起的不是借来的书，是烫喉咙的疙瘩汤，和又热又肿的脚。

有娘在，寒窗也有了意义。

董志文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京城。从沂州到京城，走了两个月。

两个月每天都会想到临行那天。

他娘送他到村口，说：“去吧，别惦记家里，中了进士再回来。”

他走了十里路，回头看，她还站在村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风吹得她头发乱糟糟的。

他喊：“娘，回去吧！”

他娘没动。

孙捷说：“董兄，你一定会接你娘来的。”

“嗯。”董志文低下头，“等我攒够了钱。”

*

永平十七年，董志文变了。

不是突然变的，是一点一点变的。像一条河，慢慢改道，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流到了另一个方向。

那年春天，董志文开始有钱了。

他换了衣裳，从粗布换成了细布，后来又换成了绸缎。他搬了家，从街西头的小屋搬到了街中间的一个小院子，两间房，带一个小厨房。他开始请客，在酒楼里摆席，点最好的菜，喝最好的酒。

孙捷问过一次：“志文，你哪来的银子？”

董志文说：“茶叶生意赚的。”

孙捷愣了一下，没有追问。

朋友不想说的事，他不问。这是他从小受的教养。

“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问出处，不问来路。”

董志文请他喝酒，他去了。请他吃饭，他去了。送他茶叶、砚台、书，他收了。他没有问，没有推，没有多想。

不是不想，是不敢。

他怕知道答案以后，就再也无法跟董志文坐在一起喝酒了。

*

永平十七年腊月，下大雪，董志文的娘一个人在家，想着儿子要回来，得把屋子收拾干净。她爬上梯子擦房梁，梯子滑了，她摔下来，后脑勺磕在门槛上。

村里人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凉了。手里还攥着抹布。

孙捷陪他回了沂州。

灶台上搁着半个馒头，用布包着，已经硬得像石头。锅里温着一碗汤，早就凉了，上面结了一层油。炕上的被褥拆洗过，叠得整整齐齐。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干干净净。

她要等人回来过年。

她没有等到。

董志文站在灶台前，把那半个馒头拿起来，放进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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