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人进铺子的时候，沈约闻到一股浓重的脂粉味，但闻着并不廉价，粉质细腻，带着茉莉花的底香。进门的人四十出头，穿一件石青色的褙子，领口别了一朵绢花，绢花的花瓣卷得很紧，是手工拧的。她走路的时候裙摆不晃，脚步稳得像在量尺寸。
她自报家门：姓温，东市的媒人。做了十五年。长安城东半边的婚事，从平康坊到崇仁坊，她牵了不下三百对。沈约后来才知道“温媒婆”在东市的名声比崔娘子在西市的还大，区别是崔娘子靠豆腐，温媒婆靠舌头。
温媒婆的对手叫孙四娘，也是东市的媒人。两个人从五年前开始在同一片地盘上抢客户。沈约问是什么纠纷。温媒婆说了两个字：“偷册。”
“什么册？”
温媒婆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布卷，解开布，里面是一本巴掌大的册子，封面用蓝布裱的，被翻得起了毛边。她把册子打开给沈约看。每一页上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年纪、住址、家境、长相特征。有的页底下还注了一行小字“此人脾气急，配性缓者为宜”或者“家有老母，须寻能侍者”。册子写了大约七八十页。
“这是我十五年的底册。每一个来找我说亲的人，我都记在这上面。谁配谁、配过几次、成没成、为什么没成，全在这里面。”
沈约翻了几页，每一笔都写得清楚，注释很详细，有的人条目下面注了三四行，写着“此人已于开元十四年成亲”、“此人母丧守孝中勿扰”之类的更新信息。
“孙四娘怎么了？”
“去年冬天她的人从我这里偷走了这本册子的抄本。”
“怎么偷的？”
温媒婆的脸色沉了一下，她下颌绷了一下，绢花在领口微微发颤。“我以前有个帮手，姓刘，跟了我三年。去年她去了孙四娘那里，她走的时候把我这本底册抄了一份带走了。”
沈约把册子合上。“你怎么知道她抄了？。”
“因为孙四娘今年接的三个客户——张家、李家、王家，全是我册子上有记录的人。张家的儿子我去年跟他谈过两次没谈成，今年孙四娘直接找上门去了。她连我记的那行注释——此人性急，配性缓者为宜，都用上了。她给张家儿子配的那个姑娘，就是性格最温吞的那种。”
沈约开始理这件事。温媒婆觉得自己被偷了，但偷的是什么？名册上的信息不是财物，不能按《贼盗律》论。名册本身，也是就那本蓝布封面的小册子还在温媒婆手里，刘氏抄的是一份副本，原件没有丢。
那这算什么？偷了信息，但没偷东西。
她想起法学院讨论过的“商业秘密”概念。在现代法里，客户名单属于商业秘密，未经授权使用就是侵权。但唐律里没有“商业秘密”这个概念。唐律管的是有形的东西，偷了钱、偷了物、偷了文书。无形的信息不在保护范围内。
“你有没有跟刘氏签过什么文书？比如契约、雇工文书之类的。”
温媒婆想了想。“签过，三年前她来的时候我找坊正做了见证，写了一份雇契。雇契上写了月钱、做什么活、多久一签。”
“雇契上有没有写她不能把你的底册带走、不能抄录？”
温媒婆摇头。“谁会写这种东西。她跟了我三年，我信她。”
沈约把册子推回去。这个案子如果走“偷窃”的路，走不通，没有偷有形财物。如果走“欺诈”的路，也不对，刘氏没有骗温媒婆，只是抄了册子走了。
她把法条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杂律》、《户婚律》、《贼盗律》，没有直接对应的条文。
然后她想到了一条。
《杂律》里有一条：“诸受人财物而为人请求者，坐赃论。”本意是反请托的。她想过能不能往这条上靠，受雇、受托、违信。可靠不上：刘氏没有受温媒婆的财去替谁请求，她是受雇之后把册子抄了带走。律里管得了受寄、违契、负债，管的都是有形的钱物，没有一条正对着“把东家的底册抄给对手”。
沈约搁下笔，想了一会儿。
“硬要告，也告得动，但不好判。”她对温媒婆说，“律里没有一条正对着偷册子这种事，你告到县衙，县官看了也头疼。”
温媒婆把绢花从领口摘下来，在手里转了两圈，又别回去了。“那怎么办！你是说我就认了？”
“不是认了，是换一条路。你不告刘氏，你告孙四娘。”
“告她什么？”
“告她‘冒名揽客’。”沈约拿起笔。“孙四娘用你的底册信息去招揽客户，客户以为她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其实她了解的全是你的记录。张家的儿子以为孙四娘是自己做了功课才知道他脾气急，其实孙四娘读的是你的笔记。她用你的信息，装成自己的本事。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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