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之前我想和玛莎好好聊一聊，把过去这几个月受到的不公都告诉她，这样离开后至少这个地方还有人知道在我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想想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见到玛莎了，最后一次谈话我希望能够和她面对面而不是在电话里，现在是下午两点二十分，我不确定她今天是三点还是三点半下班，不过反正我现在有的是时间，于是决定去幼儿园门口等她。
把车开到教堂对面等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陆续看见一些家长来接孩子，快三点半玛丽安和小班一位老师一起从幼儿园出来，然后坐上那个老师的车走了，这些人私下的关系平时还真是看不出来。
三点半过几分钟玛莎出现了，我连忙下车过马路叫住她：“玛莎，我一直在等你，我要离开这里了，想在临走之前和你聊聊。”
“发生了什么？” 玛莎惊讶地问，又指一指马路对面，“走，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说。”
我们来到马路对面一栋建筑后面的一张长椅上坐下，然后我将这几个月以来所经受的种种畅快淋漓地一股脑向玛莎倾诉出来，她耐心和善充满同情地整整听我讲了两个小时，我很感激，因为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在这种时候任何出谋划策、同仇敌忾、批评建议都无法减轻我的痛苦，只有耐心善意的倾听才是对我来说最好的良药。
当终于说完我才渐渐感受到自由的来临，对玛莎说：“我只是希望在这里至少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在我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许多时候当我忍受不下去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会想，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玛莎会怎么做？”
玛莎温和地笑笑，对我说：“我会做你的推荐人。”
和玛莎相拥告别，上了车没有调头而是一直朝前开，绕远路走了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回家，如今这所幼儿园于我已经成了一场噩梦，连教堂那黑漆漆的建筑和拱门在我眼里都像是一只张着大口的怪兽，仿佛随时会将人吞噬，即便从门前经过也会令我感到心惊胆战，难以面对。
迫切地想要结束这场噩梦，回家后从网上抄了一封公式化的辞职信告知沙文我找到了新工作，然后鼓足勇气按下发送键，没想到邮件却因为对方邮箱已满被弹回来，我又想把邮件转发给邦狄，却鬼使神差地怎么也找不到印有幼儿园教职工联系方式的那张纸。
我不禁开始疑虑，难道今天不该发这封辞职信？翻出员工手册仔细查看，发现上面规定员工辞职须提前两周通知学校并进行一次离职问答，真没想到这么一个不正规的弹丸之地却有这许多名堂，把人限制得死死的，还好刚才没能成功发出辞职信，否则不知道又会被沙文抓住什么把柄大做文章。
上网查询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立即辞职，找到一条“因为工作压力影响精神健康”倒是符合我目前的状况，于是以此为理由修改了辞职信，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精神是否健康早已不由自己说了算，而是医生说了才算，美国医生对此会如何测评我完全不了解，如果沙文较起真来还真是件麻烦事。
又继续搜索员工辞职是否一定要参加离职问答——现在沙文已经成了我的心理阴影，我实在不想再见到她。看了网上的各种信息，有说离职问答并非法律要求，但最好能参加就参加，否则可能会影响到临走时的工资和福利，对此我倒是根本不在意；但又有专业人士建议离职问答尽量能避则避，因为问答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员工签署表示对公司满意的文件，好让公司免责，而在此过程中员工所说的任何对公司不利的话将来都可能会反作用于员工本人，更糟的是，如果员工手册里有离职问答的要求，员工就必须参加——唉，看来离职问答就是一个坑啊，真没想到，我现在什么都不求，只求立刻离开那个鬼地方都没那么容易。
最终我决定先拖一拖，熬到第二天早上给邦狄打电话说病得很厉害，星期五不能去上班，星期一要去看医生，邦狄倒没多问，对我说话的语气也比上次请病假时和缓了许多。
傍晚玛莎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彦岚，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一声，昨天我们道别的时候被人看见并报告给了沙文，今天沙文把我叫去办公室，问我昨天下午五点半是否和你在一起，因为你两点就离开了。”
我大吃一惊：“啊？那沙文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玛莎语气轻松：“我对她说‘无可奉告’，她见我不说话也无可奈何，只好让我走了。”
我歉疚地说：“真是抱歉，连累你了。”
玛莎连忙安慰我：“噢，没关系，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好心里有个数。”
挂上电话我感到一阵反胃，又觉得荒谬，还混合着尚未摆脱沙文掌控的恐惧——这些人是疯了吗？她们以为自己是谁？有什么权力在背后监控我？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谍战剧中，周围布满了密探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向上面告密。
玛莎回答沙文的那句“无可奉告”倒是给了我一个启发，在美国无论别人怎么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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