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30，ICU。
纪委的人走了。门合上，声音很轻，像锁扣咬合。林栖站在床边，没有动。她的右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左手垂在身侧，手指间夹着一份术后超声报告。纸张是80克A4纸，边缘被她捏出了一道折痕，像手术铺巾的折边。
周维仁睁开眼睛。他没有立刻说话。他先看她的手。右手在口袋里，看不到。左手垂着，手指微微蜷曲，像刚放下持针器的手指记忆。他说：“手。”
林栖说：“在。”
“抖了？”
“没有。”
周维仁的嘴角动了一下。向上移动了大约0.5毫米，像手术切口愈合时的轻微收缩。他说：“第27台。”
“是。”
“你看到了。”
林栖从口袋里抽出右手。她拿着术后超声报告，举到灯光下。报告上的图像显示心脏的四腔心切面。右心房里，人工补片的位置清晰可见，涤纶材质的回声比心肌强，像一块嵌在软组织里的金属。补片旁边，是缝合线留下的高回声点，三个，呈三角形排列。
她说：“疤痕。”
“位置。”
“右心房。”林栖说，“房间隔。上腔静脉入口。”
“记录写左心室。”
“是。”
周维仁抬起右手，按了按自己的胸口。按压的深度大约1厘米，像触诊时的力度。他说：“这里。有两颗心脏。”
林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收缩了大约0.5毫米。她说：“什么？”
“我的。和另一颗。”周维仁说，“25年前，我把她的心脏缝在我身上。不是整颗。是三块。右心房。房间隔。上腔静脉。她的细胞，在我的身体里，活了25年。”
林栖想起第27台。想起右心房的疤痕。想起三个线结。想起那个三角形。
她想起她在手术台上看到的：不是肿瘤，是另一颗心脏的残骸。
周维仁停顿了一下。然后说：“25年。她的细胞在生长。在分裂。在变成我的。但基因是她的。线粒体是她的。蛋白质是她的。我的免疫系统，每天都在攻击她。攻击了25年。”
林栖说：“肿瘤。”
“肿瘤。”周维仁说，“免疫排斥的慢性炎症。慢性刺激。细胞增生。增生变成肿瘤。她的细胞，在我的身体里，长成了肿瘤。”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像在报一个病理诊断。没有停顿，没有恐惧，没有“这是报应”。只有名词。细胞。增生。肿瘤。
林栖看向超声报告。报告的最后一行，病理诊断：“心脏恶性肿瘤，血管肉瘤，结合免疫组化，考虑异体组织来源。”
她说：“异体。”
“异体。”周维仁说，“另一颗心脏。不是移植。是寄生。她寄生了我25年。现在，我把它还给她。”
林栖沉默。沉默持续了五秒。五秒里，心电监护仪发出五下“滴”声。五秒后，她说：“怎么还。”
“死。”周维仁说，“肿瘤切除了。但细胞还在。血液里。骨髓里。淋巴里。我活不过三个月。三个月里，她的细胞会找到新的地方，重新长出来。”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这就是寄生。她寄生了我二十五年。现在，我把它还给她。”
他看着林栖。看了三秒。三秒后，他说：“你终于看到了。”
林栖说：“我看到了什么？”
“另一颗心脏。”周维仁说，“不是肿瘤。是真相。是你一直在找的真相。”
他抬起手，指向自己的胸口。手指是瘦的，关节突出，像一棵被抽干了水分的树。他说：“真相在这里。不在档案里。不在记录里。不在纪委的本子里。在这里。在我的心脏上。在疤痕里。在线结里。在另一颗心脏的细胞里。”
林栖的右手在报告上轻轻敲击了一下。一、二。两下。像手术中监护仪报警前的预报警。她说：“第28台。”
周维仁的手放下。他说：“是。”
“你躺上去。”
“我躺上去。”
“纪委在观摩室。”
“在。”
“玻璃后面。”
“是。”
林栖把超声报告折好，对折，再对折。她放进白大褂口袋。她说：“手。”
“手。”周维仁说。
“还稳？”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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