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1:15，心外科医生办公室。
林栖坐在电脑前。屏幕的光是冷的，蓝白色，像无影灯的色温。她用左手握鼠标，右手放在桌面上，手指自然张开，像五根被拆散的缝合针。桌面上摊着六样东西：六张照片，从左到右排列；一份术后超声报告，折叠成三折；一张脑电图复印件，边缘有周维仁的钢笔字迹；一份1999年的手术记录打印件，从系统里调出的，上面写着“左心室移植”；还有一张A4纸，她自己的，28个数字，27个划掉。
她打开医院内网。历史病历系统。输入日期：1999年11月17日。手术科室：心脏外科。手术名称：紧急心脏移植。
屏幕刷新。跳出一条记录。患者姓名栏：孙建国。年龄：56岁。性别：男。诊断：扩张型心肌病，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右心房发育不良，上腔静脉异位引流。
她盯着“先天性房间隔缺损”这行字看了五秒。
五秒里，她的右手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节奏是她在手术中数缝合针数的节奏——一、二、三、四、五。五下。五下后，她停下。她不需要再数了。这个诊断，说明了一切。
她点击“供体信息”标签。屏幕显示：供体编号：19991117001。性别：女。年龄：24岁。死亡原因：车祸致脑干损伤。脑死亡诊断：有。诊断医师：砚国梁。麻醉科主任。
砚国梁。砚山的父亲。
她用手机拍下屏幕。拍照的声音很轻，像手术中器械护士递器械时的手指轻叩。她关闭系统，打开另一个窗口：医院人事档案查询。权限已被赵主任恢复。她输入“砚国梁”。
屏幕显示：砚国梁，男，1962年生，1990年入职麻醉科，1995年任麻醉科主任。2002年11月15日，因“药物过量”身亡。死亡证明签署人：陈牧野。
她看着“2002年11月15日”这个日期。看了三秒。
2002年。1999年手术后第三年。11月15日。距离手术纪念日差两天。
差两天。他等到了第三年。但没有等到第三年的纪念日。
她关闭人事档案。打开第三个窗口：医院死亡记录系统。输入“19991117001”。供体编号。
屏幕显示：死亡时间：1999年11月17日，凌晨3:45。死亡地点：本院ICU。死亡原因：脑干功能衰竭。尸检：未进行。遗体处理：火化。家属签字：空白。
家属签字栏是空白的。没有名字。没有日期。没有“同意捐献”或“同意器官获取”。只有一行打印字：“经治医师确认，家属口头同意。”经治医师：陈牧野。
林栖的左手在鼠标上收紧了。塑料鼠标壳发出轻微的挤压声，像手术手套被撑到极限时的摩擦声。她说：“口头。”
两个字。没有主语。没有谓语。只有名词和形容词。像手术中确认一个异常数据：“血压低。”“出血多。”“口头。”
她起身。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尖锐的噪音。她走到窗前。窗外是医院的后院，银杏树的树枝在秋天的天空下是黑色的，像被丢弃的血管造影图像。她看着树枝，看了十秒。
十秒里，她想起周维仁的话。想起“另一颗心脏”。想起“寄生”。想起“还给她”。
但还有一颗。另一颗。没有被“还”的那一颗。
她转身，走回桌前。她用左手拿起1999年的手术记录打印件。右手没有参与。左手捏住纸的边缘，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直角，像持针器夹住缝针的角度。她看记录上的字：“手术方式：左心室移植。供体心脏与受体左心房、左心室、主动脉、肺动脉吻合。”
她放下记录。用左手拿起第一张照片：右心房壁的疤痕。第二张照片：房间隔的缺损。第三张照片：上腔静脉入口的线结。三张照片，呈三角形排列，像三个吻合口。
左心室移植，不需要打开右心房。不需要切开房间隔。不需要分离上腔静脉入口。
但疤痕在右心房。在房间隔。在上腔静脉。
她拿起第四张照片：肿瘤。15克。灰白色。第五张照片：三道疤痕的相对位置。三角形。第六张照片：线结的高清特写。聚丙烯。4-0。
她用左手把六张照片按顺序叠好。动作很慢，像手术结束后的器械清点——每一件都要确认位置。叠好后，她把照片放在手术记录打印件上面。照片覆盖了记录上的“左心室移植”五个字。
她拿起笔。黑色，0.5毫米。左手握笔。她在照片的边缘写字。第一张照片旁边：“摘除。”第二张照片旁边：“右心房。”第三张照片旁边：“房间隔。”第四张照片旁边：“上腔静脉。”第五张照片旁边：“不是移植。”第六张照片旁边：“是拆解。”
她写“拆解”两个字的时候，笔尖在纸面上顿了一下。墨水洇出一个比针头还小的圆斑。圆斑在“解”字的右侧，像一颗不该出现的痣。她看着那个圆斑。看了两秒。然后她用左手拇指，把圆斑抹了一下。墨迹晕开，变得更淡，但没有消失。像手术记录上被橡皮擦过的铅笔痕迹，擦不掉。
她把纸放下。
门开了。砚山走进来。他没有敲门。他径直走到桌前，站在距离桌子大约60厘米的地方。他的眼睛是红的——不是哭，是缺觉，结膜充血。但他的瞳孔是固定的，像手术显微镜下的视野。
他看桌上的东西。六张照片。一份记录。一份超声报告。一张脑电图。他看“拆解”两个字。看了三秒。
他说：“拆解。”
林栖说：“是。”
“不是移植。”
“不是。”
“左心室。”砚山说，“记录写左心室。”
“记录写左心室。”林栖说，“但疤痕在右心房。房间隔。上腔静脉。三个部分。摘下来。缝上去。像补胎。不是换胎。”
砚山沉默。沉默持续了五秒。五秒里，办公室里的空调发出持续的嗡鸣，像一台小型的体外循环机。五秒后，他说：“父亲。”
一个字。像手术中确认出血点：“电刀。”
林栖说：“签署了。”
“签署了。”
“脑死亡。”
“脑死亡。”林栖说，“但脑电图有自主电活动。2到3赫兹。80微伏。尖波。不是脑死亡。”
砚山的右手在桌面上握成了拳。指节发白，指甲陷进掌心。他感觉到了疼痛——不是指甲的锐痛，是握拳时关节的钝痛，像关节腔里的滑液被抽走了一半。他松开拳头。他说：“为什么签。”
“信任。”林栖说，“周维仁说的。你父亲信任他。他说脑死亡，你父亲就签。”
砚山说：“信任。”
“信任。”林栖说，“被利用了。”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还有一件事。”
“什么。”
“受体。”林栖说，“孙建国。56岁。扩张型心肌病。但还有四个诊断。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右心房发育不良。上腔静脉异位引流。肺动脉高压。”
她看向砚山。看了两秒。两秒后，她说：“他不能承受全心移植。他的自体右心房必须保留。但他需要新的房间隔。新的上腔静脉入口。新的右心房壁。”
砚山说：“所以摘了三个部分。”
“摘了三个部分。”林栖说，“不是整颗心脏。是拆解。从供体心脏上，拆下右心房、房间隔、上腔静脉。剩下的部分——”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左心室。左心房。主动脉。肺动脉。去了哪里。”
砚山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收缩了大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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