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八年的夏天，才刚进五月，交州就像被人架在火上烤。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天上，从早到晚不挪窝似的，把大地晒得冒烟。空气又热又湿，呼吸之间像有一块湿透的厚布捂在口鼻上，闷得人喘不过气来。顾湘在竹楼二层放了一碗水，不到半天就蒸发得只剩一个碗底。

最先出事的是溪对岸的村子。

那天清晨，顾湘正在药圃里给丹参浇水，听见对岸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她直起腰，手搭在额前遮住阳光，看见一个中年男人从村子里跑出来，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后跟着一群人。男人的脚在田埂上磕磕绊绊地跑，好几次差点摔倒，怀里的孩子一动不动，手脚软塌塌地垂着，像一只破了口的布偶。

顾湘扔下水瓢，跑下溪岸，踩着一块一块的石头跳过去。她的鞋踩进水里，湿透了，但顾不上。

“怎么了？”她跑到男人面前，气喘吁吁地问。

男人把怀里的孩子往她面前一送。是个男孩，大约五六岁，面色潮红得像煮熟的虾，嘴唇干裂起皮，闭着眼睛，呼吸又浅又快。顾湘伸手一探——烫！额头像一块刚出炉的铁，烫得她指尖一缩。

“什么时候开始烧的？”她问，手已经搭上了孩子的脉搏。脉搏细数，像一根绷到极限的琴弦，随时会断。

“昨天夜里。”男人的声音在发抖，“半夜开始烧，早上起来就不行了，叫不醒，怎么叫都叫不醒……”

顾湘翻开孩子的眼皮。巩膜没有黄染，但结膜充血严重，整个眼白都是红的，像兔子眼睛。她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症状她在现代见过，在医学课本上见过，在感染科的实习日记里写过。

“跟我来。”她一把抱起孩子，转身就跑。

顾湘跑过溪上的石头，抱着孩子冲上竹楼，冲进诊室。

“华佗！登革热！”

华佗看了看孩子的脸色，摸了摸脉，翻了翻眼皮。

“登革热。”他的声音很沉，和顾湘的判断一样，“热毒入血，伤了营分。用犀角地黄汤加减——水牛角、生地黄、赤芍、牡丹皮。加金银花、连翘、大青叶。”

顾湘转身去抓药。她的手很稳，但心在跳。登革热不像疟疾，没有特效药，全靠对症支持治疗。退热、补液、止痛——这三样在现代很容易做到，有输液泵，有退烧药，有监护仪。但在这里，只有她和华佗的两双手。

没有输液泵，她就用盐和糖自己配口服补液盐——一碗水，一小撮盐，一勺麦芽糖浆，搅匀了，一勺一勺地喂给孩子。孩子昏迷着，不会吞咽，她就用竹管撬开孩子的嘴，把药液顺着嘴角一点一点地灌进去，灌一勺，停一下，等孩子咽下去，再灌下一勺。一勺一勺地喂，一碗药喂了半个时辰。

没有退烧药，她就用冷布巾给孩子擦身体。额头、脖子、腋下、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经过的地方，每一处都反复擦拭。布巾凉了就再浸一次水，拧干了再擦。一遍一遍地擦，擦到第五遍的时候，孩子的体温终于从烫手变成了温热。

华佗在旁边用针刺缓解孩子的头痛和呕吐。他在孩子的合谷、曲池、大椎、十宣穴上各扎了一针，手法又快又准，银针刺入皮肤的时候，孩子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不是不疼，而是烧得太深，连疼都感觉不到了。

扎完针，华佗退后一步，看着孩子的脸，沉默了很久。

“这个孩子的命，”他说，声音很轻，“看今天晚上了。”

当天下午，又来了三个病人。症状和第一个孩子一模一样——高热、头痛、呕吐、全身皮疹。第二天，来了十几个。第三天，来了三十几个。

瘴疫暴发了。

交州当地人管这叫“瘴气病”，说是山林里的毒气跑出来害人。村里的老人在路口烧纸钱、撒米、念咒，请山神保佑。但纸钱烧了一堆，米撒了一地，咒念念了三天三夜，病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顾湘站在竹楼的走廊上，看着棚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的病人，咬紧了嘴唇。

她知道登革热由蚊子传播。交州的气候湿热，蚊子多得能遮天蔽日，尤其是雨后，蚊子成团成团地在空中飞舞，像一团团黑色的烟雾。她之前教过当地人防蚊——用蚊帐、填积水、熏艾草。但交州太大了，村子太多了，又总有人嫌麻烦，还有人怀疑“蚊子那么小，能害人？”

顾湘告诉华佗：“病人集中住在一起，用蚊帐隔开。病人家里的积水全部清掉，蚊子多的村子要熏艾草。”

华佗点了点头，转身去找村长。

顾湘留在竹楼里，开始布置隔离区。她把竹楼下最大的一个棚子腾出来，专门收治登革热病人。棚子的四周挂满了蚊帐——不是每个人一顶，而是把整个棚子用蚊帐围起来，像一个大笼子。她用艾草和苍术在棚子里熏了一遍，烟雾浓得呛人，熏得她自己眼泪直流，但蚊子确实跑了。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每一件都急迫，每一件都繁琐，每一件都关乎生死。

她要给每一个病人做口服补液盐。没有量杯，没有天平，她就用最笨的办法——尝。盐放多了太咸，糖放多了太甜，她要尝到“微微咸、微微甜、喝起来不恶心”的程度才算合格。尝了十几遍，舌头都麻了，她终于找到了那个比例——一碗水，拇指和食指捏一小撮盐，一勺麦芽糖浆。她把这个比例教给村长，让村长带着几个手脚麻利的妇人帮忙配制。

她教村民给每一个病人物理降温。冷布巾擦身体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但也是最费人工的方法。

她要观察每一个病人的病情变化。登革热最危险的不是高热，而是出血——牙龈出血、鼻出血、消化道出血，严重的时候内脏出血，病人会在几个小时内死亡。她要盯着每一个病人的牙龈、鼻腔、皮肤，看有没有出血点，看有没有瘀斑，看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黑。三十个病人，她每隔一个时辰就要全部检查一遍，一圈走下来，半个时辰就过去了，歇一口气，再走下一圈。

华佗负责的是针刺缓解症状。登革热病人的头痛剧烈得像有人用锤子在砸太阳穴，呕吐频繁得连水都喝不下去。华佗在病人的合谷、太冲、内关、足三里上扎针，行针的时候手法轻柔，捻转的角度小、频率慢，像在安抚一群受惊的马。扎完针，大部分病人的头痛会缓解，呕吐会减少，虽然不能根治，但至少能让他们喝得下补液盐。

两个人的配合，比在谯县的时候更默契了。

顾湘看了一眼病人的舌苔，华佗就知道该用什么方子。华佗扎完针，手一伸，顾湘就把消毒好的银针递过去。不需要说话，不需要眼神，甚至不需要在同一间屋子里——顾湘在棚子东头给病人补液，华佗在棚子西头给病人扎针，但他们的节奏是同步的，像两个乐手在演奏同一首曲子，一个拉弦，一个拨弦，合在一起，天衣无缝。

第一个孩子是在入院的第二天晚上退烧的。

那天夜里，顾湘守在孩子的床边。她坐在竹凳上，膝盖上放着一盆凉水，手边的布巾已经换了十几条。孩子的呼吸从急促变得平缓，面色从潮红变成正常的肤色，额头的温度从烫手变成温热，再到微微发凉。她用手试了试孩子的额头——不烫了。

第三天，孩子的眼睛睁开了。

第四天，孩子的烧退了之后，身上开始出皮疹。

第五天，孩子能下床了。他站在棚子门口，阳光照在他身上，他的影子短短的，缩在脚底下。他回过头，看了顾湘一眼，然后跑出去，跑过溪上的石头，跑回对岸的村子。

顾湘站在竹楼的走廊上，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消失在田埂的尽头。然后转身，走进棚子，走向下一个病人。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竹楼下面的棚子里住了四十多个病人。

棚子不够用，就在空地上搭帐篷。竹子做骨架，芭蕉叶做屋顶，草席铺在地上当床。病人一个挨着一个，中间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顾湘要从过道里挤过去，侧着身子，生怕碰到病人的脚。

空气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汗水的酸臭、药汁的苦涩、艾草燃烧后的焦香，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属于疾病本身的、令人不安的气息。病人的呻吟声此起彼伏，有的在喊疼，有的在喊渴，有的在喊娘，有的什么也不喊，只是闭着眼睛，嘴唇微微翕动着。

顾湘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不是不困，是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病人——高热不退的孩子、呕血不止的老人、抽搐昏迷的壮汉。

华佗睡得比她更少，白天看病，晚上写书，后半夜还要起来巡视病人。

顾湘在旁边的竹凳上坐下来，看着华佗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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