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鲁德到岗第三个月，在分诊台前已经不再需要刻意回忆标准流程——红色标签和黄色标签之间的那条线，她闭着眼睛也能划出来。
伦纳军士长在走廊尽头看她处理完一批伤员后不再点头，而是直接把最难缠的病例推到她这边来。
过去的三个月里，她的加密文件夹积累了六百多份病例观察。
那两名在海姆达尔号事件中死于气道梗阻的伤员，她至今还记得他们被贴上黑色标签之前最后的样子。
伦纳给她的三个月原始转运记录，和她的临床观察交叉比对之后，一张清晰的模式图已经浮出水面。
但她还需要更多。
6月14日，机会以一种没有人预料到的方式降临。
当天下午三时许，第三接收区的紧急通讯屏同时跳出两条红色预警。
第一条：帝国巡洋舰“洛基号”在扇区5-2触发叛军舰队布设的机雷群，舰体舯部严重受损，预计伤员四十人以上。
第二条——在伦纳还没来得及骂出那句“又来”的时候——叛军一艘驱逐舰在同一扇区因机雷殉爆波及，幸存者发出通用遇险信号并明确表示无条件投降，请求救援。
帝国舰队按惯例不主动救援叛乱军弃舰，但当时正在附近执行搜救的帝国医疗舰“埃伊尔号”在未获得上级明确指令的情况下，依据帝国军事法规中关于敌方战斗人员正式投降后应予接收和救治的相关条款，自行决定接收了这批伤员，并在返航途中将双方伤员一并转运至最近的医疗港。
“埃伊尔号。”伦纳烦躁地抓了抓头：“埃伊尔号……行吧，有多少？”
通讯兵盯着屏幕：“帝国兵四十四名，叛乱军十九名。总共六十三人，预计九分钟后到。”
伦纳停住脚步，转过身看着格特鲁德。
两个人对视了大约一秒钟。
“这批叛军伤员怎么处理？”他问。
“按帝国军医条例，”格特鲁德说，“敌军伤员在投降后接受救治时，适用与帝国军相同的分诊标准。”
伦纳皱着眉：“条例是这么写的。”
格特鲁德听懂了他的暗示，但她不打算遵照“惯例”。
“埃伊尔号也是依据条例接收的。从转运舱对接这一刻起，流程上他们就是战俘伤员，不是敌对方。”
伦纳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
六十三名伤员在十七分钟后到达。
一号对接通道的气压门打开，担架队鱼贯而入。
帝国伤员在前，同盟伤员在后，两批担架之间隔了大约三米——不是因为流程规定，只是担架兵本能地拉开了这个距离。
帝国伤员和往常一样：破片伤、烧伤、冲击伤。
同盟的担架队在走廊墙边排成一列。
十九个人，伤情普遍比帝国伤员更重，因为他们的驱逐舰在机雷殉爆中直接破裂，幸存者从破损舱段被救出时已经在真空或近真空环境中暴露过，状况也就更糟糕——辐射、减压伤、冻伤、多发骨折。
一名同盟士兵躺在担架上，左下肢从膝上截断，另一个面部被烧得看不出五官，胸口有一道纵贯腹部的开放性撕裂。
格特鲁德走到同盟伤员队列前，蹲下去检查了左下肢截断的士兵。
她抬头问陪同转运的同盟医务兵：“有舰上病历吗？”
同盟医务兵愣住，显然没预料到帝国军医会直接跟他说话。
顿了大约三秒，他把一个数据板递过来。
数据板外壳裂了一条缝，屏幕还在亮——这是同盟军常用的一种轻便型野战记录终端。
格特鲁德接过来扫了一眼，然后站起来转向伦纳：“这个伤员需要立即手术——止血带超过四小时，再拖下去不只是截肢的问题，会引发败血症。”
伦纳看了一眼伤员身上的同盟军服，又看了一眼格特鲁德。
“他是叛军士兵。”
“他是伤员。红色标签。”
伦纳看了她两秒，然后朝第三手术间方向喊了一声：“腾一张手术台！红色！”
帝国伤员的红色标签还在排队，走廊里几个帝国舰队的担架兵同时把头转了过来。
其中一个中士模样的转运兵皱起眉头，视线落在那个正在被推往手术间的叛军士兵身上，嘴巴张开像是要说什么。
他朝分诊台方向迈了一步，伦纳侧过身，正好挡在他和格特鲁德之间。
“有意见？”伦纳问。
中士看了看伦纳眉骨上的旧伤疤，又看了看伦纳的表情，闭上了嘴。
格特鲁德继续分诊。
同盟伤员逐个通过她的分诊台，她按伤情贴上标签——红色五人，黄色十一人，绿色两人，黑色一人。
黑色标签贴在一名同盟国士兵身上——他的生命体征在转运过程中已经消失。
她在触控面板上记录死亡确认时间，然后让护理兵把担架推往太平间。
走廊里的气氛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内持续紧绷。
帝国转运兵和几个轻伤的帝国士兵站在候诊区边缘，看着同盟伤员被推进帝国的手术间，没有人说话，但下巴都收得很紧。
一个护理兵在递止血钳时小声嘟囔了一句“我们的士兵还在排队”——声音很轻，格特鲁德听到了，但没有回应。
四十分钟后，所有伤员分诊完毕，伦纳又跑出来抓着她进了一间手术室。
当她协助主刀医生完成两台手术走出来时，刚好看见一名绿色标签的年轻同盟士兵在等待区对给他包扎的护理兵说了一句“谢谢”。
护理兵愣了半天没答话，包扎完走回分诊台时表情复杂，像是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当天晚上，格特鲁德在值班日志中记录了整个事件的完整时间线。
写完日志，她在更衣消毒区把手术外罩脱下来丢进回收口，站在洗手台前慢慢洗完手，脑子里过了一遍今天下午所有可能引发后果的节点。
她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不是违反条例，而是严格执行了条例本身。但条例在帝国军医系统里被选择性执行了这么多年，严格的执行本身就是一种冒犯。
三天后，对于这批伤员接收处置的正式意见下来了。
医疗港司令签发的通报同时抄送第三接收区全体军医和护理兵。
标题是《关于6月14日批量伤员分诊流程的核查意见》。
报告前半部分逐条列举了她的“程序违规”——未按惯例优先处理帝国伤员、在帝国伤员尚在排队时占用手术间资源处置叛军伤员、未就分诊方案与值班上级医官提前沟通。
措辞正式且严厉、不容辩驳。
结论部分建议给予书面批评，记入季度考核档案。
她继续往下翻。
报告最后一页的附件栏里有一行不起眼的备注：“鉴于本次事件中采用的按伤情排序方案展现出潜在效率优势，批准第三接收区自即日起对该方案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试行。试行期间，所有分诊数据需单独归档，每月提交分析报告。”
格特鲁德把这句话读了两遍，然后关掉报告，靠在椅背上。
“批评”和“试行”出现在同一份文件里，是官僚体系在面对一件它既无法完全否定又不敢完全肯定的事时，最典型的折中姿态。
正式的通报批评是给所有人看的——它告诉那些不满的转运兵、嘟囔的护理兵和走廊里沉默的帝国士兵：秩序没有被破坏，规则仍然有效；而附件里那一行“批准试行”则是给她的，代表上官认为你做的是对的，但不能明说，你低头认错继续执行就是。
看来医疗港这位上官不是不懂行的酒囊饭袋，处置手段也很稳健——面子要顾，里子也不能丢。
然后她把报告关掉，起身走到走廊尽头接了一杯咖啡。
伦纳从值班室出来，看到她，走过来靠在旁边的墙上：“报告看了？”
“看了。”
“批评加试行——司令官阁下这手玩得挺熟，”伦纳说：“他需要一个理由批评你，也需要一个理由不把你调走。这份报告就是他给自己找的两个理由。”
“我知道。”
“你不生气？”
格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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