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像退潮后的沙滩，留下湿冷的沙子和混乱的贝壳碎片。她听见母亲背过身去，极力压抑却仍泄露出来的哽咽，她想，她应该安慰妈妈，说“别难过，这只是意外”；她听见舅舅每次进来，都会用沙哑的声音重复着“罗罗，舅舅对不起你……”，她想，她应该告诉舅舅“别自责，这只是意外”；她听见姥姥风尘仆仆赶来，先是抱着她心肝肉地哭，接着便毫不留情地痛骂妈妈和舅舅，她想，她应该阻止姥姥，然后轻松地说“姥姥别骂他们啦！这只是个意外！而且等找到配体，我很快就能好啦！”
但是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她被一种透明的、沉重而粘稠的东西紧紧包裹住。这感觉很奇怪——她能清晰地思考，甚至过于清晰：她知道发生了什么，知道接下来要等待移植，知道每个人都很痛苦。但所有这些认知都浮在表面，无法与她深处的某种东西融合。她从未想过“失明”这两个字会和自己产生关联。世界不再是她熟悉的样子，连她自己的身体都变得陌生而不听使唤。她开始拒绝母亲和舅舅的过度看护，固执地尝试着靠自己去摸索，想找回一点“正常生活”的节奏。
结果有点失败。
第一天，她在试图去洗手间时，被垂落的输液管绊住。她本能地一挣——一阵尖锐的疼痛从手背传来，随即是液体滴落的啪嗒声。
第二天，她更加小心地摸索着前进。手在空中试探，脚缓慢地挪动。她以为自己已经避开了所有障碍，却在转身时，膝盖狠狠撞上了陪护椅的铁质扶手。“砰”的一声闷响，她跪倒在地上。
第三天，她掌握了基本的方向感，能自己走到洗手间了。但站在马桶前，她遇到了新的难题：她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位置。第一次，她坐空了，半个屁股磕在马桶边缘，狼狈地扶住墙才没摔倒。第二次、第三次……她需要用手小心地摸索确认，调整角度，缓慢坐下。她在卫生间里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双手死死按住眼眶，好像这样就能把眼泪堵回去。
在又一次踢到桌角后，她带点自嘲地想，我简直就是用身体检验建筑质量，很显然，它们质量合格了，但是人文关怀就是狗屎。她把这个想法讲给家人听，语气带上一点她平时讲笑话时的轻松跳跃。但回应她的，只有更长久的沉默，和更沉重的呼吸声。
几秒钟后，母亲用极其压抑的声音说：“……别这么说，罗罗。”
没有笑。连一丝试图配合的笑意都没有。
不好笑吗？她有点困惑地想，看来我可能真的没什么讲冷笑话的天赋。
这种古怪的压抑氛围，以及她与周遭世界之间那层重新凝固起来的、冰冷的隔膜感，一直持续着。
直到被一声完全失控的嚎哭彻底打破。
是爸爸。菲利克斯·魏丝在得知消息后以最快速度处理好手头事务，飞越了半个地球，带着一身机场的冷风和慕尼黑冬末的寒意，像一阵旋风般冲进了病房。他甚至没来得及看清病房里的其他人，目光直接锁定床上的多贝，然后，这位素来情感丰沛的教授，毫无形象地、像孩子一样放声嚎哭起来。
他扑到床边，一把将多贝紧紧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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