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州城外的山道上仍有未化的残雪。韩伯安骑着一匹青灰色的老马，沿着官道向东行了十余里，随后在一处岔路口转向南边。道路渐渐狭窄，两侧多是冬日荒芜的田地，远处山岭起伏，山脚下散落着几处村庄。同行的还有马承义，以及一名熟悉当地道路的年轻伙计。三人此行并非为了查访旧货栈，而是要寻找一个已经离开陕州多年的脚夫。
那人姓杜，名叫杜三郎，年轻时在陕州城外的货栈附近替人搬运货物、引路带道，后来不知何故突然离乡，先去了洛阳，又辗转到南边的商镇。韩伯安此前查到，他可能就是当年最早传出沈怀安山洪遇难消息的人，更有旧货栈的杂役回忆，沈怀安最后一次离开货栈时，曾雇用一名杜姓年轻向导同行。若这两人确实是同一个人，那么杜三郎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接近沈怀安失踪前的真相。
只是要找到他，并不容易。
韩伯安先前派人去洛阳打听过，得知杜三郎当年曾在一家车马行做短工，后来因欠债与人争执，便跟着一支南下商队离开。车马行旧掌柜早已去世，留下的账册也不完整，只有一名年迈的车夫记得，杜三郎后来似乎在虢州附近落脚，娶了一名当地女子，从此不再常年外出。韩伯安沿着这条线索查了数日，终于从一名往来虢州的货郎口中得知，城外一处村庄里确实有个姓杜的中年男子，左眉尾有一颗黑痣，年轻时曾在陕州做过脚夫。
“若真是他，倒也省了不少周折。”马承义牵着马走在前面，回头说道。
韩伯安却没有显得轻松。
“找到人只是第一步。十多年过去，他愿不愿说实话，还不好讲。”
马承义沉默片刻：“我只想知道，东家当年究竟去了哪里。若他真是遇了山洪，咱们也该找到个亲眼见过的人；若不是，那些年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话，又是谁编出来的？”
韩伯安没有回答，只催马继续前行。
午后，三人终于来到村口。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依山而居，屋顶铺着茅草与青瓦，田间偶尔可见挑水的农人。年轻伙计先去向村民打听，没过多久便回来，说村东头确有一户姓杜的人家，主人平日替人修理车轮和农具，偶尔也去附近集市搬货。
韩伯安没有立即登门，而是在村口一家卖热汤的摊子坐下，向摊主闲谈起附近的车马生意。摊主是个年近六旬的妇人，听说他们想找修车的人，便指着村东说道：“杜家三郎手巧，车轴坏了、轮辋松了，都能修。只是他这人不爱说从前的事，若问他年轻时在哪里做过活，多半不肯细讲。”
“为何？”韩伯安问。
妇人摇头：“谁知道呢。听说早年在外面吃过亏，后来娶妻成家，才安稳下来。倒不是坏人，平日邻里有事，也肯搭把手。”
韩伯安听完，心中略定。他并不希望杜三郎是个穷凶极恶之徒。若对方只是当年被人利用、后来心生畏惧，或许还有机会说出实情。
三人用过热汤，才往村东走去。
杜家院门半掩着，里面传来敲打木料的声音。马承义上前轻轻叩门，过了片刻，一名四十岁上下的男子从屋后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木槌。他身材不高，面容被风霜磨得粗糙，左眉尾果然有一颗黑痣。
“几位找谁？”
韩伯安起身拱手：“敢问可是杜三郎？”
男子打量他们一眼：“是我。几位要修车？”
“不是修车。”韩伯安说道，“我们从陕州来，想向你打听一件旧事。”
杜三郎脸上的神情顿时变了。
他没有立即回答，只将手中的木槌放在门边，目光从韩伯安移到马承义身上，似乎在努力辨认两人的面孔。
“陕州？”他低声重复了一遍，“我早就不在那边做事了。”
韩伯安点头：“知道。我们要问的是贞观十一年春天，沈怀安沈东家的事情。”
杜三郎猛地抬起头。
院中一时安静下来。
过了许久，他才说道：“不认识。”
马承义忍不住上前一步：“杜三郎，你当年就在城外货栈替人带路，怎么会不认识沈东家？”
杜三郎的脸色愈发难看，转身便要关门。
韩伯安连忙拦住马承义，自己退后半步，平静说道：“我们不是官府的人，也不是来寻仇的。沈东家当年失踪，留下家人多年不得安心。如今有人说你曾经陪他走过一段山路，我们只想问清那日发生了什么。你若不愿说，我们不会在村里闹事。”
杜三郎握着门板，手背青筋微微凸起。
“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你可曾亲眼见过沈东家遭遇山洪？”韩伯安问。
杜三郎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出声。
韩伯安看着他，缓缓说道：“若你亲眼见过，便请告诉我们在哪里、何时发生；若没有见过，也请说一句没有。我们不会逼你替任何人作证。”
杜三郎沉默良久，最终将门重新打开。
“进来吧。”
院中只有两间土屋和一处简陋的棚子，墙边堆着修车用的木料，屋檐下挂着几件洗净的旧衣。杜三郎的妻子从屋里探出头来，见来了陌生客人，神情有些疑惑。杜三郎低声让她去邻家借些热水，又嘱咐孩子到屋后玩耍，待院中只剩几名男子，才将他们领进正屋。
韩伯安没有急着拿出旧账，而是先说了沈怀安当年的情况。沈家商队在贞观十一年春途经陕州，沈怀安离队后失去音讯，后来有人传出他在山洪中遇难，商队派人寻找，只找到几件带有沈家记号的旧物，却始终没有见到遗体。沈家人多年以为他死于意外，如今重新查访，才发现当年许多说法并无确切来源。
杜三郎坐在矮凳上，始终低着头。
待韩伯安说完，他才问道：“你们为何现在又查？”
“因为有人在河西找到了与沈东家有关的旧账。”韩伯安答道，“也因为当年那些说法彼此对不上。沈东家究竟是死是活，我们不能凭传闻定论。”
杜三郎抬头看了他一眼，声音沙哑：“你们若早些来找我，或许我也不敢说。如今过去这么多年，我只盼着一家人安安稳稳过日子。”
马承义听出他话中有意松动，连忙说道：“我们不会连累你的家人。”
韩伯安却没有轻易许诺，只说道：“我们会尽量谨慎，但若你说的事情牵涉人命，往后未必永远无人知晓。你可以先想清楚，再决定告诉我们多少。”
杜三郎望着屋角的一只旧竹筐，沉默了很久。
“那年春天，我确实替沈东家带过路。”
马承义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杜三郎继续说道：“那时我在城外货栈做脚夫，平日替客商搬货、牵马，有人愿意出钱，也会领他们走附近的山路。沈东家到货栈之后，曾向掌柜借过一张旧驿道的图。后来有人找到我，说有位客商要去山里见人，需要一个熟悉道路的向导。”
“找你的人是谁？”韩伯安问。
“一个会说汉话的胡客。”杜三郎答道，“年纪大约三十多岁，穿得像寻常商人，左手戴着皮护腕。我只记得他给钱很爽快，先付了一半，剩下一半说等回来再给。”
韩伯安与马承义对视一眼，却没有打断。
“第二日天未亮，我便在货栈门口等着。沈东家出来时，身边没有商队伙计，只牵着一匹马，带着一个普通包袱。他问我认不认得通往南边旧驿道的路，我说认得，便领着他出城。”
“走了多远？”韩伯安问。
“大约十来里。”杜三郎说道，“先沿着官道走，后来拐进山脚下的小路。那条路平日少有人走，只有附近村民偶尔进山砍柴。到了山口，沈东家让我停下，说后面的路他自己能走。”
“他是独自继续往前的？”
杜三郎点头：“是。他给了我一些钱，又问附近若下大雨，哪条路容易涨水。我告诉他山里有几处沟谷，春天融雪时也会积水，若遇暴雨，最好不要往低处走。他听完便谢过我，让我回去。”
韩伯安皱眉：“你没有陪他进山？”
“没有。”
“那你后来可曾再见过他？”
杜三郎的脸色渐渐发白。
“没有。”
屋内一时沉默。
马承义忍不住问道：“既然你没有再见过沈东家，为何后来有人说，你亲眼看见他被山洪冲走？”
杜三郎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惊惧。
“我没有说过亲眼看见！”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随即又意识到屋外可能有人听见，连忙压低了声音。
“我从来没有说过亲眼看见他被冲走。我只说听人讲，山里发了洪水，有个外地商人可能遭了难。”
韩伯安缓缓问道：“这话是谁让你说的？”
杜三郎双手紧紧攥在一起。
过了许久，他才说道：“是那个胡客。”
“左手戴皮护腕的人？”
“不是。”杜三郎摇头，“后来来找我的，是另一个人。也是胡人，年纪年轻些，汉话说得不太利索。他在沈东家进山后的第二日晚上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替沈东家带过路。我说是，他便给了我一袋钱，让我去货栈附近告诉几个脚夫，说山里发了洪水，沈东家可能遇难。”
韩伯安盯着他：“你就这样答应了？”
杜三郎低下头。
“我那时欠着赌债，手里没钱。他给的那袋钱，比我平日做几个月脚夫挣的还多。我问他怎么知道沈东家出了事，他说有人在山里见着了沈家的货物，还说若我不肯传话，自会有人替我去说。”
“他有没有给你看过那些货物？”
“没有。”
“你亲眼见过山洪吗？”
“没有。”杜三郎的声音更低了，“那几日山里确实下过雨，后来也听说有几处沟谷涨了水，可我没有亲眼见过沈东家遇难。”
韩伯安缓缓闭了闭眼。
他追查多年，最想找到的便是一个亲眼见过沈怀安遭遇山洪的人。如今终于找到当年最早传播死讯的脚夫，却听见对方承认，那不过是有人出钱让他散布的传闻。
“那你为何后来离开陕州？”马承义问。
杜三郎苦笑一声。
“因为我害怕。”
他抬起头，眼中带着明显的悔意。
“起初我只当是替人传一句话，拿了钱便算完事。可后来商队的人真的去山里找沈东家，找了几日也没找到人，只捡回几件带着沈家记号的东西。我这才觉得不对。若沈东家真被洪水冲走，为何那胡客比旁人更早知道？若他没有遇难，那些人又为何要我到处说他死了？”
杜三郎停顿片刻，继续说道：“我后来想去找那个胡客问清楚，却发现他已经离开货栈。又过了几日，有人夜里在我住处门口放了一把短刀，刀下压着一张纸，上面只写着两个字，叫我闭嘴。我不识几个字，是请旁人替我看的。”
韩伯安问：“那张纸还在吗？”
杜三郎摇头：“早就烧了。我那时怕得要命，哪里敢留着。”
“短刀呢？”
“也丢进河里了。”
韩伯安没有责怪他，只继续问道：“后来你便去了洛阳？”
“是。”杜三郎点头，“我拿着剩下的钱，先去了洛阳，在车马行做了几个月短工，后来又跟商队往南走。那时只想着离陕州越远越好，谁也不要再提沈东家的事情。”
马承义听完，脸色铁青。
“你可知道，沈东家的家人这些年一直以为他死于山洪？”
杜三郎低着头，许久才说道：“知道。”
“既然知道，为何不肯说？”
“我怕。”杜三郎声音发颤，“我怕那些人找来，也怕沈家人知道我拿钱传话，会以为是我害了沈东家。”
马承义还想再说，韩伯安却伸手拦住了他。
“事情已经过去多年，责骂无益。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当年的经过说清。”
他从袖中取出一张纸，重新问道：“你再仔细想想，给你钱的那个年轻胡人，可有什么特别之处？”
杜三郎皱着眉回忆。
“他身材不高，脸色偏白，右耳垂有一道缺口，像是年轻时被什么东西划伤的。他说汉话时有些生硬，但能听懂我们说什么。那晚他穿着深色袍子，腰间挂着一只小皮囊，给钱时先把袋口解开让我看了看，里面都是碎银和铜钱。”
韩伯安将这些细节逐一记下，又问：“他有没有说过自己受谁差遣？”
“没有。”
“有没有提起沈东家带着什么东西？”
杜三郎想了想，忽然说道：“他倒是问过我，沈东家进山时有没有带着一只木匣。”
韩伯安的笔停住。
“什么样的木匣？”
“他说是狭长的，四角包着铜片。我说没见着，沈东家只带着一个普通包袱。他听完之后，又问我沈东家有没有把什么东西交给旁人，我说不知道。”
马承义忍不住握紧拳头。
此前河西与甘州的证言中，已经多次出现铜角木匣的描述，如今连陕州那个收买脚夫散布死讯的胡人，也在追问同样的东西。若说这些人之间毫无关联，便实在难以解释。
韩伯安却仍然保持着冷静。
“你可曾见过那名左手戴皮护腕的胡客，与后来给你钱的人一同出现？”
杜三郎摇头：“没有。我只知道他们都来过货栈，至于是不是一伙的，我不敢说。”
“你当年带沈东家去的山口，如今还能找到吗？”
“能。”杜三郎点头，“那条旧驿道虽然荒了，可山势没有变，若再去一趟，我应当认得。”
韩伯安沉吟片刻，说道：“我们今日不急着去。你先将所记得的事情写下来，待过几日再找个合适的时机，由你带我们重新走一遍。”
杜三郎脸色一变：“还要回陕州？”
“未必立即回去。”韩伯安说道，“但若要弄清沈东家最后走过的道路，终究需要有人指认地点。你若不愿，我们不会强迫，只是希望你明白，这件事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也关系到他家人多年的牵挂。”
杜三郎沉默许久，最终点了点头。
“我愿意去。只是求几位，不要让村里人知道我当年做过什么。”
韩伯安答应暂时不向外张扬，又让马承义取来纸笔。杜三郎识字不多，便由韩伯安逐句询问、逐句记录，写完之后再念给他听。凡是他不能确定的地方，都特意注明“记忆不清”，没有因为急于得到结论而替他补全。
待证言写完，杜三郎在纸末按下指印，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韩伯安将纸收好，临走前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沈东家当年与你分别时，可有什么异样？”
杜三郎想了许久。
“他没有慌张，也没有催我快走。”他说道，“只是临别时问过一句，若有人来打听他去了哪里，我会怎么回答。”
“你当时怎么说？”
“我说，拿人钱财替人带路，客人的去向不该随便告诉旁人。”
“沈东家呢？”
“他笑了笑，说这样便好。”
杜三郎低下头，声音愈发低沉。
“可我后来还是拿了别人的钱，替人传了他的死讯。”
韩伯安看着他，没有再说什么。
离开杜家之后，三人沿着来路缓缓走出村庄。马承义一路沉默，直到远离村口，才终于忍不住说道：“韩兄，东家果然不是简单遇了山洪。那些人先找人带路，后来又出钱散布死讯，分明是在掩盖什么。”
韩伯安点头：“至少可以确定，所谓沈东家遇难的消息，并非来自亲眼目睹，而是有人刻意让杜三郎传出去的。”
“那不就是有人害了东家？”
“还不能这样说。”韩伯安沉声说道，“我们已经知道有人散布假消息，却还不知道沈东家在山里究竟遭遇了什么。若要认定有人谋害，必须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马承义虽然不甘，却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握着缰绳，过了片刻才问：“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先回陕州，核对那几日的天气、山洪发生的位置，以及沈家货物究竟是谁发现的。”韩伯安说道，“杜三郎的证言十分重要，但若只有他一人说法，仍然容易被人质疑。我们还要找到当年见过那两名胡客的人。”
两人商议之后，决定暂时不将杜三郎带离村庄，只留下一名可靠的伙计在附近照应，若有人陌生人前来打听杜家的情况，便及时传信。韩伯安与马承义则先回陕州，继续查访旧货栈和山洪发生的地点。
当晚，韩伯安将杜三郎的证言誊写成两份，一份随身保管，一份封好送往长安。信中详细说明了杜三郎承认受人收买、散布山洪死讯的经过，并特别注明，他没有亲眼见过沈怀安遇难，也没有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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