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毅行回到帅府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
他没有去东厢。许薇薇今晚住在林晚那里，说是要帮林晚收拾客房，顺便陪她住一晚。
沈毅行知道她在躲什么——她不想在沈毅轩坦白之后，立刻面对他。
他理解她。换作是他，他也会躲。
书房的门在身后合拢，发出一声沉闷的响。他没有开灯，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四月的夜风涌进来，带着桂花树新叶的气息，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泥土腥气。月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在院子里那棵桂花树上投下一层薄薄的银白色光晕，像一层还没来得及落定的霜。
他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窗框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脑子里很乱，乱得像一锅被搅了太多次的粥，各种念头浮上来又沉下去，交错着、纠缠着，谁都不肯先安静下来。
他想起了老三小时候的样子。
沈家三个儿子，沈毅诚是长子，从小被寄予厚望；沈毅行是老二，在父亲面前连坐都不敢坐满椅子；沈毅轩是最小的，也是最不受重视的那个。
不受重视，反倒自由。
他记得沈毅轩十一岁那年，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只受伤的麻雀，翅膀折了，躺在花园的石板路上一颤一颤地喘气。老三蹲在它旁边，用一片梧桐叶把它托起来，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
他那时候正好经过，看见老三蹲在花园里，整个人缩成一小团，像一只正在孵蛋的鸟。
“你干什么呢？”
老三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亮光：“二哥，它受伤了。我想救它。”
他当时觉得老三太傻了。一只麻雀，救活了又怎样？明天被猫叼走，后天被弹弓打下来，迟早是死。
但他没有说出口，只是蹲下来，看了看那只麻雀的翅膀：“折了，接不回去了。”
老三没有放弃。他把麻雀带回房间，用竹签和布条给它做了支架，每天喂水喂米。
那只麻雀活了三天，第三天晚上还是死了。
老三把它埋在花园的桂花树下，用一块小木板做了个墓碑，上面用铅笔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鸟。
那时候他站在窗口，看着老三蹲在桂花树下，心里忽然觉得这个弟弟有点陌生，有点不走寻常路。
沈毅行睁开眼，月光照在窗台上，灰尘在光线里浮动着，像无数细小的星星。
后来老三去了香港学医。他送老三去码头的时候，老三站在船舷边，回过头朝他挥了挥手。
那时候他站在码头上，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
看着那艘船一点一点地变小，变成海面上一个模糊的灰点，最后彻底消失在海天相接的那条线里。
他以为老三会在香港安安稳稳地读完书，当一个医生，过一种跟权力、政治、家族都没有关系的生活。
可现在老三回来了，参加了游行，请愿书上按了血手印，说“国家病了更要治”。
老三不怕被抓，怕的是“被当成乱党处理掉”。
沈毅行的手指在窗框上慢慢收紧。
他想象过老三被抓的画面——手臂被反剪着，押在囚车的铁皮车厢里，脸上有伤，额角在流血。或者更糟，他死在北平的监狱里，像那些他只在档案上读过名字的年轻人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
这个想象让沈毅行的后脊一阵发凉。
“你是我弟弟，我能对自己的弟弟下手？”他对老三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可他心里知道，这句话说出来，就意味着他要在父亲面前撒谎。
父亲今天又发了电报——“申城秩序的整顿，不能再拖了。北平的耐心是有限的，也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沈世昌从来不说“我希望你怎样”，说的是“北平的耐心是有限的”。
沈世昌习惯于把压力包装成客观事实，让沈毅行找不到反驳的落脚点。
你反对不了“北平的耐心”，你也反对不了“父亲的忧虑”。
沈毅行了解父亲。如果把老三的事告诉父亲，父亲会怎么做？
父亲会把老三抓回来，关在帅府的某个房间里。不是为了审老三，是为了保护——保护老三不被北平的人抓走，保护沈家不因为老三的“乱党”身份被牵连。
但关起来之后呢？是把老三留在申城，还是送去更安全的地方？
父亲再冷酷，也不会让亲儿子死，但会让老三活得像一个被折断了翅膀的鸟，关在笼子里，每天有人喂水喂米，却再也飞不起来。
沈毅行忽然想起那棵桂花树下的麻雀。
老三用树枝在泥土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鸟，然后蹲在墓碑前面沉默了很久。
沈毅行想问老三在想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
现在他后悔了。当时应该问的。
如果那时候问了老三在想什么，也许现在就知道老三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模样。会知道他为什么宁愿冒着被抓的风险，也要去参加游行，也要按下那个血手印。
老三说“学医只是医人，现在是国家病了，更要治”。
沈毅行没有反驳，因为在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老三说的是对的。他没有立场反驳一个“对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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