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义是在傍晚的时候，观察了方好一天之后，才把这件事一点一点告诉方好的。
这一整天，方好都魂不守舍的。
这种事情张正义实在是不擅长，她真是想让小王来替她做，可是她到底也还是有些自责，所以硬着头皮还是决定亲自去劝慰一下方好。张着嘴顿了半天，张正义一开口就直接给了结论。
“你别太难过了，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干巴巴的。
这个叫高勇的人并不是什么跨省流窜的邪｜教头目，更不是什么精心策划了这起纵｜火事件的有前科的犯罪分子——当然，他确实也一直在做违法乱纪的勾当。
他文化水平不高，却并非是客观不可抗力导致。根据传过来的资料显示，他家里就是普通人家，算不上好也远远不至于让一个小男孩读不了书。
是他自己从小学的时候就在学校偷鸡摸狗、霸凌同学，一点正事都不干，理所应当地只是混完义务教育就辍了学。他家人也不太管他，只要他能活着就行，反正他搞这些欺负人的事，倒让他小小年纪就赚了“第一桶金”。不伸手往家里要钱的话，他家人还真是纯粹把他当成散养的小畜生来对待。
做了几年在他老家的各个小学附近游蹿以敲诈小小孩的不良营生之后，和高勇一起混的人都各自进厂打工或工地搬砖，活得开始有个人样，只有他习惯了不劳而获所以完全无法找个正经事去做。
他想着大不了重新组一队混子班，可是他年纪大了（虽然也就是二十出头），那些混子青少年就不太服他——要比不要命，还得是未成年。
高勇只好算计着想找些可以单干的“活儿”。只是他自己一个男的，网上把自己描述得再狂，到底现实中还是没法和别人硬碰硬，连抢劫都做不了。
这么个孬人，就继续选择欺诈，只不过，是在乡镇、城乡结合部还有医院周边去当“神棍”。
他现有的知识大多都是从看了几个讲解各个宗教经典的速读视频里学来的，问多了也就不懂了，于是逢人便讲几句“上帝”“救赎”“命中注定”之类的，先把自己的气势给打出来。
仅仅只是虚假传教骗个香火钱的话，说白了也就是换个花样乞讨，还不至于称得上是坏得掉渣‘；但这高勇缺就缺德在，他只挑日子过得已经格外困苦的人。
说到这里，张正义把自己说生气了，被安慰的方好只好起身去给她倒了杯热水，泡了点之前那位流星雨同学送给雏菊的可可粉。
一小袋可可粉，还是刘同学之前的同学从国外寄来的，也不知道这孩子为什么这么好，居然还想到了雏菊和方好，想让她们也尝尝。
对方好来说，这还真是好喝，格外的香醇，泡牛奶或者冲速溶咖啡简直是绝配。但张正义可喝不来这个，苦得她直龇牙。不过这么一打岔，张正义也是缓和了一下情绪，清清嗓子继续讲。
高勇只挑穷人，尤其是病得几乎看不到希望的穷人。每每赚到一点点钱，就得立刻拿去买药，这样的病人大多既怕死，又不想活着。苦啊，可是怎么办呢？没有人能站出来救救她们。
这个时候，该死的高勇就搞点那种廉价处理的花，趁着医护不注意，跑进病房里说是这东西可以“祈福和化灾”。他拉着病人和病人亲属的手，热泪盈眶地一起高歌上几曲，这样的氛围之下，本就绝望的病人们几乎没有不动容的。他再收个几十块的“香火钱”——当然，是拿花换的。
高勇这类人，在很多地方并不罕见。不过真正靠这个发财的几乎没有，因为但凡总金额搞得大一些、再持续一些，就会变成会被严格处理的重罪。这些鬼精的烂人，就这样靠着信息不对称和可怜人的脆弱，东骗一点西骗一点，空手套白狼，居然过得还不错。
只是近年来反诈宣传铺天盖地，医院和社区的管理也越来越严格，高勇这样的“生意”其实已经很难做下去。他靠着零散的施舍和偶尔的“香火费”，过着一天不如一天的日子。
当他的母父渐渐衰老，再也无法给他任何额外的支持的时候；当他自己也步入中年，身体出现各种不健康的征兆的时候，明明没有任何的病痛或者实际上的苦难，他就撑不住了。
他的心态不堪一击，而他的谎言说了上万遍，终于他开始骗自己。
日复一日地说什么神迹、启示啊赐福的，这些他自己都未必能理解的话术，说得久了，他还真的开始真觉得，自己是被‘选中’的那一个。
“从侦查角度看，这类人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犯罪行为本身，而在于‘不可预测’。他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不完全能意识到后果。一旦某种执念被触发，便可能走向极端。”张正义说。
根据后续调查高勇事件的主岛刑警所说，他这次来东隅岛，并不是奔着具体的对象，而更像是被一种“象征”吸引——他的手机记录里反复刷龙王祭相关的视频，给许多谈论到鲜花、仪式还有人群的虔诚与欢腾的评论点赞。想来在他自己的叙事里，他将这里想象成“神圣之地”。
他要在这里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仪式”，又或许他只是来了这里，然后才在不知什么时候突然灵机一动——选择自｜焚。
选择拉上雏菊，可能是巧合——看到了，就定下了目标；也可能完全因为她是一位年轻的卖花女性，所以有选择性地针对了她。
张正义没有再多叙述高勇其人的恶心之处，只是重点强调了他是个罪有应得的人，找上雏菊，也不是方好的错。
“而且他最终活下来了。”张正义说，“送医院抢救之后，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只是全身大面积烧伤，以后应该都很难恢复行动。后续会转到精神疗养院，做评估和治疗。”
她看了一眼方好，又补了一句：“至少…他无法再伤害别人了。而且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法律也很难制裁得了他，如此说来，这居然是他最好的结局——老天有眼，处置了坏人。”
方好打了个激灵。
张正义自以为把这些事推给上天，好歹能让方好的轻松一些，不成想方好反而露出复杂的表情，然后低下头，盯着地面，像是在消化这些话，又像是在拒绝消化。
这家伙想什么呢？张正义以为，是这样的“结局”对方好来说远远不够。
这孩子性格有些鲁直，好处是，她更愿意遵守程序正义，而不会轻易被人情所影响；坏处是，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这必然会不断地冲击她的三观，最终导致她积郁于心。
张正义轻轻地吸了口气，她也一直在强撑自己是那啥都无所谓的一面。再张口，她语气里总算带上了自责。
“这件事，说到底，我也有责任。”张正义艰难地说。
“如果我一开始就更积极地处理，而不是只停留在‘观察’和‘担心’上，也许…也许不会走到那一步。”
张正义愧疚，但也恼火。
在制度的框架之内，她们这些民警能做的，往往是有限的。没有明确违法行为，就无法立案；没有实际伤害结果，就无法采取强制措施。隐私权、程序正义、证据标准——这些是保护老百姓的，也是限制执法的。很多时候，她们只能在“出事之前”，不断劝导和做些记录，却无法真正介入。
在这座小小的岛上，张正义已经跨越了这条底线多次，更多的时候，她扮演的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断案”的人，而不是现代公安系统下的一个小螺丝。可是这件事...张正义知道这次全怪自己过于犹豫。
“我们常说‘防患于未然’。”张正义自嘲地笑了一下，“可很多时候，制度就是不允许你在‘未然’的时候动手。非得等到问题已经发生，才能按程序处理。”
“对不起啊方好，这次全怪我，让你才刚毕业，就目睹这么可怕的一幕。”张正义挠着头，越想越无地自容。
方好终于抬起头来。
“好了张姐，这怎么能怪你呢？说到底我们谁也不知道居然会这样。”方好有些苍白地用张正义才刚说完的话开始劝解她。
方好也很困惑：为什么一个明明早就显露出危险征兆的人，必须等到事情几乎失控，才被真正“看见”？为什么“疑罪从无”这些正确的原则，在现实里，却有时会变成对风险的纵容？
她想说什么，喉咙却发紧。她知道张正义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也知道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职可以概括的事情。
可她仍旧难受。
而且不仅仅是这件事本身...方好的眼神闪了闪，咬紧下唇，不再言语。
张正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当方好还是过不了心里这个坎儿，最终也没有再多说解释。对一个刚刚直面生死、差点失去好友的人而言，再多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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