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澈在早上八点到了东关。
东关社区服务点比北关的大一些。临街一间门面，门头上挂着新牌子——“东关社区服务点·家电维修”。门口摆着一张旧办公桌。桌上摊着一块绿绒布。布上码着螺丝刀。十字的。一字的。梅花的。六角星的。大大小小排了二十几把。每一把都擦得锃亮。木柄上磨出了包浆。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老头。六十来岁。很壮实。肩膀很宽。胳膊很粗。穿一件深蓝色工装围裙。围裙上沾着机油印子。手上全是老茧。手指粗得像胡萝卜。他正低着头。给一台电风扇换电机。螺丝刀在手里转了两圈。电机拆下来了。他把新电机装上去。接线。缠胶带。动作很快。但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像机器在运行。
苏澈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方行舟从车上下来，走到他旁边。“程局说，这个老头姓王。王铁生。退休前是临江机械厂的钳工。修了四十年机器。车钳铣刨磨。全干过。退休之后在社区修小家电。修了半年。手艺没得说。什么问题到他手里。十分钟搞定。但客人越来越少。”
“为什么？”
“他修机器的时候不说话。修完了。把东西往桌上一搁。说一句——‘好了。二十。’客人掏钱。拿东西。走人。方主任让他多说两句。跟客人介绍一下问题出在哪。他说——‘修好了就行了。说那么多干啥？’”
苏澈走过去。王铁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手里没停。正在给电风扇上外壳。螺丝一个一个拧进去。拧到最后一个。放下来。擦了擦手。“你就是苏先生？方主任跟我说了。你测字的。我没什么字好测。机器不骗人。修好了就是修好了。修不好就是修不好。测字不管用。”
“写一个。”
王铁生看了他一眼。然后从绿绒布下面摸出一张废纸。拿起螺丝刀在纸上划拉了一个字。不是写。是刻。螺丝刀尖在纸上划出了印子。笔画很硬。像刀刻的。
“通”。
繁体。左边“辶”。右边“甬”。甬道。通行。通。
苏澈看了一眼。主根跳了一下。中指指肚按上去。传来的信号是——堵。字是堵的。“辶”写得很急。“甬”写得很窄。像一条通道被两边墙挤窄了。只剩一条缝。
“你写‘通’字。左边是走。右边是甬。甬是甬道。通道。通。你写这个字的时候。‘辶’很急。‘甬’很窄。你修机器的时候。手很快。但话很少。客人来了。你把东西修好了。说一句‘二十’。客人掏钱走了。你的手艺是通的。你的嘴是堵的。”
王铁生把螺丝刀放下来。“修好了就行了。说那么多干啥？”
“你修了四十年机器。跟机器说话。机器听得懂。但客人不是机器。客人不懂。客人看见你把电风扇拆了。换了电机。缠了胶带。装回去了。客人不知道换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换。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会坏。客人只知道——‘二十。’掏钱的时候心里在嘀咕——‘是不是被坑了？’下次坏了。不来了。去别人家。别人家修得慢。修得不好。但人家会说。人家会说——‘你这个电容鼓了。换一个。五块。能用半年。半年之后要是再响。你拿回来我再给你看看。’客人听了心里踏实。踏实了。下次还来。”
王铁生把电风扇搬到地上。又拿了一台电饭煲放桌上。拆底盖。检查线路。拆到一半。停下来。看着苏澈。“那你说。我该怎么说话？”
“你修完了。跟客人说三句话。第一句——‘哪儿坏了。’第二句——‘换了什么。’第三句——‘下次什么时候可能再坏。’就三句。多了不用说。”
王铁生把电饭煲底盖装回去。拧螺丝。拧到一半。停下来。“第一句——‘哪儿坏了。’第二句——‘换了什么。’第三句——‘下次什么时候可能再坏。’就这样？”
“就这样。”
上午十一点。第一个客人来了。是个中年女人。抱着一台微波炉。微波炉不转了。王铁生接过来。拆外壳。检查保险丝。换了。装回去。整个过程用了六分钟。他把微波炉往桌上一搁。张嘴。顿了一下。“……哪儿坏了。保险丝烧了。换了。下次什么时候可能再坏。再用三年。三年之后要是再烧。别修了。买新的。”
中年女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三年之后不修了。买新的。”掏了二十。抱着微波炉走了。
第二个客人来了。是个老头。抱着一台收音机。收音机没声了。王铁生拆开。检查电容。换了两个电容。装回去。往桌上一搁。“哪儿坏了。电容鼓了。换了两个。下次什么时候可能再坏。再用两年。两年之后要是没声了。你拿回来。我再给你换两个。五块。”
老头把收音机抱起来。拧开开关。有声音了。他笑了。“五块？行。两年之后我再来。”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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