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末卯初的姑苏城还浸在一片湿冷的青雾里，乌衣巷温氏本宅后院的小厨房内，紫砂药铫已经咕嘟咕嘟地滚了半个时辰。
温辞镜坐在拔步床前的梳妆镜台前，任由贴身丫鬟白薇用象牙梳通着她及腰的乌发。铜镜里映出一张苍白寡淡、眉目如画却毫无血色的脸——那是整个姑苏城世家夫人交口称赞的“白玉观音相”。
自打七岁那年一场大病坏了肺腑，温辞镜在温氏族人眼里便成了一尊随时会碎的官窑瓷器。温夫人教她行止有度，笑不露齿，语不惊人，哪怕心口疼得冷汗浸透了中衣，面上也须挂着三分温软慈悲的笑意。久而久之，不仅外人信了，连瞻园女塾里的那群世家姊妹也把她当成了不染尘埃的泥塑菩萨。
沈令仪表面与她亲厚，实则每次来她席前说话，眼神都要往她鬓边的赤金点翠步摇上瞟三回，回去便叫家里银楼仿造一模一样的款式；林家的表姐日日捧着她的诗稿夸赞，转头却在背后同人嚼舌根，赌她这副病骨能不能熬过明年的议亲大礼。
温辞镜原本以为，这女塾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假模假样的木偶。
直到三个月前的那个雨水天，她在女塾后院荒废的古井旁，撞见了祝青芜。
彼时温辞镜因屋里炭气闷人，独自避开白薇，在假山石后的回廊下透风。隔着一丛半枯的湘妃竹，她看见那个平日里在讲堂上连头都不敢抬、永远缩在最角落座位里的寒门附读生，正蹲在井台边数她的铜板。
祝青芜数钱的样子实在算不上雅观，甚至有些好笑。那双生着薄茧的手指把一枚枚磨得发亮的开元通宝排成四列，嘴里振振有词地核算着这个月替谁抄了几卷书、替谁补了几针衣裳。偏偏这时，沈令仪房里的二等丫鬟翠缕端着洗笔水经过，故意拿手肘撞了她一下，将她辛辛苦苦排好的几十枚铜钱撞得滚落满地，有两枚还骨碌碌掉进了脏水沟里。
翠缕居高临下地嗤笑了一声，丢下一句“寒酸相”，摇着腰肢走了。
按照祝青芜平日里在学堂上的脾性，温辞镜以为她会像只受惊的鹌鹑一样缩着脖子忍气吞声，等没人了再偷偷抹眼泪。
谁知那丫鬟前脚刚转过月亮门，蹲在地上的祝青芜便慢吞吞地直起了腰。
她脸上哪还有半点平日里的老实木讷？那双细长清亮的杏眼微微眯起，盯着那丫鬟离去的方向，用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气音，字正腔圆地骂了一句姑苏城南船工才会骂的脏话，紧接着又冷冷地记了一笔账：“翠缕，撞掉我两文钱，明儿个替沈令仪抄《乐府》时，少写两页夹进废纸堆里，叫她挨先生二十戒尺。”
说完，她毫不在意地挽起袖子，伸手进那冰冷肮脏的泥水沟里，把那两枚铜板摸了出来，在青布裙摆上蹭了蹭，放在鼻尖底下闻了闻，像只护食的野雀儿一样重新揣进怀里，脸上的神情满足而又凶狠。
那一刻，我拢在袖中的手指不自觉地蜷紧了。
原来这死气沉沉的瞻园女塾里，竟还藏着这样一个满肚子坏水、贪财记仇、却活得比谁都鲜活热烈的活物。
从那天起，我便染上了一个连白薇都不知道的怪癖。每日坐在讲堂首座听老先生讲《女诫》《内训》时，我的目光总会穿过满堂端坐的世家贵女，落向西角最末席的那个青布身影。我看着她在先生提问时故意藏拙；看着她在替沈令仪研墨时，垂着眼睫满口答应，手指却在砚台底下偷偷掰断了一角上好的徽墨揣进自己袖兜；更看着她每次路过任何人身边时，那挺秀的鼻尖都会极轻微地动一下——她像是在靠气味给这屋里的每一个人剥皮拆骨。
我想知道，若是把她那层老实巴交的青布壳子剥下来，底下那只又野又贪财的雀儿，会在我手心里扑腾出什么样的动静？
所以当永昌当铺呈上来那份死当清册时，我直接用三十五两银子的账面价，将她亡母留下的冻石印与半册《烬香录》提进了怀袖居。
而昨夜，她果然如我所料地踏进了我的笼子。
为了保住手腕上那一枚折合纹银三钱五分的朱砂印，我昨夜硬是把右手架在床沿外头睡了一宿。
清晨卯正起身时，右半边肩膀酸麻得几乎抬不起来，但好在八宝印泥里掺了上好的蓖麻油与朱砂粉，牢牢地咬在皮肉纹理间，“不见长安”四个篆字除了边缘略有些洇开，倒还红得触目惊心。我找了一条半旧的青纱汗巾，在右手腕上松松地缠了两圈，再将窄袖口的盘扣严严实实地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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