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九里来到办公室。
藤井把上午的情况简单告诉了他。
九里没有先问有多少人愿意接受采访。
他问：
“去世的有几份？”
“目前收到的家属反馈里，有几例。”
藤井说，“之后可能还会有。”
九里沉默了一会儿。
“现有联系资料更新速度跟不上。”
“高龄群体很难完全避免。”
“我知道。”
他坐下来。
桌上放着一张没有任何个人信息的汇总表。
愿意。
暂未决定。
不愿意。
健康原因暂缓。
家属反馈。
九里看了一会儿。
“如果以后真的开始记录，最后放在哪里？”
研究人员回答：“首先还是档案系统。”
“我不是问文件存在哪里。”
九里说。
“我是说，人在哪里接触这些记录。”
会议室安静了一下。
“如果只是收进数据库，解决的是保存。”
他继续道，“但如果我们真正想让后来的人知道，一个被爆者的人生并没有在八月六日结束，就还需要一个能够接触这些人生的地方。”
藤井看向他。
“展示空间？”
“不一定。”
九里说，“可能是查阅。可能是听取。可能是影像。也可能只是一个能够安静坐下来听完一个人几十年生活的地方。”
有人低声说：
“生活记录室。”
这个名字再次出现。
这一次，没有人立刻说太早。
沈晴却还是摇了摇头。
“现在还不能决定是一个房间。”
九里看她。
“嗯。”
“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以后会留下多少记录、以什么形式留下，也不知道本人最终愿意开放到什么程度。”
她停了一下。
“先把记录做好。”
藤井点头。
“空间是下一步。”
“但这件事要继续。”
沈晴说。
九里回答：“当然。”
藤井没有宣布立项。
也没有把“生活记录室”写进任何正式计划。
她只在会议记录最后加了一项：
开馆后继续研究被爆者战后生活记录的长期保存、查阅及公共利用方式。
很谨慎的一句话。
没有预算。
没有建设。
没有承诺。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已经不会随着新馆开门而结束。
距离开馆五天。
第一轮调查问卷继续回来。
与此同时，新馆进入最后一次全馆运营确认。
早上八点半，所有主要负责人集合。
入口设备。
预约确认。
现场咨询。
无障碍路线。
媒体动线。
学校团体。
多语言服务。
紧急疏散。
工作人员轮班。
每一项都按照开馆当天的状态重新走一遍。
沈晴被安排成普通参观者。
从入口开始。
出示测试二维码。
扫描。
正常。
进入。
她按照一个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的速度往前走。
日语、英语、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韩语和法语的基础信息都已经能够在对应页面找到。
她故意在几个容易犹豫的位置停下来。
工作人员没有立刻靠近。
直到她真正抬头寻找帮助，才有人走过来。
这是他们之前几轮测试留下来的结果。
帮助必须存在。
但帮助不应该变成催促。
中午，他们又做了一次接近六十人的模拟。
十五人一组。
四组错峰。
有人快速通过。
有人停在一处很久。
有人折返。
有人在重新整理心情的空间坐下以后，故意二十分钟不动。
工作人员没有去问他为什么坐在那里。
也没有递纸。
没有提醒他“可以写点什么”。
只是让他坐着。
九里站在后面看了一会儿。
“可以了。”
沈晴转头：“你确定？”
“你现在为什么比建筑师还不相信建筑？”
“我不相信的是运营。”
“那更不是我的问题。”
“你终于学会甩锅了。”
“开馆前五天才学会，确实有点晚。”
沈晴笑了。
九里也笑了一下。
但五分钟以后，他还是自己重新走了一遍出口动线。
没人真的放心。
下午，开馆首周预约数字再次更新。
比前一天继续增加。
媒体确认名单也越来越长。
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趁现在关注度高，再追加一轮新的传播内容。
藤井直接摇头。
“不加。”
现在最危险的已经不是准备不足。
而是所有人都觉得——
既然效果不错，还可以再做一点。
再增加一个说明。
再追加一个采访。
再制造一个话题。
沈晴也不同意。
“第四阶段已经把正式开馆时间和参观方式说清楚了。接下来只更新实际信息。”
预约。
交通。
开放时间。
现场注意事项。
“不要为了最后几天的热度，再创造新的传播主题。”
她说。
九里坐在另一边，抬头看了她一眼。
沈晴注意到了。
“你又有什么意见？”
“没有。”
“那你看我干什么？”
“只是觉得这句话如果一个月以前从我嘴里说出来，你可能会反驳。”
沈晴想了一下。
“我现在也可以反驳。”
“那不用了。”
会议室里有人笑起来。
距离开馆四天。
媒体预览资料进入最终确认。
日语主资料完成。
英语版完成。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韩语和法语的基础资料也全部进入最终版。
海外媒体采访需求按照语言和主题重新分类。
德国媒体仍然主要关注战争记忆与公共教育。
法国媒体的问题更多集中在和平理念、历史记忆以及公共空间。
韩国和台湾媒体对修学旅行、年轻一代和平教育和多语言参观的兴趣很高。
美国媒体的问题则越来越集中在：
随着被爆者高龄化，个人记忆将怎样被继续保存。
那支欧洲纪录片团队也正式确认了到访时间。
他们最新发送的问题里，再一次出现：
除了1945年8月6日当天的经历，新馆是否也在尝试保存被爆者之后的人生？
沈晴看到那句话时，停了一下。
第一次收到类似问题时，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前期研究。
现在，她的桌上已经放着真正的调查回执。
但她仍然把这个问题归入：
被爆者战后生活记录前期研究——可说明调查现状，不提供具体个人案例。
胜一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媒体资料里。
他愿意接受采访。
但那是他对记录计划说的“愿意”。
不是对所有镜头。
下午，藤井把开馆前一天的媒体预览流程发给所有人。
媒体签到。
馆方说明。
新馆介绍。
建筑理念。
和平教育项目。
国内外媒体集中提问。
分组馆内取材。
正式结束。
开馆当天只保留开馆仪式、指定媒体区域以及必要采访。
传播和运营终于被尽可能分开。
媒体需要新闻。
参观者需要正常进入。
没有哪一方应该压住另一方。
距离开馆三天。
早上，第一轮前期调查的阶段性回收数字更新。
九十六份问卷中，已经收到六十一份有效回执及家属反馈。
其中，二十七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后续采访。
十四人愿意进一步了解计划，但暂时没有决定是否接受采访。
十一人明确表示不愿意。
四人因为健康或其他原因，希望暂缓。
另外五份来自家属。
问卷原本寄给的人，已经去世。
藤井把数字投在屏幕上。
没有人因为二十七个人愿意接受采访而鼓掌。
也没有人因为十一个人拒绝而失望。
他们看得最久的，是最后那个数字。
五。
五个人。
如果这份调查早一年。
早三年。
甚至只是早几个月。
也许答案会不同。
也许仍然有人拒绝。
但至少，那会是他们自己的拒绝。
而不是再也无法回答。
九里看着屏幕，忽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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