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积极分子的重担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八日，立春刚过，天气渐渐回暖，风里少了冬日的凛冽，多了几分柔和的暖意。院子里的老槐树也仿佛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枝干上开始冒出一些小小的芽苞，裹在深褐色的鳞片里，像藏着无数个蓄势待发的秘密。昝岗派出所党支部召开会议，讨论确定入党积极分子人选，这是开春后支部的第一件大事。
会议室不大，墙壁有些斑驳，墙角放着一个老式的煤炉，炉子里的炭火已经快燃尽，只余下一点微弱的红光。党支部的成员们都坐在长桌旁，桌上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放着几份申请材料，纸张边缘有些卷曲。我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手心不停地冒汗，把藏在裤缝里的手攥得紧紧的，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连带着呼吸都有些急促。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被选上，既期待又紧张，耳朵竖得高高的，生怕错过任何一点声音。
当支部书记赵华甫念到我的名字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屏住呼吸，后背挺得笔直，认真听着支部书记的介绍，每一个字都不想漏过。
“周明森同志自递交入党申请书以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思想上要求进步，工作表现也非常突出。特别是在去年的抗洪抢险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冲锋在前，在齐腰深的洪水里连续奋战三天三夜，成功救出多名被困群众，其中包括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日常工作中，他认真负责，调解了多起矛盾纠纷，就像上次刘家沟的宅基地纠纷，处理得既合法又合情，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赵华甫的声音沉稳有力，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让我想起那些在洪水里挣扎的日夜，想起刘老大和李老五握手言和时的场景，眼眶不由得有些发热。
支部书记宣读着我的事迹，我能感觉到同志们投来的目光，有鼓励，有认可，也有审视。坐在我对面的王指导员朝我微微点了点头，眼神里带着赞许；旁边的老党员张叔则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像是在回忆我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接下来，同志们开始发言。
“我同意周明森同志成为入党积极分子。”首先开口的是张叔，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有些沙哑，“他平时工作很踏实，遇到困难从不退缩，上次处理刘家沟的宅基地纠纷，他做得就很好，既依法办事，又照顾到了群众的感情，没让矛盾激化，这很难得。咱们基层工作，就需要这样既懂政策又懂人心的年轻人。”
“是啊，我也觉得明森同志不错。”组织委员李振猛接着说，他手里转着一支钢笔，“他年轻有干劲，而且爱学习，有时候晚上还在办公室看书学习，思想觉悟也在不断提高。上次所里组织学习党的文件，他发言很有见地，把理论和咱们的实际工作结合得很紧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肯定了我的表现。有的说我出警及时，从不拖延；有的说我对待群众耐心，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认真对待；还有的说我肯吃苦，去年冬天大雪天，为了找一头走失的耕牛，在山里转了一整天，回来时浑身是雪，冻得说不出话，也没喊一声累。
最终，经过举手表决，会议一致通过，确定我为入党积极分子。
听到这个结果，我感觉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心里一阵轻松，同时又涌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像是有股热流从脚底直冲头顶。我站起身，向各位党员深深鞠了一躬，腰弯得很低，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的期望，继续努力，加倍工作，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走出会议室，外面的阳光正好，暖暖地照在脸上，让人心里也暖洋洋的。院子里的老槐树枝芽上，仿佛又绿了几分，那层深褐色的鳞片似乎裂开了一道细缝，露出里面鲜嫩的绿。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还夹杂着煤炉里散发的淡淡煤烟味，那是春天的味道，也是希望的味道。
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对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知道，这只是向党组织迈出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考验在等着我。就像地里的麦苗，刚破土而出，要经历风雨，才能茁壮成长。
按照规定，组织上为我指定了两位培养联系人：一位是赵华甫所长，另一位是牛立新。牛立新是一位老民警，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党龄了，比我参加工作的时间还长。他平时话不多，总是闷头做事，脸上很少有笑容，但为人正直，办案一丝不苟，经验丰富得像本活字典，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盗窃案件，经他一分析，总能找到关键。他深受群众的尊敬和同事们的爱戴，村里的老人都叫他“老牛”，说他像老黄牛一样踏实可靠。
当天晚上，牛立新就主动找到了我的宿舍。我的宿舍就在值班室旁边，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里面放着一张单人床，一张掉漆的木桌和一把椅子，墙上贴着几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公安英模照片。他推开门时，手里还捧着几本封面已经磨得起了毛边的书，书脊有些松动，像是被翻阅了无数次。昏黄的灯光下，牛立新黝黑的脸上带着几分严肃，将书往桌上一放，沉声道：“明森，这些你拿去看。”
我凑近一看，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基本知识》，还有一本薄薄的《为人民服务》。书页边缘有些卷曲，甚至有些地方因为反复折叠而破了角，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蝇头小楷一笔一划，透着股认真劲儿，有的地方还用红笔圈点，写着“此处重要”“联系实际思考”等字样。
“这是我当年入党时反复看的书，上面有我的一些想法，你要是不嫌弃，就琢磨琢磨。”牛立新的声音依旧低沉，却带着几分难得的温和，像是冬日里难得的阳光，“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咱们干公安的，手里握着权力，心里得有杆秤。这秤砣，就是党的理论。不学习，思想就容易跑偏，路就走歪了。到时候办了错事，不仅害了自己，还辜负了群众的信任。”
我连忙双手把书接过来，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像是触到了一份滚烫的嘱托，心里沉甸甸的。“李师傅，谢谢您，我一定好好看，认真学。”我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摆得整整齐齐，像是对待什么珍宝。
“不是‘看’，是‘学’。”牛立新纠正道，眉头微微蹙起，眼神里带着一丝严厉，“看完了要往心里去，要琢磨着怎么用到工作上。比如这《为人民服务》，就三页纸，可里面的道理能管一辈子。张思德同志为啥能做到‘为人民服务’？不是喊口号，是实打实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烧炭就认真烧炭，不偷懒、不应付，最后为了群众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咱们在派出所，处理的事看着小，可对群众来说都是大事，就得有这份实打实的劲头。”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翻来覆去地看这几本书。牛立新的批注比正文还热闹：《党章》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一条旁边，他画了个红圈，写着“群众找咱们办事，哪怕是半夜敲门，也得起来应着。去年冬天王大娘半夜发烧，她儿子不在家，找到所里，咱们就得立马送她去医院，这就是服务”；《党的基本知识》里讲到“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批注“别光挑别人毛病，自己脖子后面的灰得先擦干净。上次处理张家和李家的鸡案，我不该先入为主认为是李家偷的，差点冤枉了人，这就是教训”；《为人民服务》的最后一页，他用红笔写了一行大字：“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天大事。”
我越看心里越亮堂。以前我总觉得，入党就是把工作干好，抓坏人、解纠纷就行，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有这么深的道理。我找来个硬壳本，是从供销社买的，封面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专门做读书笔记，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记下来，像“党的纪律到底是什么？”“民主集中制在实际工作中怎么体现？”，第二天一早就追着赵华甫或牛立新问。
有一次，我看到“党的群众路线”，琢磨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到底啥意思，就去问牛立新。当时他正在院子里给自行车打气，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已经很旧了，车把上缠着胶布，他弓着腰，一下一下地踩着打气筒，额头上渗着汗珠。听我问起，他直起腰擦了擦汗，用袖子抹了把脸：“简单说，就是别总想着自己是‘官’，得把自己当群众的‘伙计’。就像上次你调解刘家沟的纠纷，先去问老支书，了解两家的老底，再去跟两家人拉家常，听他们心里的想法，这就是‘从群众中来’；最后拿出让两边都服气的主意，既解决了地界问题，又修复了关系，这就是‘到群众中去’。说到底，就是别瞎指挥，得听群众的心里话，再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我恍然大悟，赶紧在笔记本上写：“群众路线不是空话，是把脚扎进泥土里，听他们说啥，想他们要啥，帮他们干成啥。”写完后，我又想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处理一起婆媳吵架的案子，当时觉得婆婆无理取闹，劈头盖脸说了她一顿，结果婆媳俩吵得更凶了，最后还是赵所长出面，拉着两人聊了半天家常，才把矛盾化解。那时候自己就是没走群众路线，没理解她们心里的委屈。
日子一天天过，我的读书笔记攒了厚厚的三大本，里面不仅有理论摘抄，还有自己的心得体会，甚至有处理具体案件时的反思。所里的老民警发现，我变了：以前出警，我总想着“快点解决问题”，处理完就走，现在却会多坐一会儿，问问群众家里的难处，比如家里的麦子够不够吃，孩子上学有没有困难；以前写结案报告，只写“处理结果”，现在会加上“群众反馈”，比如“当事人对处理结果满意，主动向对方道歉”或者“仍有不满情绪，需后续跟进”；遇到棘手的案子，我不再闷头自己想，而是拉着同事们一起讨论，听听大家的看法，尤其是老民警的经验之谈。
有一回，辖区里的五保户张奶奶家的屋顶漏雨，那天正好下着小雨，我出警路过她家门口，看到老人正踩着一张摇摇晃晃的凳子往房上爬，手里还拿着几块塑料布，吓得我赶紧冲过去把人扶下来。“张奶奶，您这是干啥？摔着了可咋整？”我一边数落，一边给她拍掉身上的土。张奶奶七十多岁了，无儿无女，腿脚还不太方便。我摸出身上的钱，是这个月刚发的工资，还没来得及交给家里，找了两个附近会修屋顶的瓦匠来帮忙。等瓦匠干活时，我又蹲在院子里帮张奶奶择菜，听老人念叨年轻时候的事，说她年轻时怎么跟老伴一起种地，说现在政策好，有人惦记着她。
临走时，张奶奶往我兜里塞了几个热乎乎的煮鸡蛋，是用自家鸡下的蛋煮的，还带着温度：“小周警官，你跟我那早走的儿子一样亲。”我摸着兜里的鸡蛋，心里暖烘烘的——我忽然懂了牛立新批注里的那句话：“服务不是做给谁看的，是让群众觉得，这世上有人真心疼他们。”
牛立新看在眼里，跟赵华甫念叨：“这小子，没白教。理论装到脑子里，再落到脚底下，就成了真本事。”赵华甫捋着半白的胡子笑：“是块好料，就是得再敲打磨炼，让他知道，这‘积极分子’四个字，分量重着呢。以后遇到的坎儿还多，得让他自己一步一步迈过去。”
七：磨砺
一九九二年五月，昝岗乡的麦子刚抽穗，青黄相间的麦穗在风中轻轻摇曳，田野里还带着几分青涩，空气里弥漫着麦子的清香。可昝岗派出所却被一股压抑的气氛笼罩着，像是头顶上压了一块乌云。半个月里，接连有五户农户报案，家里的粮食、电器被偷了。最先遭殃的是河西村的老马家，一麻袋刚脱粒的小麦没了，那是他家准备交公粮和留着过冬的口粮；接着是东沟村的刘家，新买的黑白电视机不翼而飞，那是刘大叔攒了半年的钱，给儿子结婚准备的；最让人揪心的是北坡村的陈大爷，攒了半年的养老钱被翻走了，一共三百多块，老人坐在派出所门口哭了半宿，一边哭一边念叨：“这可让我咋活啊……”
一时间，各村都人心惶惶。天黑后家家户户门窗紧闭，以前热闹的村口再也见不到纳凉聊天的人，连孩子们都不敢在外面玩耍了。乡领导把赵华甫叫去开会，拍着桌子要求尽快破案，不然老百姓要骂娘了，说派出所不作为。
所里的会议上，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来。赵华甫敲了敲桌子，桌面是旧的，上面有不少划痕，他的声音带着怒气：“这案子不破，咱们警察的脸往哪儿搁？老百姓还能信得过咱们吗？谁主动挑个头？”
我“腾”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赵所，我来！”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既为群众着急，也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就该在这种时候冲在前头。
会议室里静了静。大家都知道，这案子不好办：案发地分散，五户人家分别在五个村子，都是偏僻的独户，周围邻居少；现场没留下指纹，那时候条件有限，没有专业的勘查设备，只能靠肉眼看，门窗大多是被撬坏的，但手法很粗糙，看不出什么特征；也没目击者，都是农户回家后才发现被盗的；犯罪嫌疑人像是算准了时机，专挑农户下地干活或走亲戚时动手，神出鬼没的，像一阵风。
赵华甫看着我年轻却坚定的脸，沉默了几秒，点了点头：“行，明森牵头，小章、小马配合你。记住，别慌，一步一步来，要讲究方法，不能蛮干。有啥困难随时说，所里都支持你。”小章和小马都是所里的年轻民警，小章心思细，擅长做笔录；小马身手好，脑子活，适合跑腿。
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泡在了各村。白天，我带着小章和小马挨家挨户走访，问案发前后有没有见过陌生人，有没有听到异常动静，比如狗叫声、摩托车声。农户们大多在地里忙活，我们就扛着锄头跟人家一起干活，边干边聊。太阳像个大火球，晒得皮肤火辣辣地疼，脱了层皮，露出里面粉嫩的肉，一沾汗水就钻心地疼。脚上的胶鞋磨出了洞，脚趾头都露了出来，沾满了泥土。我却浑然不觉，心里只想着能多问出点线索。晚上回到所里，还得趴在桌上整理笔录，把收集到的信息一条条写下来，一画就是半夜，桌上的煤油灯换了好几次灯芯。
可半个月过去，案子没啥进展。线索倒是收集了一箩筐：有人说见过个穿蓝布衫的外乡人在村口转悠，个子不高，背着个包；有人说半夜听到过拖拉机的声音，突突突地响，不知道往哪儿去了；还有人怀疑是邻乡的惯偷干的，说那人以前就偷过东西，被劳改过。但这些线索要么模棱两可，比如穿蓝布衫的外乡人，村里偶尔就会有走亲戚的，谁也说不准具体长相；要么查下去就断了，比如查拖拉机声，周围村里有拖拉机的人家不少，问了一圈都没人承认半夜出去过。像是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我心里像堵了块石头，沉甸甸的。
陈大爷又来了一趟派出所，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里面是几个煮鸡蛋，还热乎着：“周警官，你们辛苦了。钱找不回来也没啥，你们别太累了，身子骨要紧。”我看着老人布满皱纹的脸，那皱纹里藏着一辈子的辛苦，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难受，把鸡蛋塞回去，语气坚定：“陈大爷，您放心，这案子我一定破，钱肯定给您追回来！您要是信不过我，就信咱们派出所，信咱们共产党！”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的火却越来越旺，既急又气，恨自己没本事。我盯着墙上的地图，那是一张泛黄的昝岗乡地图，用红笔把五个案发地点圈出来，眼睛熬得通红，布满了血丝，像兔子眼。牛立新路过值班室，看到我这模样，劝我：“明森，歇会儿吧，身体扛不住。案子不是一天能破的，得有耐心。”我摆摆手，声音沙哑：“睡不着，一闭眼就想起陈大爷哭的样子，心里不是滋味我把手里的笔录往桌上一摔，纸张散落一地，其中一张飘到了煤炉边，被火星燎了个角。“我知道要耐心，可耐心能当饭吃吗？陈大爷的养老钱没了，刘家的电视机丢了，他们能等，可咱们身为警察，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受委屈吗？”我红着眼睛，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火气，连自己都没察觉语气有多冲。
牛立新没生气，只是弯腰捡起那张被燎了角的笔录，用粗糙的手指捻掉上面的火星，慢悠悠地说：“我刚当警察那会儿，也遇过类似的案子。邻村接连丢了三头牛，都是农户的命根子。我跟你一样，急得满嘴燎泡，没日没夜地查，结果呢？非但没线索，还因为乱猜疑，得罪了好几个村民。”
他把捡起来的笔录一张张叠好，放在我面前：“后来我师父跟我说，办案子就像挖井，找准地方往下挖，总能见着水；要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挖再深也白搭。现在你手里的线索看着乱，其实都有根线牵着，就看你能不能找到那线头。”
我愣住了，牛立新很少提自己过去的事。看着他平静的眼神，我心里的火气慢慢降了下去，刚才的冲动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说：“牛师傅，对不起，我刚才……”
“没事。”牛立新摆摆手，拿起一份笔录，慢悠悠地翻着，手指在纸上划过，“你看，这五户人家，有四户提到案发那天是月初或月末。还有，这几家都在村边，离大路远，院墙也矮，有的甚至就是篱笆墙，一推就倒。”
我凑过去，顺着他的手指看。可不是嘛，河西村老马家是三月初一丢的麦子，东沟村刘家是三月三十丢的电视，北坡村陈大爷是四月初一丢的钱……之前我光盯着“谁干的”，压根没注意“啥时候干的”。“您是说……他专挑月初月末动手？”
“你再想，”牛立新放下笔录，从兜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抽出一根烟卷，却没点燃，夹在指间把玩，“月初月末，一般是工厂发工资、结账的时候。要是这人有正经活儿，可能只有这时候有空出来转悠。而且专挑村边独户下手，说明他对各村情况门儿清，哪家没人、哪家好下手，摸得透透的，说不定就是附近的人，白天在外面干活，晚上回来踩点。”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根弦被猛地拨动了。“有固定工作，熟悉各村情况……”我猛地一拍大腿，差点把桌子拍翻，“我知道了！可能是在县城打工的，家就在附近村里，月初月末请假回来，借着回家的由头作案！县城离各村近，骑自行车来回方便，而且打工的人手脚麻利，撬个门啥的也顺手！”
牛立新点点头，把烟卷塞回烟盒：“这只是个思路，还得往下查。但记住，破案跟看病一样，得望闻问切，不能上来就开方子。你越急，越容易漏掉关键的东西。就像刚才，你光想着‘啥时候’，咋没琢磨‘为啥是这几家’？他们除了在村边，是不是还有别的共同点？”
我赶紧把五户人家的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老马家儿子在外地打工，常年不在家；刘家男人出远门走亲戚，就剩女人在家；陈大爷是独居……他们家都没壮劳力！”
“这就对了。”牛立新站起身，“凶手不仅熟悉时间，还摸清了哪家好欺负。你按这个方向查，再看看各村的外出务工名单，说不定有收获。”
第二天一早，我调整了方向。不再漫无边际地排查，而是把目标锁定在“家在昝岗乡，在县城打工，月初月末常回家”的年轻人身上，尤其是有过小偷小摸前科的。
我们先去乡政府查了各村的外出务工登记，那时候的登记本是手写的，字迹潦草，有的还缺页，但总算把符合条件的人列了个名单，足足有二十多个。接着又跑到县城的工厂、工地打听，砖厂、水泥厂、建筑工地……一个个问过去，腿都跑细了，终于把范围缩小到三个人。
其中一个叫刘军的，是南河村人，在县城的砖厂上班，最近三个月总以“家里有事”为由请假，时间正好在案发前后。砖厂的工友说，刘军平时花钱大手大脚，还总去赌钱，有时候输了就找工友借钱，借了又不还。
我立刻带人去南河村摸情况。村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听我们问起刘第军，连连摇头：“这小子游手好闲，小时候就偷鸡摸狗，被他爹吊在房梁上打了好几回，后来才去县城打工的。前几天我还见他回来，穿了件新夹克，手腕上还戴了块表，看着挺阔气，可他砖厂工资不高啊，一个月才几十块，哪买得起这些？”
线索越来越清晰。我决定蹲守。我带着小马和两个联防队员，连续三个晚上埋伏在刘军家附近的玉米地里。五月的玉米已经长到半人高，叶子边缘带着细刺，划得胳膊生疼，又红又痒。蚊子像轰炸机一样围着人转，嗡嗡作响，咬得满身是包，痒得钻心，可谁也不敢动，怕惊动了目标。我们就趴在湿漉漉的泥土里，闻着玉米秸秆和泥土的腥气，眼睛瞪得发酸。
第三天夜里，大约凌晨两点，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云层里躲躲藏藏。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地从刘军家出来，穿着件深色褂子，戴着顶草帽，压低了帽檐。他骑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车后座用麻袋捆着个鼓鼓囊囊的东西，看着沉甸甸的，朝着东沟村的方向去了——东沟村昨晚刚有一户人家报案，说家里的粮食和收音机被偷了。
“跟上！”我低喝一声，几个人猫着腰，悄悄跟了上去。泥土被踩得发出“沙沙”的轻响，我们尽量放轻脚步，眼睛死死盯着前面的黑影。
黑影果然是刘第军。他熟门熟路地摸到东沟村那户独院外，左右看了看，又侧耳听了听，确定没人后，从怀里掏出根细铁丝，三两下就把院门撬开了，动作熟练得很。就在他刚要往里钻的时候，我大喊一声：“不许动！警察！”
刘第军吓得一哆嗦，像被踩了尾巴的猫，扭头就跑。我和小马追上去，他骑车慌不择路，在田埂上摔了个跟头，麻袋里的东西撒了一地，是半袋小麦和一台红色的收音机。我们没跑几步就把他摁在了地上，他还想挣扎，小马反手就把他胳膊拧到了背后，疼得他“嗷嗷”叫。
人赃并获，刘军没了脾气，耷拉着脑袋，被我们带回了派出所。审讯室里，灯光惨白，刘第军低着头，不敢看人。一开始他还想狡辩，说东西是捡来的，可当我们把他家里搜出的赃物——包括陈大爷的钱袋子、刘家的电视机零件——摆在他面前时，他终于耷拉下了脑袋，一五一十地交代了。
原来他在砖厂嫌挣钱少，又染上了赌博的毛病，输光了钱就动了歪心思。他知道各村的情况，哪家没人、哪家有钱，都摸得清清楚楚。每次月初月末发了工资，他就请假回家，借着夜色掩护，专挑偏僻的农户下手，偷了东西就藏在家里，等风头过了再偷偷卖到邻乡的集市上。
案子破了，被盗的东西大部分追了回来。当我把陈大爷的三百多块钱送到老人手里时，陈大爷捧着钱，手都在抖，浑浊的眼泪掉在钱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非要给我磕头，被我赶紧扶住了。“周警官，你是活菩萨啊！我以为这钱再也找不回来了……”老人的声音哽咽着，拉着我的手不肯放，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却带着滚烫的温度。
那天晚上，所里加餐，食堂做了红烧肉，香气飘满了整个院子。赵华甫端着酒杯，敬了我一杯：“小子，干得不错。这杯酒，敬你有股子韧劲。”我却红了脸，把酒杯往牛立新面前递了递：“是牛师傅提醒了我，不然我还在瞎琢磨呢。这杯该敬牛师傅。”
牛立新坐在一旁，默默喝着酒，嘴角却悄悄向上扬了扬，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事后的总结会上，赵华甫特意提到：“明森这次破案有冲劲，值得肯定。但一开始太急躁，差点漏掉关键线索。这提醒我们，干公安的，既要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狠劲，也要有‘绣花功夫’的细劲。尤其是咱们党员和积极分子，更要带好头，遇事沉得住气，才能办好事、办对事。”
我把这话记在笔记本上，后面加了句：“心要热，头要冷。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得沉下心来，在细节里找答案。”
我知道，这起案子破了，但磨砺还没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光有破案的本事还不够，还得有扛事的定力，有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的耐心。就像院子里的老槐树，只有把根扎得深，扎得稳，才能经得住狂风暴雨的考验，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站得笔直，为群众遮风挡雨。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笔记本上，那行字被映得格外清晰。我摸了摸胸前的警徽，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心里更加坚定——这条路，我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不辜负这身警服，不辜负组织的培养，更不辜负群众的期盼。
八：情与法的抉择
一九九二年的秋天来得早，几场秋雨过后，天就凉了下来，风里带着丝丝凉意，吹得人身上起鸡皮疙瘩。田野里的玉米杆子黄了，像一排排站岗的士兵，沉甸甸的棒子耷拉着脑袋，饱满得快要裂开。家家户户都忙着秋收，镰刀割玉米杆的“咔嚓”声、脱粒机的“轰隆”声此起彼伏，空气里飘着一股谷物的清香，混合着泥土的湿润气息。可我的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喘不过气来，那股丰收的喜悦一点也透不进来。
这天下午，我处理一起打架斗殴的案子。起因是两个年轻人在集市上抢摊位，中秋节快到了，集市上格外热闹，卖月饼的、卖水果的挤在一起，两人为了个靠路边的好位置吵了起来，说着说着就动了手，一个被打破了头，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流，另一个胳膊被打肿了，像个发面馒头。我带着同事小李赶过去时，两人还在互相瞪着眼，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我分开人群，让小李先把受伤的两人送去卫生所包扎，然后开始核对双方身份。当我接过其中一个年轻人递来的身份证，看清上面的地址时，眼睛猛地一缩——赫然是我妻子姑姑家所在的村子，南河村。
再抬头一看人，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那瘦高的个子，脸上几颗明显的青春痘，尤其是眉眼间那股熟悉的神态，分明就是妻子的表弟，刘小军。
刘小军也认出了我，脸“唰”地白了，刚才还梗着脖子跟对方叫板的劲头瞬间没了，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眼神里满是慌乱，像只受惊的兔子。
周围的人也看出了端倪，议论声更大了：“这不是周警官的表弟吗？”“怪不得看着有点眼熟呢。”“这下有好戏看了，看周警官咋处理，是帮亲还是秉公办事。”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压下心里的波澜，脸上尽量保持平静，声音不带一丝波澜：“都别吵了。先去医院验伤，该咋处理咋处理，谁也偏袒不了。”我刻意没看刘小军，转身对小李说：“把双方带到所里做笔录，详细问问事情的经过。”
回所里的路上，刘小军一直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踢着路边的小石子，一句话也不说。到了值班室，他看四周没人，“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带着哭腔说：“哥，我错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是他先推我的，还骂我祖宗十八代，我一时气不过才动手的。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知道了肯定会气病的，说不定……说不定就……”他说着说着，哭得更厉害了，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看着他跪在地上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刘小军是妻子姑姑的独苗，比我小五岁，小时候我们总在一块玩，他总跟在我屁股后面叫“明森哥”。姑姑最疼这个儿子，也最信任我，每次回娘家，姑姑都拉着我的手说：“明森啊，你是警察，可得好好管管你表弟，别让他学坏了，他要是不听话，你该说就说，该罚就罚，姑姑不怪你。”可真到了这时候，这话却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按照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刘小军把人打成轻微伤，虽然不重，但已经够得上治安拘留，最少五天。可真要是拘留了，姑姑能受得了吗？她那严重的心脏病，平时一点小事都能让她犯病，要是知道宝贝儿子因为打架被警察抓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敢想下去。
我的心里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他是你妻子的亲表弟，是姑姑的心头肉，姑姑平时那么疼你和你媳妇，你就不能通融一下？私下调解调解，让他赔点医药费，道个歉算了，没必要那么较真。”另一个说：“你是警察，是入党积极分子，怎么能徇私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是连你都带头违法，老百姓还怎么相信法律？怎么相信你这个警察？”
我蹲下身，用力把刘小军扶起来，他的胳膊还在微微发抖：“你先起来，好好做笔录，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说清楚，是你的错，你就得认，不是你的错，我也不会冤枉你。”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在宿舍里坐了一夜。窗外的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影子，像我心里乱糟糟的思绪。我想起小时候，妻子姑姑总把攒下的鸡蛋偷偷塞给妻子吃，说她正在长身体；想起每次去姑姑家，她都做一大桌子菜，盯着我们吃，自己舍不得动筷子；想起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姑姑特意找了块红布，缝了个小布袋给我，说能保平安；想起递交入党申请书时，自己一笔一划写下的“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坚守原则，秉公执法”……这些画面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让我辗转难眠。
凌晨时分，天快亮了，窗外传来几声鸡鸣，我推开了赵华甫办公室的门。赵华甫还在看案卷，台灯的光打在他脸上，映出深深的皱纹，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看到我进来，他放下笔，揉了揉眼睛：“睡不着？”
我点点头，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最后带着一丝迷茫问：“赵所，我该怎么办？一边是亲情，一边是法律，我……”
赵华甫沉默了一会儿，给我倒了杯热水，水汽氤氲了他的眼镜片：“明森，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刚当警察那年，二十出头，跟你现在差不多。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我一个远房侄子，那时候才十五六岁，不懂事，偷了邻居家的五十块钱，被我抓了个现行。我嫂子，就是他亲妈，哭着求我，给我跪下了，让我放了他，说孩子还小，不懂事，给他一次机会。我当时也犹豫啊，毕竟是亲戚，那孩子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他。”
他顿了顿，摘下眼镜擦了擦，眼神里带着回忆：“可后来我想，我放了他，是真的为他好吗？这次偷五十块，没人管，下次可能就敢偷五百、五千，那时候再抓他，就是犯罪了，一辈子就毁了。而且，我放了他，对得起被偷的邻居吗？邻居家也是贫困户，那五十块是准备给老人买药的。我更对不起这身警服，对不起老百姓的信任。最后，我还是依法处理了，送他去了少管所，关了三个月。”
他看着我的眼睛，语气沉重却坚定：“你妻子姑姑疼你，你也心疼她，这是人之常情，谁都有亲戚朋友。但你别忘了，你首先是警察，是在向党组织靠拢的人，是准备对着党旗宣誓的人。党和人民给你的权力，是让你维护公平正义的，不是让你徇私情的。你入党申请书里写‘愿意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一切’，就包括你的私人感情，你的面子。”
赵华甫的话像一盏灯，一下子照亮了我心里的迷雾。我站起身，用力点了点头，心里的纠结一下子解开了：“赵所，我明白了。谢谢您。”
第二天，我根据双方的笔录、医院的验伤报告，以及现场目击者的证词，确认是刘小军先动手打人，并且造成了对方轻微伤。按照规定，对刘小军作出了治安拘留五天的处罚决定。
当我把决定书递给刘小军时，他愣住了，眼睛瞪得大大的，满是不敢相信：“哥，你真要拘留我？我们可是亲戚啊！你就这么狠心？”
我的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疼得厉害，但语气依旧坚定：“小军，错了就要认，就要受罚。这次是轻微伤，还好没出大事，要是纵容你，下次你可能就敢犯更大的错，到时候就不是拘留几天的事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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