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警徽下的誓言
【文章摘要】：本文讲述了周明森从警校毕业生成长为一名优秀民警的过程。他经历了基层工作的艰辛，处理了各种案件和纠纷，逐渐理解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赵华甫和牛立新的指导下，他不断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提高业务能力，最终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文章展现了周明森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以及他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一：春寒料峭
一九九一年的唐河县，春意像是个羞怯的姑娘，总在人们翘首以盼时迟迟不肯露面。料峭的寒风卷着残冬的余威，在田野间打着旋儿，将去岁遗留的玉米秆吹得簌簌作响。那些枯黄的秸秆东倒西歪地戳在地里，像是被岁月遗忘的哨兵，而零星从冻土中探出头的草芽，则带着几分倔强，与这顽固的寒冷对峙着。田埂上的泥土还冻得发硬，踩上去能听见细碎的开裂声，远处的村庄在灰蒙蒙的天色下，只有几缕炊烟有气无力地往上飘，很快就被风揉碎在半空里。
昝岗乡派出所坐落在镇政府西边，一处不算宽敞的院落被一圈半旧的砖墙围着。墙头上的水泥不少地方已经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墙根下还堆着些过冬没烧完的煤渣，黑乎乎的一片。院子中央那棵老槐树，枝干遒劲，皴裂的树皮记录着不知多少个春秋的风霜，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被虫子蛀出的小洞。此刻，它的枝桠依旧光秃秃地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唯有仔细端详，才能在最顶端的枝梢上发现一抹几乎与空气融为一体的嫩绿——那是春天最隐秘的信号，正憋着一股劲儿，想要挣脱冬日的束缚。
清晨六点半，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际线才泛起一丝微弱的鱼肚白，派出所值班室的窗户就透出了昏黄的灯光，在这寂静的乡野间显得格外醒目。我站在窗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窗框上剥落的油漆，指尖能触到木头的纹路和凹凸不平的边缘。我一身橄榄色的警服穿得笔挺，肩线分明，领口的风纪扣系得紧紧的，只是眼底那圈淡淡的青黑，泄露了我一夜未眠的疲惫。制服的布料有些发硬，是去年新发的，洗过几次后依然带着挺括的质感，左胸的警号在灯光下泛着细微的光。
我的右手心里，攥着一张薄薄的信纸，纸边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皱，摸上去潮潮的。信纸抬头，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着五个字——“入党申请书”。那字迹力透纸背，每一个笔画都像是凝聚了我无数个日夜的思索与抉择，墨迹深沉得仿佛要在纸上刻下永恒的印记。写这几个字时，我特意换了支新钢笔，吸足了墨水，一笔一划都不敢怠慢，生怕哪个笔画写歪了，就显得不够虔诚。
窗外，几只麻雀在光秃秃的槐树枝头跳跃着，它们的羽毛被寒风吹得蓬松起来，像一个个小小的灰色绒球，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像是在讨论这迟迟不来的春天。有两只麻雀为了争抢一个树杈，还扑腾着翅膀斗了起来，没一会儿又一起飞走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带着凌晨特有的清冽，钻进鼻腔，一路凉到肺里，让我打了个激灵。空气中还混杂着泥土苏醒的气息，那是一种潮湿而微腥的味道，提醒着我这片土地正在慢慢回暖，只是这暖意来得太过迟缓。
这是我在昝岗派出所工作的第八个年头。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八年前那个背着帆布包、一脸青涩的自己，穿着不太合身的警服，站在派出所门口，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和一丝不安。那时候的警服还是老式的，颜色比现在深一些，我个头还没完全长开，衣服穿在身上晃荡晃荡的。从二十岁初出警校的毛头小子，到如今能独当一面处理辖区大小事务的民警，岁月就像院子里的老槐树一样，在我身上悄然刻下了年轮——额头上多了几道浅浅的纹路，手上也添了不少伤疤，有被嫌疑人抓伤的，有处理纠纷时被农具蹭到的，每一道都藏着一个故事。这些年，我也在心里沉淀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那是对这身警服的敬畏，对群众的牵挂，还有对那份责任的坚守。
“明森，又是一夜没合眼？”
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不疾不徐，带着一种沉稳的节奏，踩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发出“笃笃”的轻响。赵华甫所长端着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走了进来，缸身上用红漆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已经被岁月磨得斑驳褪色，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边角还有几个小坑，是常年磕碰留下的痕迹。他身上的警服比我的旧一些，袖口都磨得起了毛边，但依旧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得整整齐齐。
我像是被这声音惊扰了，下意识地将手中的申请书往身后藏了藏，动作有些慌乱，像是个怕被老师发现秘密的学生。转过身时，脸上已经堆起了一抹略显局促的笑容：“赵所，您不也这么早就来了。”说话时，我的声音还有些干涩，大概是一夜没喝水的缘故。
赵华甫年近四十，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尤其是鬓角，像落了一层霜，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里，白发格外显眼。但他的眼神依旧锐利，仿佛能看透人心，任何细微的情绪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脸上深深的皱纹里，藏着二十年基层工作的风霜与智慧，那是日复一日走村串户、处理各种棘手事务留下的印记。他瞥见我身后那露出来的一角信纸，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扬了扬，露出一丝了然的笑意，眼角的皱纹也因此舒展开了些。
“怎么，终于写好了？”赵华甫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像是冬天里被风吹干的树枝摩擦发出的声响，却透着一股温和的力量，让人听着心里踏实。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手指穿过头发，触到了头皮上的短发茬。从身后拿出那张被攥得温热的申请书，双手递了过去，手指因为紧张有些微微发颤，声音里带着点紧张：“写了三稿，总觉得还是词不达意，心里的想法太多，不知道怎么才能说清楚。”第一稿写得太生硬，像背书一样；第二稿又太啰嗦，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写了进去；这第三稿，我改了又改，直到凌晨才总算满意。
赵华甫没有立刻接过来，而是先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缸子里的茶水还冒着热气，一股劣质茶叶的苦涩香气随着热气弥漫开来，在值班室里氤氲，和空气里的煤烟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味道。他拉过一把吱呀作响的木椅坐下，椅子腿在水泥地上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这把椅子大概比我来所里的时间还长，椅面上的漆掉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木头。这才伸出双手，郑重其事地接过了那几张薄薄的信纸，手指因为常年劳作而有些粗糙，指关节也有些粗大。
值班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墙上那只老式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在为这庄严的时刻伴奏。挂钟的外壳是掉了漆的黄铜色，指针走起来还有些卡顿，但每一声都清晰有力，敲在人的心上。我屏住了呼吸，目光紧紧跟随着赵所长阅读的节奏，心脏在胸腔里“咚咚”地跳着，像是要挣脱出来，震得我耳膜都在响。这几页纸，不仅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我这些年从警生涯的回顾，是我对信仰的叩问，承载着我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渴望成为像赵所长他们那样的人，成为群众可以依靠的人。
赵华甫读得很慢，一字一句，仿佛在掂量每个字的分量。他的眉头时而微微蹙起，像是在思索着什么，时而又轻轻舒展，像是看到了共鸣之处。他的手指偶尔会在纸页上轻轻点一下，像是在标记那些触动他的地方。当他读到“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在赵华甫同志等老党员身上，看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他们就像这院子里的老槐树，默默扎根在这片土地，为群众遮风挡雨”这一段时，握着信纸的手指不自觉地停顿了一下，眼角似乎有微光闪过，他抬起手，用指腹轻轻擦了擦眼角，像是被什么东西迷了眼。
终于，他读完了最后一个字，将申请书轻轻放在桌上，手指在纸页边缘轻轻摩挲着，像是在感受上面的温度。
“写得很好，情真意切。”赵华甫抬起头，目光落在我紧张而期待的脸上，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像砸在石板上的雨滴，“不过明森啊，入党不是写篇文章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一辈子的承诺和担当。你想清楚了吗？”他的眼神里带着审视，也带着期许。
我猛地挺直了腰板，像是在接受检阅的士兵，脊椎挺得笔直，声音虽然有些发紧，却异常坚定：“所长，我想清楚了。这八年在所里，我看到了您和其他党员同志是怎么做的，我也想成为像你们一样的人。”说这话时，我脑海里闪过了无数画面：赵所长冒着大雨帮村民抢救粮食，王副所长半夜背着生病的老人去医院，李姐耐心地调解了一整天的家庭矛盾……他们的身影，就是我想要追寻的方向。
他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用嘴吹了吹浮在水面上的茶叶末，茶叶梗在水里打着转。呷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开来，他咂了咂嘴，像是在品味这苦涩背后的滋味。他看着我年轻而坚定的脸庞，像是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眼神里充满了感慨，缓缓开口道：“记得你刚来所里那天吗？”
“记得，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我几乎没有犹豫，脱口而出。那个日子，就像一颗钉子，牢牢地钉在我的记忆里，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那天的阳光、空气的味道，甚至自己当时紧张得发颤的指尖，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二：初来乍到
八年前的十月，比往年要热得多。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球，炙烤着唐河县的每一寸土地，柏油马路被晒得软绵绵的，踩上去能留下浅浅的脚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燥热的气息，混杂着尘土和庄稼成熟的味道，让人有些喘不过气。路边的玉米叶子都被晒得卷了起来，蔫蔫地耷拉着，几只老母鸡躲在树荫下，张着嘴不停地喘气。我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帆布的边角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线，里面装着我简单的行李——一件换洗的褂子、两条裤子，还有一本崭新的警校毕业证书，红色的封皮在包里格外显眼。我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分配通知书，指腹都被边缘硌得有些发红，和段旭、刘长坡一起站在了昝岗派出所的门口。
那时的我，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下巴上的胡茬才刚冒出来一点，稀稀拉拉的。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那是在警校训练时被太阳晒出来的，眼睛明亮得像夏日的阳光，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一身新发放的警服穿在身上，显得有些宽松，袖口和裤脚都要卷上几圈才能合身，裤腰那里还得用皮带紧紧勒着，不然走路都往下掉。我们站在派出所那扇掉漆的铁门前，铁门上面的漆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露出里面锈迹斑斑的铁，门轴也不太灵活，开关时发出“吱呀”的怪响。我们心里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终于要成为公安局的正式一员，实现自己从小就有的警察梦，忐忑的是不知道未来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自己能不能做好，能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
接待的正是派出所领导，其中就有赵华甫。当时的赵所长，头发还没有这么白，只是两鬓有些许银丝，皱纹也没有这么深，但眼神同样锐利，像鹰隼一样，仿佛能洞察人心。他坐在办公桌后，办公桌是老式的木制桌子，桌面上有不少划痕和烫印，一看就用了很多年。他翻看着我们的档案，手指在纸页上轻轻敲击着，发出“笃笃”的轻响，头也不抬地问：“警校毕业的？”他的声音比现在要洪亮一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是！”我们下意识地立正站好，声音洪亮得有些过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突兀，甚至有些刺耳。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颊在发烫，心跳也快了几拍。
赵华甫这才抬起头，目光在我们身上打量了一圈，像是在评估一件新工具的性能。他的目光从我们的头发、肩膀，落到我们的鞋子上，那眼神让我有些紧张，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板。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在这里，嗓门大没用，得心里有群众。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不能有半点马虎。”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我们心上。
那是我来到派出所后，上的第一课。我当时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里却在想，只要把案子办好，把坏人抓住，不就行了吗？那些家长里短的事，有什么好管的。直到当天下午，跟着赵华甫处理了一起邻里纠纷，我才对这句话有了初步的理解。
那是两户村民，因为一棵长在院墙边上的柿子树吵得不可开交。张老三家的院墙和李老四家的紧挨着，院墙是用土坯砌的，有些地方已经塌了个角，用几根木棍顶着。那棵柿子树就种在张老三家的院子里，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枝繁叶茂，可树枝却越过了院墙，伸到了李老四家的院子上空，结的果子有一大半都挂在了李老四家那边，青黄色的柿子已经有拳头大小，再过些日子就要成熟了。
张大妈叉着腰，脸上因为生气而涨得通红，唾沫横飞地喊：“这树是我家老头子当年亲手栽的，根在我家地里，果子凭啥让他们摘？往年他们摘了也就算了，今年居然想把伸过去的树枝都锯了，哪有这样的道理！”她的声音尖利，带着浓浓的怒气，额头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李大娘也不甘示弱，踮着脚回怼，她比张大妈矮一些，为了气势不输，特意站在了一个土坡上：“凭啥？果子长在我家院子里，掉下来也砸在我家地上，那就是我家的！再说了，树枝伸过来挡着我家晒粮食，凭啥不能锯？有本事你们把树枝砍了啊！”她的声音也不小，手里还拿着一把扫帚，激动得手都在抖。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从果树吵到了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谁家借了谁家的锄头没还，谁家的鸡啄了谁家的菜苗，越吵越凶，眼看就要动手推搡起来。周围围了不少村民，都在指指点点，有的劝架，有的在旁边煽风点火。我站在一旁，听得头都大了，忍不住插了一句：“不就是几个柿子吗？值不了多少钱，至于吵成这样？”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小题大做。
我话音刚落，就被赵华甫狠狠瞪了一眼，那眼神像冰锥一样，让我瞬间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脖子都缩了缩。赵华甫先是示意两人消消气，他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语气也放缓了：“两位嫂子，消消气，先别吵了，气坏了身子不值当。咱们有事好商量，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闹僵了多不好。”他一边说，一边给两人递了根烟，张大妈不抽烟，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两颗水果糖，给了旁边看热闹的小孩，让他们别在这儿起哄。
然后他才笑着对张大妈和李大娘说：“这样吧，树是张大妈家的，这是没说的，果子呢，就两家平分。李大娘家院子大，等柿子熟了，张大妈可以过来摘，但得小心点，别踩坏了菜地，行不？另外，伸到李家院子的树枝，也别锯了，等摘完果子，让老张修剪一下，别挡着晒粮食，这样两边都方便，你们看咋样？”
张大妈和李大娘互相看了看，又嘀咕了几句，张大妈说：“行吧，看在赵所长的面子上，就这么办，不过他们可不能趁我们不在偷偷摘。”李大娘也说：“放心，我们不是那样的人，你们摘的时候也轻点，别把树枝都弄断了。”两人的语气都缓和了不少，脸上的怒气也消了。
回所里的路上，太阳已经西斜，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土路上，随着脚步晃悠。赵华甫才慢悠悠地对我说：“你觉得是小事？在农村，一口井、一棵树、一堵墙，都可能是天大的事。咱们警察处理不好，今天吵嘴，明天就可能动手打架，后天就可能闹出人命。这些事看着小，可关系到家家户户的安宁，关系到村里的和睦，能算小事吗？”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我心上。
我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闷闷的。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警察的工作，不仅仅是抓小偷、破案子，更多的时候，是要处理这些看似鸡毛蒜皮，却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琐事。这些琐事处理好了，群众才能安心过日子，村子才能太平。
一个月后，我第一次独自处理了一起耕牛走失案。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天空阴沉沉的，
像是憋着一场大雨，空气湿黏得让人喘不过气。派出所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纹丝不动，连蝉鸣都透着有气无力的拖沓。我正趴在办公桌上整理户籍档案，笔尖划过粗糙的纸页，留下沙沙的声响，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纸页上，晕开一小片墨迹。
就在这时，值班室的门“哐当”一声被撞开，村民老王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粗布褂子，褂子的后心已经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勾勒出嶙峋的脊梁骨。他脸涨得通红，像是被煮熟的虾子，嘴唇哆嗦着，说话都带着哭腔：“周警官，我的牛……我的牛不见了！那可是我们家的命根子啊！”说着，他的眼泪就涌了上来，顺着眼角的皱纹往下流，在布满灰尘的脸颊上冲出两道白痕。
我赶紧放下笔，起身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子。他的胳膊很细，骨头硌得我手心发疼，身上还带着一股泥土和汗水混合的酸腐味。“王叔，您别急，慢慢说，牛是什么时候不见的？什么样的牛？”我一边安抚他，一边从桌上拿起搪瓷缸，倒了杯凉白开递过去。
老王接过水杯，咕咚咕咚灌了大半杯，抹了把嘴，这才稍微缓过劲来：“是……是一头黑色的水牛，额头上有块白毛，像个月牙儿。早上我还牵着它在村东头的山坡上吃草，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想着让它再啃会儿，就没拴紧，谁知道……谁知道吃完饭再去看，牛就没影了！”他的声音又开始发颤，眼神里满是绝望，“那牛是我们家攒了三年钱才买下的，春耕秋种全靠它，要是找不回来，这日子可咋过啊……”
我看着他焦急万分的样子，心里也跟着揪紧了。在农村，耕牛确实是家庭的半个顶梁柱，尤其是对于老王这样的贫困户来说，丢了牛就等于断了活路。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王叔，您放心，我们一定帮您把牛找回来。”
说完，我立刻叫上两个联防队员——老张和小李。老张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皮肤黝黑，脸上布满了风霜，以前在村里当过民兵连长，对附近的地形熟得很；小李二十出头，是村里的年轻小伙，手脚麻利，眼神好使。我们三人各自推出自行车，老张的车是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车座上还缠着块破布；小李的车是辆半旧的“飞鸽”，看着还算结实。我跨上自己那辆配发的自行车，车把上还挂着个掉了漆的军用水壶。
“走，去村东头的山坡！”我一声招呼，三人骑着自行车就往村外赶。自行车碾过坑坑洼洼的土路，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震得人屁股发麻。路边的玉米地一望无际，玉米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像是在为我们呐喊助威。
那片山坡很大，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沾在裤腿上，冰凉冰凉的。山坡上还有不少沟壑和树林，树林里的光线很暗，阴森森的，让人心里发怵。我们三个人分开搜寻，约定每隔半个小时在山坡下的老槐树下碰头。
我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往前走，河床里布满了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走路得格外小心，生怕崴了脚。我一边走，一边大声喊着：“牛——牛——”喊声在空旷的山坡上回荡，却没有任何回应。阳光越来越烈，晒得我头皮发麻，警服被汗水湿透了，贴在身上黏糊糊的，很不舒服。脖子上的汗珠顺着衣领往下流，痒得我直想挠，可一想到老王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我又咬着牙继续往前走。
老张在另一边的树林里搜寻，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一边拨开茂密的草丛，一边仔细观察着地上的脚印。小李则骑着自行车在山坡边缘巡逻，眼睛瞪得大大的，生怕错过了任何蛛丝马迹。
时间一点点过去，从下午一直找到太阳落山，天边泛起了晚霞，把天空染成了一片橘红色。我们三人再次在老槐树下碰头，脸上都带着疲惫和失望。
“周警官，没找到啊。”老张叹了口气，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这山坡太大了，说不定牛已经跑远了。”
小李也皱着眉头：“我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都问了，没人看到过一头额头上有白毛的水牛。”
我心里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但还是强打起精神：“再找找，天黑之前再仔细搜一遍，说不定牛就在哪个角落里躲着呢。”
就在这时，我隐约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哞哞”声。那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若有若无。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没错，是牛叫的声音！
“你们听到了吗？是牛叫！”我兴奋地喊道。
老张和小李也竖起耳朵听了听，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听到了！好像是从那边的山沟里传来的！”
我们循着声音跑过去，那是一个不算太深的泥沟，沟里积着浑浊的泥水，散发着一股腥臭味。走到沟边一看，果然是老王那头水牛！它陷在泥沟里，半个身子都被泥浆包裹着，越挣扎陷得越深，此刻已经没了力气，只能有气无力地叫着，眼神里满是痛苦和恐惧。
“找到了！在这里！”我激动地大喊一声，赶紧从旁边找了几根结实的树枝当撬棍，又脱下外套拧成绳子。老张和小李也立刻过来帮忙，我们把绳子的一端牢牢地系在牛的脖子上，另一端由我们三人紧紧攥着。
“一、二、三，拉！”我喊着口号，三人一起用力往后拉。水牛也像是感受到了希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往上挣扎。泥浆很滑，我们的脚好几次都差点陷进去，手上被树枝划破了好几道口子，鲜血直流，但我们谁也没有松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把水牛从泥沟里拉了出来。水牛身上沾满了泥浆，像个泥疙瘩，累得直喘粗气，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我们也没好到哪里去，浑身是泥，脸上、头发上都沾满了泥浆，活像三个泥人，手上的伤口被泥浆一浸，火辣辣地疼。
我们歇了口气，老张找来一些干草，让水牛趴在上面，稍微缓一缓。我则从水壶里倒出一些水，给水牛喝了点，它这才稍微精神了些。
当我们把牛牵回老王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村子里一片漆黑，只有几户人家还亮着微弱的灯光。老王听到动静，赶紧从屋里跑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他布满皱纹的脸，当他看到那头失而复得的水牛时，“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周警官，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这牛可是我们家的命根子，春耕就靠它了，要是丢了，我们家这一年的收成就完了……”
我赶紧把老王扶起来，他的手很粗糙，像老树皮一样，握着我的手不停地颤抖。“王叔，您别这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看着他激动得语无伦次的样子，看着那头安然无恙的水牛，心里忽然涌上一股暖流。这股暖流驱散了浑身的疲惫和伤痛，让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这才真正明白了赵华甫说的“心里有群众”是什么意思——群众的喜怒哀乐，群众的柴米油盐，群众的急难愁盼，都装在心里，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敢轻视那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因为我知道，在那些小事背后，是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和期盼。
回到派出所时，已经快凌晨了。院子里的老槐树在月光下投下斑驳的影子，像是在无声地注视着我们。赵华甫还没睡，他坐在值班室的灯下，正在批改一份报表。看到我们浑身是泥的样子，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起身给我们倒了三碗热水，热水里还放了些红糖。
“喝点水，暖暖身子。”他把碗递到我们手里，眼神里带着关切。
我接过碗，喝了一口，甜甜的暖流顺着喉咙流进胃里，暖和极了。看着赵华甫那温和的眼神，我忽然觉得，自己肩上的警徽，似乎又重了几分。
三：风雨淬炼
日子就像昝岗乡的河水，不急不缓地流淌着，转眼间，又是几个春秋。这几年里，我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案子，有偷鸡摸狗的小打小闹，也有牵动人心的盗窃耕牛案，每一次出警，每一次处理纠纷，都像是一次淬炼，让我从一个毛躁的新手，慢慢变得沉稳、干练。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唐河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连续半个月的暴雨，让河水猛涨，淹没了不少低洼的村庄和农田。昝岗乡的情况也很危急，不少村民的房屋都进了水，地里的庄稼被淹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杆儿。
那段时间，派出所的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赵华甫所长带头冲在第一线，他几乎每天都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嗓子也喊哑了，却依然精神抖擞地指挥着救援工作。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像是老天爷撕破了口袋，倾盆大雨哗哗地往下倒。风也刮得很猛，把路边的大树都吹得东倒西歪。我们接到报警，说昝岗村有几户村民被困在了家里，洪水已经快淹到屋顶了。
赵华甫立刻带着我和另外几个民警，推着冲锋舟就往昝岗村赶。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膝盖，深的地方甚至到了腰部，走路都很困难，更别说推着沉重的冲锋舟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冰冷的洪水灌进靴子里，冻得人骨头疼。雨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只能凭着记忆辨认方向。
好不容易到了昝岗村，眼前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整个村子都泡在水里，不少房屋的屋顶露在水面上，像一座座孤岛。被困的村民在屋顶上焦急地呼喊着，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快，把冲锋舟放下水！”赵华甫大喊一声，率先跳进齐腰深的洪水里，用力推着冲锋舟。我们也赶紧跟着跳下去，齐心协力把冲锋舟推到水里。
冲锋舟在洪水里颠簸着，像一片叶子在巨浪中飘摇。我负责掌舵，赵华甫则在船头指挥，提醒我们避开水里的障碍物。洪水很浑浊，根本看不清水下的情况，好几次冲锋舟都差点撞到树上或者电线杆上，吓得我手心直冒汗。
我们先把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救了下来。那个妇女吓得浑身发抖，孩子在她怀里哇哇大哭。赵华甫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披在妇女和孩子身上，轻声安慰着她们。接着，我们又救了几个老人和孩子，把他们一个个送到安全的地方。
就在我们准备去救最后一户村民时，意外发生了。冲锋舟的发动机突然熄火了，任凭我们怎么摆弄，都启动不了。而此时，洪水还在不断上涨，风也越来越大，冲锋舟随时都有被打翻的危险。
“怎么办，赵所？”我有些慌了，声音都在发颤。
赵华甫却很镇定，他仔细检查了一下发动机，说：“是进水了，先别管它，我们划过去！”说着，他拿起船桨，用力地划了起来。
我和另外一个民警也赶紧拿起船桨，跟着一起划。洪水的阻力很大，每划一下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我们的衣服早就湿透了，冷得瑟瑟发抖，但谁也没有叫苦叫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村民救出来。
终于，我们划到了那户村民家的屋顶下。那户村民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年纪大了，行动不便，看到我们，眼泪都流了出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老爷爷拉着赵华甫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两位老人扶上冲锋舟，然后用船桨慢慢往回划。一路上，赵华甫不停地鼓励我们：“再加把劲，马上就到安全地带了！”他的声音虽然沙哑，但充满了力量，给了我们无穷的动力。
当我们把最后一位村民送到安全地带时，天已经蒙蒙亮了。雨也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钻了出来，洒下金色的光芒。看着村民们安全的样子，我们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赵华甫却因为过度劳累，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赶紧走过去，把他扶起来，给他递了一瓶水。
“赵所，您辛苦了。”我说。
赵华甫喝了口水，笑了笑：“只要村民没事，再辛苦也值得。”他的脸上布满了疲惫，但眼神却依然明亮。
在那次抗洪救灾中，我看到了赵华甫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担当和奉献。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冲在最前面，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也更加坚定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四：誓言无声
时间回到一九九一年的那个清晨，值班室里，赵华甫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许。
“明森，这些年你的进步，我都看在眼里。”赵华甫缓缓地说，“你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民警，这其中付出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但是，入党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它意味着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要做出更大的牺牲。”
我认真地听着，点了点头：“赵所，我明白。我不会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望，我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
赵华甫满意地点了点头，他拿起桌上的入党申请书，仔细地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这份申请书，我会交给党支部。我相信，组织会对你进行严格的考察。”他顿了顿，又说，“明森，记住，警徽之下，是沉甸甸的责任；党旗下的誓言，要用一辈子去坚守。”
我看着赵华甫那双充满智慧和力量的眼睛，郑重地说：“赵所，我记住了。我会像您一样，扎根基层，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绝不辜负这身警服，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窗外，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了院子里的老槐树上。那抹嫩绿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鲜艳。几只麻雀又飞了回来，在树枝上欢快地跳跃着，叽叽喳喳地叫着，像是在为这个充满希望的清晨歌唱。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人生将翻开新的一页。我将带着这份初心和使命，在警徽的照耀下，在党的指引下，坚定地走下去，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守护这片土地的安宁，践行那句无声的誓言。
墙上的挂钟依旧在“滴答、滴答”地走着，像是在为我加油鼓劲。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警服，对着赵华甫敬了一个标准的警礼。赵华甫也站起身，回了我一个警礼。两个警礼，代表着两代民警的传承，也代表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
走出值班室，清晨的空气格外清新，带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我深吸一口气，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或许会有风雨，或许会有坎坷，但我无所畏惧。因为我心中有信仰，肩上有责任，脚下有力量。
警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在诉说着一个无声的誓言。这个誓言，将伴随我走过漫长的从警生涯，成为我心中最坚定的信念。
四：深夜谈话
“那些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从回忆中回过神来，目光落在赵华甫花白的鬓角上，轻声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警服领口的纽扣，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思绪愈发清晰，那些年的桩桩件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赵华甫站起身，走到我身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掌粗糙而有力，带着常年握枪和劳动留下的厚茧，掌心的温度透过布料传过来，那力道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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