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的繁华之下，暗流涌动。
对于大多数升斗小民而言，生活依旧艰辛，而对于那些在招安浪潮中被冲上岸、却又未被朝廷真正接纳的前红旗帮众及其家眷来说，日子更是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充满了看不见的危机与难以言说的困顿。
朝廷的招安，对于普通帮众，意味着放下武器，登记造册，领一笔微薄的“遣散银”，然后便被抛回社会，自生自灭。
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幼长于海上，除了操船弄舵、舞刀弄枪，并无其他谋生技能。岸上的田地早已在“迁界令”中荒芜或易主，熟悉的渔场也成了遥不可及的禁地。他们像离水的鱼，挣扎在陌生的陆地。
更不用说那些在“秋后算账”中丢了性命的头目的家眷。她们不仅失去了顶梁柱，更背上了“罪属”的污名，受尽白眼和欺压，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生活无着，孤苦无依。
而即便那些侥幸得了微末官职的，如一些千总、把总，在清军体系中也是备受排挤的“异类”。饷银被克扣，脏活累活由他们干，功劳却永远轮不到他们。一旦稍有差错，或者仅仅是上官看你不顺眼，“贼性未改”的大帽子便会扣下来，轻则革职，重则下狱。他们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绝望，如同广州冬季的阴雨，无声地浸透了许多人的心。有人沦落街头，乞讨为生；有人被迫铤而走险，重新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却很快被严酷的律法吞噬；更有甚者，一家老小蜷缩在破败的窝棚里，饥寒交迫，看不到丝毫希望。
然而，就在这片绝望的灰暗之中，一缕极其隐秘的微光，偶尔会照进一些最困顿的家庭。这微光，来自那位深居西关大宅、几乎已被世人遗忘的“郑夫人”。
运作这一切的，是一个极其精密的系统，其核心是绝对的忠诚与保密。郑一嫂并未动用任何与过去红旗帮明显相关的人员。她启用的，是两位早在招安前数年，便已由她安排“金盆洗手”、成功洗白身份、潜伏于市井的绝对心腹。
一位是人称“哑叔”的老者。他曾在帮中掌管机密文书，心思缜密，口风极严，因一场海战伤了声带，言语不便，反而成了最好的保密特质。如今，他在城里经营着一家不起眼的杂货铺，地点四通八达，人来人往却不引人注目。
另一位是叫做“阿彩”的中年妇人。她曾是郑一嫂的贴身侍女，机敏过人，记忆力超群，后假称病故，悄然嫁与一名小吏为妻，融入了市井生活。她的家，成了另一个秘密的联络点。
所有的信息流，通过郑一嫂宅邸内一个绝不与外界直接接触的、如同影子般的贴身老仆，进行单向传递。
郑一嫂根据自己通过商业网络和旧部关系暗中收集来的信息，确定需要帮助的对象和程度，写下指令或准备好银两物资，由老仆通过绝无第三人在场的方式，分别交给哑叔或阿彩。
哑叔和阿彩之间互不相识，也从不直接与受助者接触。他们接到指令后，会动用各自发展的、同样不知上层存在的下线——或许是街头流浪的孤儿，或许是走街串巷的货郎，或许是寺庙里分发粥饭的居士——以各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将救助送达。
一袋米，几串铜钱，一包治疗风寒的药材，可能会在一个寒冷的清晨，悄然出现在某户家徒四壁的门槛外。
一份报酬丰厚却无需露面的零活（如缝补、抄写），可能会“恰好”被介绍给一位急需为生病孩子买药的母亲。
一笔足以支撑数月的银两，可能会被装在一个匿名信封里，由一个小乞儿“捡到”，然后“按照失主（虚构）留下的地址”，送到一位被清算头目的老母亲手中。
甚至，当某位旧部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官府找麻烦时，可能会“恰好”有一位陌生的、能言善道的讼师主动提出帮忙，并且分文不取，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帮助，总是来得及时，方式巧妙，绝不重复，且绝不留任何与“郑夫人”或红旗帮相关的痕迹。
受助者往往一头雾水，只能将其归咎于老天爷开眼，或是某位不愿留名的善人。他们不会知道，那双在幕后注视着一切的眼睛，来自于他们曾经誓死追随的“龙嫂”。
郑一嫂在做这些事情时，冷静得如同处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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