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嘀嘀嘀！”
震耳欲聋的喧嚣取代了底舱里压抑的呻吟。
尖锐的汽笛嘶鸣、粗野的呵斥、无穷无尽的脚步声、还有各种口音混杂着的兴奋、焦虑或茫然的呼喊，所有这些声音搅拌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声浪，猛烈冲击着聂安的耳膜。
她被裹挟在人流中，不由自主地向前移动。
空气中弥漫着鱼腥、煤灰和浓重的人体汗臭。与底舱相比，依然臭，但至少没那么具有攻击性了。
纽约。
聂安眯起被强烈光线刺痛的眼睛，贪婪地呼吸着虽然污浊但至少流动着的空气，努力在摇晃的甲板上站稳。她和其他底舱的乘客一样，背着少得可怜的行李，等待下船。高烧在航程最后几日稍微退去了一些，但虚弱和眩晕依然紧紧缠绕着她，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自由女神像此刻还未矗立于此迎接疲惫的灵魂，映入她眼帘的，是曼哈顿下城杂乱无章的天际线，砖石建筑拥挤不堪，无数烟囱向灰蒙蒙的天空喷吐着黑烟。码头本身就像一片混乱的战场，货物堆积如山，马车穿梭不停，形形色色的人如同潮水般涌来涌去。
她已经探听明白了。
这就是1870年代的纽约。镀金时代喧嚣沸腾的入口，机遇与危险并存的巨大熔炉。欧洲人口中，所谓的“希望之地”。
人流开始缓慢地通过临时搭起的木板，走向码头区域。那里，更多的混乱在等待着。穿着制服、面色冷漠的官员坐在桌子后，对移民进行着草率的检查和登记。而更外围，则聚集着另一群人——他们的眼神截然不同，锐利、贪婪，像秃鹫搜寻猎物般在刚刚下船、满脸茫然的移民中扫视。
聂安紧紧抱着自己那个小小的、空瘪的包袱，里面只有几件破旧衣物和至关重要的船票文件。她尽量低着头，让自己融入人群，减少被注意的可能。但她的与众不同，或许是在船上那几日勉强恢复的一点气色，或许是她眼神中那份与年龄和衣着不符的冷静观察，还是让她成了目标。
一个穿着略显体面但领口油腻、留着浓密络腮胡的男人挤开人群，精准地拦在了她面前。他脸上堆着过分热络的笑容，但眼睛里的算计却冰冷无比。
“嘿，小姑娘！一个人？刚下船？瞧你这虚弱的样子，在纽约有地方去吗？有亲戚接你吗？”他的语速很快，试图用一连串问题让她不知所措。
聂安的心猛地一沉。来了。人贩子，或者以介绍工作为名行欺诈之实的恶徒。这段历史她太熟悉了，无数孤身一人的女移民就是这样被诱骗、控制，最终落入妓院或血汗工厂，永无出头之日。
她停下脚步，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用一双因虚弱而显得格外大的眼睛望着他，手指悄悄捏紧，用疼痛强迫自己保持绝对冷静。
“我……我跟家人一起。”她哑声说，试图撒谎，但声音里的虚弱和孤立无援太过明显。
络腮胡男人笑得更“和善”了：“家人？在哪儿呢？指给我看看？别怕，小姑娘，我是好人，专门帮助你们这些新来的。你看你，脸色这么差，是不是病了？我知道有个地方，暖和又干净，还有医生……”
他的手甚至试图过来拉她的胳膊。
绝对不能跟他走！一旦离开这人潮相对密集的地方，就完了！聂安的思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呼救？周围的移民自身难保，官员漠不关心，甚至可能勾结。物理反抗？这具虚弱的身体毫无胜算。
电光石火间，一个念头攫住了她——利用这个时代最原始、最普遍的恐惧。
就在那只手即将碰到她的前一秒，聂安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不是假装，她的肺部本就脆弱，这一紧张，咳嗽便止不住地爆发出来。她弯下腰，咳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
然后，她猛地抬起头，脸上因为剧烈的咳嗽和原本未褪尽的高烧泛起不正常的潮红。她故意用一种气若游丝，却又足以让周围几个人听到的声音说道：
“先生……您真是好心……可是……可是船上的医生说，我这热病……可能会传染。他让我下了船，最好自己待着，别……别连累好人……”
“热病”这个词，在十九世纪末的移民语境中，拥有着堪比瘟疫的恐怖力量。它可能指伤寒，可能指斑疹伤寒，可能指肺结核，总之是意味着痛苦、死亡以及可怕的传染性。
果然，这个词像一道无形的屏障，瞬间在她和那个络腮胡男人之间竖起。
男人的笑容瞬间冻结，伸出的手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了回去。他脸上掠过一丝惊恐，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仿佛聂安周围空气都带着病毒。周围几个原本也在慢慢靠近、可能打着同样主意的身影，也立刻停顿下来，眼神变得忌惮。
“你……你怎么不早说！”络腮胡男人语气陡变，带着嫌恶和恼怒，“真是晦气！”他再也顾不上伪装，骂骂咧咧地迅速转身，挤进人群消失了，仿佛多待一秒都会被死神盯上。
聂安捂着胸口，继续压抑地低咳了几声，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几乎要蹦出来。成功了。她利用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传染病的无知和恐惧，暂时击退了显而易见的危险。
但她不敢有丝毫松懈。危险无处不在，一个退去，很快会有下一个。她必须立刻找到相对安全的依托。
母亲。安妮残存的记忆里，那个临终前憔悴的女人紧紧握着她的手，气息微弱地嘱咐：“……安妮……我的小安妮。如果……如果能到纽约，去找舅舅……天主仆人会指引你……不要相信陌生人，除了穿黑袍的人……”
这是深植于原主安妮潜意识深处的信任，属于一个虔诚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本能。此刻，这记忆成了聂安唯一的指南针。
她强迫自己虚弱的身体移动，目光焦急地在混乱的码头搜寻。
找到了！在码头稍远处，相对安静一点的空地上，搭着一个简陋的棚子。几位穿着黑色长袍、胸前挂着十字架的神职人员正在那里，向一些看起来最困顿的移民分发黑面包和热汤。他们的存在，仿佛这片混乱沼泽中一小片坚硬的土地。
希望之火微弱地燃起。聂安咬紧牙关，用尽最后的气力，踉踉跄跄地朝着那个棚子走去。
排队领取食物的人大多沉默而麻木。轮到聂安时，她几乎已经站不稳。一位年纪稍长、面容疲惫但眼神温和的神父将一小块面包递给她，看到她摇摇欲坠的样子，关切地问：“孩子，你还好吗？就你一个人？”
聂安没有立刻去接面包。她抬起脸，让神父能清晰地看到她脸上的病容和脆弱。她深吸一口气，没有再用船上那种过于标准的英语，而是刻意带上了一点从记忆碎片里搜刮来的、生硬却足够清晰的爱尔兰口音，这让她显得更真实，也更无助。
“神父……求您帮帮我。”她的声音微弱，带着恰到好处的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汇聚却倔强地没有落下，“我母亲……她临终前对我说，‘安妮，若你孤身一人，就去寻找主的仆人，他们会像帮助迷途的羔羊一样帮助你’……她告诉我，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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