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雁死在二零四九年的除夕夜，时辰卡得刁钻，恰是旧岁将辞、新年欲至的暧昧时分。
窗外的烟花一阵撵着一阵，没完没了地炸，拼了老命地要把墨黑的夜空烫出几个窟窿，亮是亮了，却亮得支离破碎，像块被顽童撕烂后又胡乱贴了金箔的破布。
电视里春晚的欢声笑语隔着几道墙壁顽强地渗透过来，听不真切，只剩下一片嗡嗡营营的虚热闹，衬得这屋里愈发死寂。
她躺在冰冷的床上，身下是女儿几年前寄回来的蚕丝被，说是轻便保暖，价钞不菲。
可南雁总觉得盖不暖，滑溜溜、凉沁沁的，像裹着一层不合时宜的雾气，隔绝了人间烟火气，直往骨头缝里钻冷。
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旧棉花，每次呼吸都成了奢望。
她知道自己要死了。
八十四岁，按老话讲，是喜丧。
街坊邻里若得知，大抵会咂咂嘴，说一句“哟，高寿啊，有福气”，至于这福气里头裹着几分真几分假，没人在意。
喜丧喜丧，重点在“喜”，那点不足为外人道的“丧”，自个儿咽下去就得了。
屋子里是冷锅冷灶，连口能烫一烫喉咙的热水都没有。
唯一的活物是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叶片蔫头耷脑，边缘泛着不健康的枯黄，是隔壁那个同样孤寡的老太太去年硬塞给她的。
那时老太太自己个儿也要搬去养老院了，像是急着甩脱一个不祥的兆头。
这绿萝竟也顽强，吊着一口若有似无的气，陪她捱过了一个又一个同样寡淡的白昼与黑夜。
女儿在很远很远的国外，具体是哪国哪个城市，南雁有时记得清，有时模糊。
只记得地图上要划过一大片蓝色的海，机票贵得吓死人。
三年了，没回来过。
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在半年前，信号差极了，嘶嘶啦啦的杂音里，女儿的声音像是被太平洋上的狂风吹散了的纸片，零落又尖锐：“……妈，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软弱，一辈子不懂反抗，谁都能捏你一下，连我看着都替你累得慌……”
累吗？
南雁迷迷糊糊地想，意识像断了线的风筝，在天花板上徒劳地盘旋。
是累的，怎么会不累呢？
她这一辈子，活脱脱像个老旧的陀螺。
被一根名叫“亲情”的鞭子抽着，不停地转，转得晕头转向，转得磨平了所有棱角。
鞭子握在谁手里？
父母、兄弟姐妹……甚至后来，是子侄辈。
他们需要钱时，她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那点退休金和打零工的血汗钱，给弟弟凑彩礼、盖新房，给哥哥的孩子交高昂的择校费、补习费，仿佛那是天经地义。
父母病倒在床，兄嫂弟媳各有各的难处，是她这个“闲人”床前榻后地伺候，端屎端尿，擦身翻身，从深夜熬到黎明，没听过谁一句真心实意的“辛苦”。
最后老房子拆迁，那么一大笔补偿款，她眼睁睁看着大哥一家喜气洋洋、迫不及待地签了协议，手指印摁得又红又重，像是生怕她反悔。
她连个零头都没摸着。
理由充分得让人无法反驳：“雁子啊，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早就是泼出去的水了，这祖产，按理说都没你的份儿。大哥替你守着。”
她不是没委屈过。
那一次，她蹲在拆迁办门口冰冷的马路牙子上，看着大哥一家被开发商的人簇拥着，脸上笑出的褶子都能夹死苍蝇。
她手里紧紧捏着那个磨破了边的存折，里面是她刚取出这个月全部的退休金，指节捏得发白，心里头像是被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子，慢吞吞地割走了一块肉，不见血，只是闷闷而绵长地疼。
冷风一吹，她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久到记忆都褪了色。
那时候大哥还年轻，带她去村口的河边摸鱼。
她脚下一滑，掉进河里，水草缠住了脚踝。
大哥急得眼都红了，连鞋都顾不上脱，“噗通”一声就跳下来，胳膊那么有劲，一把就将她捞了起来，背在身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跑，一边跑一边骂她“笨丫头”，湿透的衣襟却把她冰凉的脸蛋焐热了。
那时候的河水真清啊，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
大哥的脊背真宽啊，好像能扛起一切。
可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
每次她心里那点委屈和不平刚要冒头，刚想张嘴说点什么，母亲就准时开始哭天抹泪，演技几十年如一日地精湛：“雁子啊，我的好雁子，你是最懂事、最孝顺的，咱家就指望你了啊……你可不能寒了爹妈的心……”
父亲在一旁沉默地敲着那杆老烟袋，铜锅磕在桌角，发出沉闷的“叩叩”声，最后总是那句亘古不变的结语：“一家人，血脉至亲，计较那么多干什么？生分！”
于是，她就一次一次地，把到了嘴边的话，连同那点可怜的委屈和诉求，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咽得太多次，太彻底，到最后，连她自己都忘了那滋味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像她生来就该如此，就该是那个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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