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末秋初。
伦敦的猎头找到安东尼时，他正在新加坡ICU值夜班。那天病人基本平稳。三床的老先生感染指标在往下走，五床的孩子撤机后呼吸还算稳，八床那个车祸多发伤术后第三天，该醒的时候醒了。安东尼巡完最后一圈，在值班室里坐下来。窗外在下雨。
新加坡的雨又潮又热，玻璃窗看出去的灯光朦朦胧胧的，像是隔着一层永远擦不干净的水汽。食堂晚餐送来的咖喱炸鸡还放在桌上，已经凉了，但安东尼还是拿起来咬了一口——有点咸。
但他没敢多喝水。在这个科室，喝太多水就意味着要多去厕所，去厕所就可能错过某个病人的报警。这是每个ICU医生都懂的生存法则。
他嚼着凉掉的炸鸡，看着窗外的雨，想着下周要交的一篇论文。
电话响的时候，他以为是病房。
“安东尼医生？”是个女声，英文，带着明显的伦敦口音，“我是猎头公司的，方便聊几分钟吗？”
安东尼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接过猎头电话。
“长话短说，”对方说，“我们注意到了您在伦敦帝国理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的教育背景，以及新加坡中央医院的履历，现在伦敦有一个ICU主任的职位，年薪是您现在的两倍。但有一个附加条件。”
“什么条件？”
“兼任私人医疗顾问。有个生病的孩子，可能需要您一直帮忙看着。”
安东尼没说话。他一直——这个副词让他觉得奇怪。什么叫一直？一年？两年？还是一辈子？
“我能看看资料吗？”
“当然。如果您有兴趣，我们会发过去。”
安东尼挂了电话，继续吃他的咖喱炸鸡。两倍年薪，伦敦，一直帮忙看着。这三个词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圈，只勾起一点求学阶段的生活回忆，但没转出什么确切的形状。
三天后，资料发过来了。
是一个孩子的病历。法洛四联症，先天性心脏病里不算最轻的，但也绝不是最重的。一岁半做过分流姑息手术——BT分流，左锁骨下动脉到肺动脉，算是标准操作。病历上写着，术后恢复尚可，但不知道为什么，根治术一直拖到了现在。
现在这孩子快七岁了。
安东尼看着出生日期那一栏：1997年11月17日。
他算了算，七岁不到。这个年纪做法洛四联症根治术，不算太晚，但也不算早。术后恢复的难度，要看这七年她是怎么过来的——喂养情况、缺氧发作的频率、有没有反复感染。但病历上这些信息都很模糊，只写着“发育迟缓”“喂养困难”，没有更多细节。
他想起三年前一个没捞回来的孩子。也是法洛四联症，也是七岁，术后第三天感染性休克，他在ICU守了三十六小时，最后没守住。那孩子走的那天晚上，他在值班室里坐了一整夜。后来他把那个病例写成了一篇论文，讨论危重患儿的早期预警指标。那是他发得最顺的一篇论文，因为每一个数据他都记得，每一个夜晚他都记得。他还记得那对父母给他鞠躬说谢谢，感谢医生尽力了，那天回去之后，他恶狠狠睡了一觉，又埋头哭了一场。
安东尼把资料关掉，给猎头回了一句话：可以考虑。
那时候安东尼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已经小有名气。ICU轮转三年，重症方向发了七篇论文，拿了三个课题。同行提起他，会说“那个安东尼，挺厉害的”。但“挺厉害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让他母亲停止催他成家。
他母亲打电话的频率是每周一次，内容永远一样：“有没有认识合适的女孩？”“那个护士长上次说的姑娘你见了吗？”“上上次那个姑娘，怎么不约她出去吃饭？”“你都二十七了，你爸二十七的时候都有你了。”
他父亲也是医生，常年在急诊一线。听他在电话里敷衍，会默默拍拍他的肩，说：“没事，做你想做的。”
安东尼不知道“做你想做的”这句话是支持还是无奈。但他知道自己确实还想再做点什么。
面试来得很快。
猎头一个电话确定了安东尼的休息时间，用人单位直接飞到了新加坡，约在了距离医院两个街区外的咖啡店。
安东尼提前到了十分钟。他穿着便装——深灰色T恤、牛仔裤，没穿白大褂的时候，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
咖啡店不大，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看起来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穿深灰色西装，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美式。
安东尼走过去，坐下。
那个男人看着他，说：“安东尼医生。”
不是问句。是陈述。
“我是查尔斯，Beacon集团总裁。”他说，没有任何寒暄，没有任何铺垫，“我需要一个人，能管重症中心，能协助做药剂研发，能随时待命。我看了你的教育背景，读了所有的论文，也看了你在ICU的履历。你是我要找的人。”
安东尼没说话。查尔斯继续说：
“我可以提供整个英国最好的医疗科研平台。你可以查一下我们的资料——Beacon医疗中心。我们只做转诊和急诊，不做门诊。支持系统完整，可以拿到无数审批中和科研中的药剂许可。同行评价我们是‘last station’。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安东尼知道，他还在英国读预科的时候就很清楚。如果Beacon的医生摇头，那就是上帝说了no；如果他们的医生愿意搏一把，那就意味着还有和死神争夺一番的希望。
他摸了摸咖啡杯，没喝。
“那个你要我看着的孩子，”他问，“是谁？”
查尔斯沉默了一秒。
安东尼那时候在心里想：如果这时候对面这个英国人说，那个孩子是个皇室亲戚或者之类的什么东西……保证掀了桌子再走。
窗外的新加坡阳光很烈，照在街对面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白。查尔斯似乎是斟酌了一下用词，缓缓开口说：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病例。随时可能出事。我个人很重视她。”
说“重视”的时候，他的语气有一瞬间不太像在说病例。
安东尼盯着他看。这个男人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但刚才那一瞬间，安东尼觉得他好像看见了什么——不是病例，是别的什么。
“方便说一下为什么吗？”安东尼问，“这不是很难的病。法洛四联症，根治术每年全世界做几千例，能做的人很多。预后一般也都很好，一般来说ICU住三五天，醒了就能转走。再说，一般寻找医疗顾问，都更倾向于全科医学背景的医生，你为什么来找我？”
查尔斯看着他，有一阵没说话，好像在斟酌用词。然后他说：“我看过你的论文。那里面不仅仅是数据。”
安东尼愣了一下。
“我见过很多医生，”查尔斯说，“技术好的很多，脑子快的很多，能熬夜的很多。但你在见过那么多深渊之后，依然愿意与病人共情。这是我最需要的。”
安东尼没接话。
查尔斯把一份自己已经签过字的合同推过来。“你可以考虑。待遇都在里面。如果愿意来，我希望你三个月内到岗。”
安东尼接过合同，翻了翻，看了看查尔斯的亲笔签名。年薪的数字让他沉默了三秒。但他没看太久，就把合同合上了。
“那个孩子，”他问，“叫什么名字？”
查尔斯又沉默了一秒。
“Zoey。”他说，"zoey prince."
安东尼点点头。他站起来，伸出手。
“我会考虑的。”
查尔斯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稳，但安东尼觉得，握手的时间比正常社交礼仪长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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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接了这个offer。
不是因为查尔斯的钱——当然钱不少。是因为“随时可能出事”这几个字。他见过太多随时可能出事的孩子。他想试试，能不能让这一个不那么随时可能出事。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平台太好了。他踏上医学之路时给他领过路的几个老师，还有当年玩的特别好的几个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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