檐角的铁马在风里叮叮当当地响，声音碎碎的，像一把旧铜钱从高处撒下来，一颗一颗砸在青石板上。沈素秋跪在父亲的灵前，麻衣外面套着一件旧戏服，膝盖底下垫着一个蒲团，蒲团边沿的草都散了，扎得她小腿又痒又疼。
戏服是大红色的，红得有些发暗，像是陈年的血迹。袖口磨得发白，露出一截一截的线头，领子上绣的金线断了好几根，弯弯曲曲地翘着，像一条条垂死的蚯蚓。这件戏服父亲穿了一辈子，如今挂在沈素秋单薄的身子上，空空荡荡的，像是借来的衣裳。
灵堂里点了两盏长明灯，灯芯一跳一跳的，把墙上的人影晃得忽长忽短。香炉里的香灰积了厚厚一层，最上面插着三炷香，青烟袅袅地升上去，在半空中散开，熏得沈素秋眼睛发涩。
父亲咽气的时候是辰时三刻。
那天早晨落了霜，院子里的枯草上白了一层，踩上去咔嚓咔嚓地响。父亲躺在里屋的床上，被子盖到胸口，被面上绣的鸳鸯褪了色，两只鸟的头都模糊了，看上去像两团灰扑扑的棉絮。他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陷下去，整张脸像是用黄蜡捏的，在晨光里泛着一层淡淡的光。
沈素秋端了药碗进去，药汤黑漆漆的，冒着白汽。她吹了吹碗沿，用调羹舀了一勺递到父亲嘴边，父亲摇了摇头，抬手把碗推开。他的手枯瘦如柴，手背上青筋一根一根暴起来，像老树根。可他的骨节还是硬朗的，推碗的那一下力气不小，药汤晃出来几滴落在被面上，洇出几个深褐色的点子。
“素秋，”父亲的声音像是从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闷闷的，带着回响，“你过来。”
沈素秋放下药碗，在床沿上坐下。父亲攥住了她的手，攥得很紧，指甲掐进她的手心里，疼得她差点叫出声来。可她没有动，就那么让他攥着。
“班子交给你了。”
就这一句。别的什么都没有。没有问她愿不愿意，没有问她怕不怕，没有问她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怎么撑起二十几口人的吃喝。好像她生来就该接下这个烂摊子似的，好像她这辈子的路早就被写好了，她只管照着走就是。
沈素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她想说，爹，我不行。想说班子里的老人不会服我。想说我还想唱戏，我不想现在就做班主。可这些话到了嘴边，一个字也没说出来。父亲的眼睛看着她，那双眼睛浑浊得像冬天的河水，可底下有一丝光，是她从没见过的东西——是恳求，是托付，是一辈子不肯低头的人终于低下了头。
她点了点头。
父亲的手松开了。不是慢慢松开的，是一下子就松了，像是拉紧的弦忽然断了。他的手落在被子上，手掌摊开，掌心里全是老茧，那双手拉了一辈子胡琴，茧子长了一层又一层，厚得像鞋底。
沈素秋跪在灵前想着这些事，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她没有出声，眼泪就那么无声地往下淌，滴在麻衣上，滴在戏服的袖口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
李婶儿从外面进来，看见她在哭，站在门口没敢动。李婶儿五十来岁，年轻时也是唱旦角的，后来倒了嗓就帮着做些杂活，是班子里的老人了。她从沈素秋小时候就跟在身边，比亲娘还亲。
“小姐，”李婶儿轻声说，“别哭了，身子要紧。”
沈素秋擦了把眼泪，站起来，腿跪麻了，趔趄了一下。李婶儿赶紧上来扶她，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像是刚从冷水里捞出来。
“班子的人都来了，在外面等着，”李婶儿说，“想问问小姐，后事怎么办。”
沈素秋走到门口，外面站了二十来号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都穿着素服，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有人是真伤心，眼睛红红的，有人只是做做样子，还有人脸上带着忧色，那份忧不是为死人，是为活人往后的日子。
最前面站着拉二胡的周瘸子，他一条腿是瘸的，走路一拐一拐。周瘸子四十来岁，跟了父亲二十年，是班子里的老臣。他看着沈素秋，咳嗽了一声，说：“小姐，老班主走了，往后班子的事……”
“往后的班子，我来带。”沈素秋说。
众人面面相觑。有人小声嘀咕，一个姑娘家，怎么带班子？还有人说，这班子是玉春班，不是谁都能带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沈素秋听见。
周瘸子回头瞪了一眼说话的人，又转过来看着沈素秋。“小姐，你可想好了。带班子不是唱戏，唱戏只管台上那一个时辰，带班子要管二十几口人的吃喝拉撒，管天管地管人情，你一个姑娘家……”
“姑娘家怎么了？”沈素秋的声音不大，可院子里忽然就安静了。“我爹把班子交给了我，我就得把它撑下去。你们谁要走，现在就可以走，我不拦。留下的，从今往后听我的。”
没有人走。
不是不想走，是没地方可去。这些人大多是从小跟着班子的，离了玉春班什么也不会，去别的班子人家也不要。二十几口人的命都拴在玉春班这根绳上，绳子那头现在攥在沈素秋手里，谁也不敢撒手。
父亲下葬那天下了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筛面粉。墓地在城外一座小山上，山路泥泞，棺材抬上去费了好大的劲。沈素秋跟在棺材后面，没有打伞，雨水把她的麻衣淋透了，贴在身上，冷得她直打哆嗦。
下葬的时候李婶儿给沈素秋撑了一把伞，沈素秋推开她的手，站在雨里看着父亲的棺材一点一点放进土坑。泥土落在棺材盖上，闷闷地响，一下一下的，像是心跳。最后棺材完全被土盖住了，新坟堆起来，像一个小小的山包。有人插了块木牌在坟前，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沈素秋跪下来磕了三个头，额头沾了泥，她没有擦。
“爹，”她小声说，“我会把班子撑下去的。”
雨水顺着她的脸往下淌，分不清哪是雨哪是泪。
下葬后第三天，沈素秋带着玉春班在城隍庙唱了一场《长生殿》。
城隍庙前的戏台是露天的，台子上的木板有些松了，踩上去吱吱嘎嘎地响。幕布褪了色，原本是大红的，洗成了灰红，边沿上还破了好几个洞。可沈素秋不在乎这些，她站在台上，穿着父亲的那件旧戏服，对着台下二三十个人，开口唱了。
“升平早奏韶华好，行乐何妨在碧霄……”
她的嗓子是父亲用最笨的法子练出来的。小时候别的孩子在街上踢毽子放风筝，她在院子里对着冰面喊嗓。大冬天，北风刮得呼呼的，她站在院子当中，面前放着一盆结了冰的水。父亲坐在廊檐下，手里拿着戒尺，让她对着冰面哈气，哈出一团白雾，然后发声。
“啊——”
声音要穿过白雾，打在冰面上，冰面上不能起霜。起了霜说明气不够，说明声音没有穿透力。她就那么一声一声地喊，喊到嗓子眼发干，喊到后来吐出来的唾沫带着血丝。父亲的戒尺始终悬在她头顶，从来没有落下来过，可那种随时会落下来的恐惧，比真的挨打更让人难受。
十岁的时候她偷过一次懒，趁父亲出门，在院子里玩了一下午的布老虎。父亲回来发现了，让她在院子里站了一夜。那一夜特别冷，月光照在地上，白得像霜。她穿着单衣站在院子里，冻得浑身发抖，牙齿咯咯地响。父亲在屋里，灯亮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发了高烧，烧了三天三夜，差点没熬过来。
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偷懒了。
后来她慢慢懂了，父亲不是不疼她，是不知道该怎么疼她。父亲也是个苦命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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