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末的一天夜里，沈约在核对何大案的账本时发现了一个不对的地方。
数字是对的，但是名字有问题。
何大的工钱记录从景龙二年开始。她以前按年翻过一遍，看的是数目和签收。这一次她换了个看法，她按人名看。杂役类的名单每年更新一次，年初造册，年末注销。
她把十四年的名单一年一年地对着看，找每一年增加了谁、减少了谁。何大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在的名字，旁边的名字在变。
景龙二年的杂役名单一共十一个人。第二年变成了十个，少了一个叫陈阿牛的。第三年又少了一个叫孙二的。第四年补进来两个，又走了一个。每一年的变动不大，一两个人，正常得很，县衙的杂役流动率本来就高。
但她把十四年的名字全列出来以后，发现了一件事。
从景龙二年到开元九年，一共有三十七个不同的人在“杂役类”的名册上出现过。三十七个人里面，有二十六个她能在万年县的户籍底册里找到对应的登记——姓名、籍贯、年龄、家属。剩下十一个人，查不到。
十一个没有户籍的人。
她当时以为是底册残缺。万年县的户籍底册在韦坚任上经历过一次“清理”，很多旧簿被淘汰了，缺几个名字不奇怪。但她把那十一个名字单独列出来以后，发现了一个规律：这十一个人的入册时间和离册时间都不重叠。第一个人离册的那一年，第二个人入册；第二个人离册的那一年，第三个人入册。像是一根链子，一环扣一环。
她把这十一个名字抄在一张纸上，按时间排成竖列。从景龙二年到开元九年。十四年，十一个没有户籍的人，首尾相连地出现在万年县衙的杂役名册上。每个人存在一年多，然后消失。消失的时候没有注销记录，不是“辞退”也不是“病故”，直接从名册上没了。
下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也没有入册手续，不是“新录”也不是“调入”，直接写在了名册上面。
她把这张纸放在灯下看。十一个人，每一个都像何大一样，在名册上活着，在户籍里不存在。
第二天她去找卢昭容。
卢昭容这次没有来文墨斋。沈约在她下值之后约在延康坊的一个茶摊见的面。茶摊在坊墙脚下，支了一张歪歪扭扭的矮桌，两条板凳，茶壶是粗陶的，茶叶是最便宜的散茶。
卢昭容到的时候穿了一件旧的青布褙子，头发松松地挽着，看起来不像吏部考功司的人。她坐下来以后先灌了一杯茶，灌得很急，呛了一下。
“热死了。”她说。
沈约把那张十一人的名单推过去。卢昭容拿起来看了一遍。她的眼睛动得很快，从第一个名字扫到最后一个，中间没有停顿。看完以后她放下纸，又倒了一杯茶，这次慢慢喝。
“你要我查什么？”
“户籍，这十一个人没有户籍登记。我需要确认，是登记被删了，还是从来没登记过？”
“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从来没登记过，说明这些人本身就是假名，县衙用假名占编领钱。如果是登记被删了，说明有人在事后清理痕迹。删户籍比造假名严重得多，删户籍是篡改官方档案，《诈伪律》第十条可以追究。”
卢昭容把茶杯放下。杯底在桌面上磕了一声。
“万年县的户籍，州里留一份，逐级上报，尚书省户部还存一份副本。理论上户部的副本跟县里的底册应该一模一样。如果县里删了人，但户部的副本上还有，那就能证明是事后删除的。”
“你能查？”
“能查，但费时间。户部的户籍副本按年存放，户部和我们考功司同在尚书省，那库房我进得去。万年县从开元初年到现在的副本大概有十几柜。我得一年一年地翻。”
沈约点了点头。她没有说“辛苦了”之类的话。卢昭容也不需要这种话。她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帮谁的忙，是两个人在同一条线上走，走到各自能走到的地方。
卢昭容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停了一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十一个假名不只是万年县的事呢？”
沈约看着她。
“我在尚书省见过很多县的户籍副本。每个县的编制数都不一样，但格式一样。如果有人在万年县用了这种手法，先造假名占编，再删除户籍清理痕迹，那他在其他县也可能用过同样的方法。一个县十一个人，十个县就是一百一十个人。一百一十个不存在的人，每个月领三百文工钱。你算算。”
沈约没有算，她知道这个数字一旦算出来，她手上这条线就不再是一个县衙厨房杂役的案子了。
卢昭容走了。茶摊的老板过来收杯子，把桌上的茶渍擦了一遍。沈约坐在板凳上又喝了两杯茶。茶很涩，叶子泡老了。坊墙上的夕阳斜斜地照下来，把她的影子投在泥地上，影子的边缘被风吹得模糊了。
五天以后卢昭容托人送来了一份东西。是一个布包。布包沉甸甸的，打开以后里面是一沓薄册子。册子的封面上用卢昭容的小楷写着：万年县户籍副本摘录——景龙二年至开元九年。
她在灯下把册子一页一页地翻。卢昭容从吏部的户籍副本里把那十一个名字对应的页面全部抄了出来。每一个名字一页。十一页纸，十一个人。
结果是：十一个人里面，有七个在吏部的副本上存在。这七个人的户籍登记包括姓名、籍贯、年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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