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殡仪馆的电话一遍遍催，催促她尽快办理火化手续，缴纳费用，警告她若再拖延，将按规处理，甚至可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那一天，是万家团圆的春节。
她无法忍受出租屋里那能把人逼疯的死寂和冷清，脚步虚浮地出了门，鬼使神差地，朝着那条热闹的老街一步步走去。
街边有卖江米条的小摊，那种外层裹着白色糖霜，咬下去会嘎嘣脆响的廉价零食。
她忽然想起来，在老家的女儿最爱吃这个。
于是她掏遍全身，摸出仅剩的五块七毛钱，称了小小的一袋，自己抓着，一根一根往嘴里塞。
女儿吃不到了，她还在老家，等着爸爸妈妈回去过年，等着学费，等着也许永远无法实现的新年礼物。
他们夫妻俩原本……是准备好了今年一定要回去过年的。
……
遇见我，成了一个偶然却又带着某种残酷合理性的必然。
那时，我正因为摊主告诉我“那个蒲公英水晶球早就被人买走啦”而瞬间垮下肩膀，垂头丧气地站在街边，觉得全世界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东西，都在一点点离我远去。
她看见我的时候，我正耷拉着脑袋，慢吞吞地往家的方向挪步。
她认出了我——商艺康的女儿。
同时，一个可怕又疯狂的念头，如同毒蛇般猛地窜入她的脑海，来势汹汹，瞬间吞噬了她仅存的理智。
如果她还有一丝清醒，她一定会想到这件事可能引发的可怕后果。
可惜，没有。
如果她能提前预知最终的结局，那么在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个瞬间，她一定会头也不回地继续走下去，哪怕前方是更深的地狱。
可惜，没有。
如果在她看到我稚嫩脸庞的那一刻，想起的是她自己那乖巧懂事的女儿，而不是那冰冷的、象征着终结的三千块火化费……
如果……如果我呢？
如果当时的我，能够机灵一点，敏锐地察觉到她的绝望，能开口告诉她：“阿姨，我爸爸是个好人，你跟他好好说，他会帮你的，他一定会心甘情愿地拿出那三千块钱……”
可惜，我也没有。
我是一个被所有长辈夸“听话”、“懂事”的好孩子。
潜台词往往是：木讷，循规蹈矩，不懂变通，在巨大的变故面前，只会被吓得呆住，遵循最直接的指令。
爸爸的死，成了我人生剧本中最荒诞、最无法原谅的一处情节。
我后来时常陷入一种假设性的癔想：如果当初这个情节的设计者，哪怕手抖了一下，让它的走向出现一丁点的偏离，我的人生，我妈妈的人生，我奶奶的人生，是不是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幸福的光明？
然而现实冰冷而残酷。
我和妈妈站在原告席上，听着审判长念完长长的判决书。
然后，我听到对面被告席上那个瘦弱憔悴的女人，用尽全身力气般，吐出三个字：
“服从判决。”
思绪从沉重的回忆里挣扎着浮起，我彻底明白，爸爸将永远不会再推开那扇门回家了。
我默默走回灵堂，重新在那个小马扎上坐下。
来来往往忙碌的亲戚们，我很多都喊不出准确的称谓，也帮不上任何忙。
我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愚笨，且显得无比冷漠，没有礼貌。
我想，他们心里一定对我厌恶至极。不然，那些躲在门框后的议论，是从何而来呢？
“老商家真是倒了血霉了，生出这么个女儿！”
“就没见过这么没心肝的，亲爹死了，一滴眼泪都不掉！”
“要不是她贪玩跑出去，怎么会惹出这种天大的祸事！”
“骨子里就是冷的！就是个克父克母的灾星！”
……
这些话语，其实我听得并不真切，以至于在往后无数个自我折磨的夜里，我甚至恍惚地怀疑：那些话，真的有人说过吗？
还是说……那根本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审判？
然后，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个绑架我的女人。
就在那通致命的电话结束后，她毫无预兆地崩溃大哭起来。
她把兜里没吃完的江米条掏出来，塞到我手里。
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孩子……吓着你了……阿姨真的……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了……等你爸爸拿钱过来，你就跟他回家，好好过年……年后、年后阿姨争取想办法把钱还上……”
我承认，在那一刻，透过她满脸的泪水和绝望，我心底曾泛起过一丝微弱的、属于孩童最原始的同情。
但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原谅她的权利。
连同被原谅的资格，也一并失去了。
从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一种清晰的、冰冷的预感——
我过不好我的一生了。
小升初，我考了297分，离满分只差3分。尽管手握这样的成绩，我却别无选择，只能走进那所教育资源匮乏的初中。
选择它只有一个原因：离家近。
一来不需要人接送，能省下宝贵的通勤时间；二来，也是最重要的，我可以随时回家照顾已经瘫痪在床的奶奶。
那时，妈妈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
她原本刚烈的性子，在生活的重压下被磨得变了形。
她时常要面对一些蛮不讲理的顾客，为了保住这份微薄的薪水，她只能选择将所有的委屈和怒火生生咽下。
久而久之，那些无法对外人发泄的情绪，便转化成了家中一点就着的易燃物。她变得异常易怒，经常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冲着我和奶奶发脾气，而后又在每一个深夜里，独自坐在漆黑的卧室中，压抑地啜泣。
……
爸爸死后，妈妈的胆子一下子变得很小。她不敢一个人睡觉，于是某天晚上，她试探问我：“欢欢……能不能搬过来陪妈妈睡？”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总在半夜被她惊醒。
意识朦胧中，听见她在睡梦里发出痛苦的、含糊不清的“咿咿呀呀”的呻吟。
我隐隐觉得，她的精神恐怕也出了些问题。
这个毛病后来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了。
她睡得很沉，一夜再无动静。
可我却被养成了习惯，总在夜半莫名惊醒，然后下意识地扭头，借着窗外微弱的光，盯着身旁一动不动的她。
心里会掠过一阵没由来的恐慌，最终忍不住从被子里悄悄钻出来，伸出一根手指，颤抖地探到她的鼻下。
感受那温热的气息拂过指尖时，心里涌起的，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的复杂滋味——她还活着。
爸爸在世时，妈妈常念叨着想出省进厂打工。一是听说能挣得多点，二来，她也想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透一口气。
可爸爸不在了。她就像被一根无形的铁链牢牢拴住的看门狗，困在这方寸之地，哪里也去不了，所有的梦想和念头都成了奢望。
妈妈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所以，当她用恳求的语气问我“愿不愿意就在家门口这所初中上学”时，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点头。
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谁都清楚，这个家再也经不起任何风浪，我不能再添任何麻烦。
还有一个深埋心底的原因：我确实是一个极其“擅长”服从命令的小孩。
习惯性地压抑自我，去满足别人的期望，或者仅仅是避免冲突。
而这最后一点，或许正是导致我后来某个时期变得异常叛逆的根源。
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初中三年。起初，也曾在泥泞中试图挣扎着站起来，却被现实这片巨大的沼泽一点点吞噬了所有力气。
中考那年，我考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分数，最终进入一所普通的高中。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从长久的麻木中获得了一丝刺痛般的清醒。
具体表现在，我开始不可抑制地哀怨自身的遭遇。
我会阴暗地想，如果奶奶没有瘫痪，妈妈就不会逼我选择那所破初中。那样的话，以我的成绩，一定能进入一所教育资源优质的中学，在那里充实而顺利地度过三年，然后稳稳地踏入重点高中的大门，回到那条原本或许光明顺遂的人生轨道上。
这个念头一旦滋生，便像条毒蛇缠绕着我。
我甚至不敢再与妈妈和奶奶对视，生怕自己眼底会泄露出一丝一毫的埋怨与不甘。
不过好在，高中我开始住校了，暂时物理上脱离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
但我依旧死性不改，像从前那样稀里糊涂地生活、学习，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对待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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