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报纸上关于米兰的转会传闻一天一个样。埃利亚不看那些报纸，可是面包店的老板娘看。她每天早上一边往纸袋里装牛角包，一边把报纸上的东西念给他听，谁要来，谁要走，谁的身价涨到了多少，念得比体育记者还起劲。
有天早上，她念到一半，忽然停了下来，从柜台后面抬起头看着他。
“卡福。”她说，“报纸上说，米兰想要卡福。罗马那边的合同快到期了，他想换个地方。卡福也是踢右后卫的吧？”
埃利亚接过纸袋，说了声谢谢，然后点点头。
老板娘没再往下念，把报纸叠起来，塞到了柜台底下。
但是卡福没来。
埃利亚是在季前集训的第一天知道的。训练结束，塔索蒂从他身边经过，脚步没停，像是随口一说：“卡福不来了。”
“上个月开会，俱乐部问右边要不要再加个人，卡洛说不用。”塔索蒂说完就走了，走出去好几步，又回过头来，补了一句：“别骄傲。”
埃利亚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他想起十四岁那年，塔索蒂把他从边锋的位置上拽下来，按在了右后卫上，然后一盘一盘地给他放录像。放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巴西人。一条边，从本方禁区一直跑到对方底线，再跑回来，九十分钟不停。那些录像他看了六年。
卡卡是八月初到的。
那天上午训练前，门被推开，一个瘦高的巴西年轻人跟在器材管理员身后走了进来，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白T恤，戴着一副细框眼镜，看上去不像个踢球的，倒像个刚从大学图书馆里走出来的学生。
他一进门就笑了。
那个笑容怎么说呢，埃利亚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来形容。他不是客套，也不是紧张，就是那种从心底里冒出来的、明晃晃的、一点阴影都没有的笑。他跟每个人握手，从马尔蒂尼到器材管理员，特别认真，笑得特别灿烂，好像这间更衣室里的每个人，都是他盼了很久才见到的好朋友。
轮到埃利亚的时候，卡卡握着他的手，磕磕绊绊的用意大利语说：“你好，我是里卡多。你是……”
“埃利亚。”
“埃利亚！”卡卡重复了一遍，“很高兴认识你！”
埃利亚看着他的笑脸，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个画面。
好阳光，像一只萨摩耶。就是那种雪白的、毛茸茸的、尾巴卷起来的大狗，不管见了谁都要咧开嘴笑，都要扑上去摇尾巴。他小时候在福利院附近的公园里见过一只，那只狗每天早上都在草坪上打滚，翻着肚皮晒太阳。
埃利亚看着他，忽然有点招架不住。
那个夏天的季前热身，米兰一场都没赢过。
八月初在美国新泽西的意大利超级杯，加时赛上半场补时皮尔洛罚进点球，按银球规则只要再撑一分钟就是冠军，结果不到一分钟就被特雷泽盖扳平，点球输了。之后的几场友谊赛也踢得磕磕绊绊的。报纸上开始有人阴阳怪气地说，米兰的魂是不是还留在曼彻斯特，没跟着回来。
欧洲超级杯的前一天，在摩纳哥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个记者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抛给了安切洛蒂。
“我们从曼彻斯特回来了。”他说，“明天你们就会看到。”
第二天晚上，路易二世球场。舍甫琴科第十分钟就头球破门。之后的八十分钟，米兰压着波尔图，机会一个接一个，就是进不了第二个球；波尔图也有几次反击，被迪达一一扑了出来。埃利亚踢满了全场，右路守得滴水不漏。对面那个年轻的主教练一直站在场边，双手插兜，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可是埃利亚注意到，他的目光好几次落在自己这一侧。
终场哨响，一比零。
米兰拿到了这个赛季的第一座奖杯。
那天晚上，全队在埃尔米塔日酒店庆祝。
那是一座很老、很漂亮的酒店，大厅里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落地窗外面就是摩纳哥的港口，港湾里停满了白色的游艇，灯光倒映在黑色的海面上，一晃一晃的。劳拉·保西尼也在，她站在大厅中间的一架钢琴旁边，给他们唱歌。安切洛蒂被几个球员推到前面，红着脸，跟着她一起唱。唱完了，整个大厅都在鼓掌和起哄。
巴西人那一桌最热闹。迪达和塞尔吉尼奥把卡卡拉到中间，塞尔吉尼奥敲着桌子打拍子，用葡萄牙语唱着家乡的歌，卡卡被他们起哄着跳舞，跳得手忙脚乱。他就像一颗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就亮了起来。
加图索、因扎吉、安布罗西尼他们挤在吧台边上，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喝到后来，加图索站到了椅子上，开始用卡拉布里亚方言唱歌，被因扎吉一把拽了下来。
舍甫琴科是这天晚上的主角，被人围着敬酒，脸红得像个番茄，他一直在笑，笑得停不下来。
队里年纪大的那几个早早地就躲开了。
大厅的一侧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小小的露台，露台上摆着藤椅和圆桌。三十出头往上的那一拨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一个地溜了过去。
他们开了两瓶红酒，谁想喝就自己倒。
马尔蒂尼和科斯塔库塔坐在一起，说曼彻斯特，说这个夏天，说这一年。比利说他大概再踢一年就差不多了，马尔蒂尼说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前年也是。比利说那今年是真的，马尔蒂尼就笑，不接话。
鲁伊·科斯塔坐在马尔蒂尼旁边，靠着藤椅，端着酒杯，笑着听那两个人斗嘴，偶尔插一两句。
里瓦尔多坐在栏杆边上，低着头摆弄手机，手指在按键上按来按去，屏幕的光照着他的脸，在玩贪吃蛇。有人问他，他头也不抬地说，在跟儿子比分数，儿子比他高。
潘卡罗靠在最里面那张藤椅上，两条腿伸得长长的，端着一杯酒，一口都没喝，望着港口发呆。远处一艘游艇的灯一闪一闪的，他盯着看了很久，不知道在想什么。
背后是大厅里的喧闹，面前是安安静静的夜海。这几个人约好了似的，谁都不急着回去。
埃利亚坐在窗边的一张小沙发上，手里也拿着一杯红酒，喝了一小半，脸已经有点红了。
他不太会喝酒，平时几乎一滴都不沾。可是那天晚上，大家都在喝，有人往他手里塞了一杯，他就端着，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他很高兴。可是他还是喜欢坐在边上，就像小时候在福利院里那样。他总是坐在角落里，看着其他孩子们玩闹。不是不想去，只是坐在边上看着，他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小隼。”
他抬起头。鲁伊·科斯塔站在他面前，手里端着点心，正低头看着他，眼睛弯弯的。“一个人躲在这里干什么？”葡萄牙人在他旁边坐下来，把那盘点心放在两个人中间的小茶几上，“今天你踢得那么好，应该去中间让大家给你敬酒。”
“我不喜欢喝酒。”
鲁伊·科斯塔笑了，伸手在他头上揉了一把，像是在逗一只小猫：“你是不是喝多了？脸红成这样。”
“没有。”埃利亚说，“就喝了一点。”
他们并排坐着，看了一会儿窗外的港口。大厅里，劳拉·保西尼又唱完了一首，掌声和口哨声一阵一阵地涌过来。
“鲁伊。”
“嗯？”
“我给你唱首歌吧。”
鲁伊·科斯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想起来两年前的夏天，在米兰内洛的餐厅里，这孩子站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唱了一首他一个字都听不懂的歌。那首歌他到现在还记得。
“好啊。”他说，往后一靠，靠在沙发背上，端起自己的酒杯，“你唱吧。”
埃利亚唱的是一首很老的苏联歌。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坐在他身边的人才能听见。那首歌唱的是一条小路。一条又窄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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