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9日，下午14:37。
勒沃库森U16对门兴格拉德巴赫U16，比赛进行到第七十三分钟。
芬恩在右路接到传球。
他记得这个瞬间的一切。
对方边后卫扑上来的角度。草皮的温度。球鞋触球的部位。还有那一刻——他正准备加速——
膝盖里有什么东西错了。
不是“断了”。
是错了。
像门关错了轨道。像齿轮咬错了位置。像你喊一个人的名字，转过身，身后空无一人。
他倒下的时候没有惨叫。
他只是看着勒沃库森铅灰色的天空，心想：
原来这就是结束。
担架来的时候，他还躺在那里。
队友围着他，他看不清是谁。有人在喊队医，有人在叫他的名字。托比亚斯在禁区里吼了一声，声音是尖的，他没有听过托比亚斯发出那样的声音。
他想说：没事，别喊。
但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只是躺在那里，感受膝盖内部那种陌生的、空虚的松动感。
它不是突然断掉的。
它是慢慢错的。
他为什么没有听见？
队医蹲下来。
中年男人，姓贝克尔，在勒沃库森干了十二年。他的手指按在芬恩膝盖内侧，按得很轻，但芬恩还是缩了一下。
贝克尔没有抬头。
“内侧半月板。”他说。不是问句。
芬恩没有说话。
贝克尔站起来，对旁边的助理教练说了几句什么。声音很低，芬恩只听见几个词：“核磁”、“明天”、“先固定”。
然后他转向芬恩。
“有两种方案。”
他的语气很平，像在解释训练计划。
“第一种，勒沃库森自己处理。保守康复，不手术。六到八周恢复，可以赶上赛季末。”
他顿了顿。
“但你的膝盖，以后就这样了。每次急停、每次变向，都会疼。能踢，但带着一颗随时会再响的定时炸弹。”
芬恩看着他。
“第二种，手术。慕尼黑那边有专门做青少年半月板修复的团队。做完，恢复好，和以前一样。但——”
“勒沃库森不一定承担这个费用。”
“你需要自己找渠道。”
芬恩没有回答。
“你还年轻，”他说，“恢复会比成年人好。”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芬恩的眼睛。
他在撒谎。
芬恩见过太多次这种表情——在芝加哥，当有人告诉你“明天会更好”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看你的眼睛。
他没有追问。
他只是低下头，看着自己肿胀的膝盖。
六到八周，带着一颗定时炸弹。
或者手术，但——“自己找渠道”。
他有什么渠道？
账户里那笔每月1号准时到账的钱，刚好覆盖房租、食物、交通、训练费。没有一分多余。
他没有父母。没有积蓄。没有任何可以开口借钱的人。
他只有一个名字——一个他自己选的、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抵押的名字。
他有什么渠道？
“你考虑一下。”贝克尔站起来，“明天给我答复。”
他走了。
芬恩一个人坐在诊疗室的长凳上，左腿肿着，膝盖像一件被错误安装上去的零件。
他能踢。
带着疼，也能踢。
托比亚斯膝盖也有伤，他从来没说过。那个中后卫，去年带着骨裂踢了半个赛季，没人知道。
职业足球就是这样。谁身上没有几颗定时炸弹？
他能踢。
他可以就这样踢下去。
然后呢？
每一次急停，每一次变向，每一次想加速过掉一个人的瞬间——
他会想起今天。
想起草皮的温度，想起膝盖里那声闷响，想起自己躺在那里，看着天空，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站起来。
他能踢。
但他还能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吗？
那个——
他不知道自己在想谁。
他把手掌覆在膝盖上，那片肿胀隔着皮肤发烫。
他不知道自己还在等谁。
二十分钟后，汉斯赶到。
他几乎是冲进来的。芬恩从来没有见过汉斯跑，他的监护人永远是步伐稳定、从容不迫的。但今天，汉斯推开诊疗室门的时候，呼吸是乱的，大衣扣子系错了一颗。
他停在门口，看着芬恩的膝盖。
三秒。
然后他走过来，在芬恩身边坐下。
没有说话。
芬恩也没有说话。
很久。
然后汉斯开口，声音很低：
“贝克尔和我说了。”
“两种方案。”
芬恩点了点头。
汉斯沉默着。
窗外，训练场的灯光正在一盏一盏熄灭。有人结束了加练，有人收拾好了装备，有人正在往更衣室走。那些声音属于另一个世界——那个芬恩两个小时前还站在里面的世界。
然后汉斯说：
“慕尼黑那边，我联系过了。”
芬恩转过头。
“青少年半月板修复，全德最好的团队。” 汉斯没有看他，声音平稳得像在陈述实验数据，“他们愿意接收你。手术排期下周二。”
“勒沃库森会承担——”
他顿了一下。
“——会承担一部分费用。”
芬恩看着他。
汉斯没有解释“一部分”是多少。
没有解释为什么俱乐部的审批流程可以快到这个程度。
没有解释他今天下午打出去的那几通电话，对方是谁，说了什么，承诺了什么。
他只是坐在那里，像三年来每一次帮助芬恩解决问题一样——平静，可靠，从不追问。
但芬恩知道。
勒沃库森不会为一个U16的普通球员，专门联系慕尼黑最好的专家团队。
勒沃库森不会为一个外国少年，在受伤后三小时内，就承诺“承担一部分费用”。
这不是俱乐部的流程。
这不是汉斯的能力范围。
这不是——
这不是又一次“善良的巧合”。
三年前，芝加哥。
他醒来时，床头有一张纸条，一瓶水，一个三明治，一件羽绒服。
像一份没有寄件人的快递。
三年后，又一份快递，正在路上。
寄件人依然没有署名。
——是他吗？
这三个字，悬在芬恩喉咙里。
是那个人吗？
是那个在雪地里弯腰抱起他的人吗？
是那个写下“不要找”的人吗？
是那个他等了三年、不知道名字、不知道位置、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的人吗？
他张了张嘴。
“汉斯先生……”
汉斯看着他。
“这个——”
芬恩停住了。
他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问。
他从来没有问过那个人是谁。
他从来没有问过“芝加哥那笔钱是谁给的”。
他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每月1号账户里会多出刚好够我活着的数字”。
他遵守了“不要找”。
三年。
他以为他遵守得很好。
他以为他不需要知道了。
他以为——
但现在，他躺在这里，膝盖缝着不确定的明天，面前摆着一张需要他用整个职业生涯去押注的赌桌——
他忽然无比、无比、无比地想知道：
——是你吗？
——你会为我做这些吗？
——你……还记得我吗？
他没有问出口。
他张着嘴，喉咙像被砂纸打磨过，发不出任何声音。
因为他害怕答案。
他害怕汉斯说“不是”。
害怕这真的只是又一次善良的巧合，勒沃库森某位他不认识的官员发了一次善心，慕尼黑那边刚好有一个空出来的手术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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