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下了整整一天大雪，强度直追上次的暴风雪，我一面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一面为第二天担心，好在晚上琳达通知我星期二孩子们停课，这意味着我不用去了，多了两天的缓冲期，星期四情绪平复了许多，出门前暗暗祈祷一切平安顺利，面对任何问题时能有更多的耐心、勇气和智慧。
等待安卡放学的时候和珍妮的妈妈聊了几句，意外地发现我们居然是同一年来美国念研究生的，她惊讶地说：“你看上去好年轻啊！”
我道：“所以才被小孩子欺负，她们都以为我很年轻。”说完觉得欠妥，又补充道，“安卡有些难管，所以我要对她严厉一点，不能让她认为想玩多久就可以玩多久。”
这时安卡从教室里出来了，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瞄了我一眼，我不再像往常那样微笑着迎上去，只是望了望她，坐在门口的长椅上没动。
她主动跑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去操场玩，我说：“今天不去操场。”
和安卡一起出来的珍妮央求我能不能让安卡去图书馆，我问珍妮：“图书馆在楼外面还是楼里面？”
她回答：“在楼里面。”
我又问：“你们到图书馆会做什么？”
“会读书。”
我点点头。
和珍妮交流起来比和安卡交流容易多了，珍妮会认真听我说话并回答我的问题，心平气和地与我商量，要求也合情合理——我不让安卡去操场玩是因为今天室外气温太低了，如果有在图书馆读书这样有益身心的替代方案，何乐而不为呢？
听说要去图书馆，珍妮的妈妈流露出焦急的神色，却并未出言阻止珍妮，我安慰道：“我只让她们去十五分钟。”
心中有些不解，珍妮的妈妈如果觉得时间来不及，为什么不行使母亲的权威对女儿说不呢？就像每次去操场她几乎总是看我们的决定，时间上也总是以我们为准，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她和珍妮便什么时候离开——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她作为第一代移民父母，对美国社会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则心中没底，在孩子的教养上便不是很有自信。
等班缇来和我们会合后，我跟在几个孩子后面穿过漫长的走廊，一路经过无数教室和活动室，终于抵达位于教学楼另一端的图书馆。
图书馆占据了三层楼的高度，上下打通，里面很宽敞，安卡同班一个叫希娜的小姑娘也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化着精致妆容的年轻女子，坐在一张圆桌前刷手机，每隔一会儿就抬头冲孩子们微笑一下，我以为那是希娜的妈妈，暗忖她怎么如此耐心和善？
几个孩子去借书，我找了另一张圆桌坐下，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来看，不一会儿安卡跑过来让我给她妈妈打电话，我小声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我要自己跟妈妈说。”
我向她解释：“你妈妈上班的时候不会接电话，你可以把问题告诉我，我给你妈妈发短信。”
可是她坚持：“我妈妈上班的时候会接很多电话，我要自己问她我可不可以借一本书。”
我犹豫了一下，觉得没必要和她争执，虽然我知道琳达当然不会反对她借书，却不想介入来当这个仲裁者，于是拿出手机对她说：“我试试，但不确定你妈妈会不会接我的电话。”
拨电话的时候安卡已经跑到图书管理员那里去了，琳达的手机果然是语音留言，我向安卡摇摇头挂上电话，又怕琳达看见我的未接电话担心这边有急事，于是补了一条短信过去向她解释情况，琳达很快回复短信同意安卡借书。
这时希娜跑过来很认真地告诉我：“安卡借了本书，图书管理员说她可以永远保留。”
我有些惊讶地问：“真的吗？”
听见安卡也在不远处对班缇说她可以永远保留刚刚借的那本书，看来应该是正好借到了图书馆需要定期清理的冗余书册。
安卡到桌前问我在看什么书，陪同希娜的那位女士也笑着坐过来，自我介绍她叫文妮娅，是希娜的儿童看护，现在正在读博士。我听闻不禁暗暗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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