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奇闻录》
外婆咽气那夜。窗外落了一整夜的雨。
她活到九十四岁,走得安静,枕边还压着半副老花镜,长辈们在堂前烧纸,我替她整理床头的旧樟木箱。箱底有一摞作业本,用蓝布裹了三层。最里头藏着一本磨秃了角的点名册,红漆面,铜搭扣。册子里的纸早黄了,一页一页全是外婆的字,规规整整。翻到最后一页,没有名字,只写了一行小字:若夜中闻读书声,不必惊,先点名,人齐了,声自歇。
我把这行字看了三遍。后颈有点发紧。
我拿指腹在那行字上来回蹭了蹭。墨迹干透了,纸也发脆,是外婆晚年的笔意。窗外纸钱灰打着旋飘进来,落在册子上。我合上册子,又打开,到底没舍得放下。
我们村叫围澜村,坐落在云屏半岛的南端,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村里人说话带海味,出门走二里地就是滩涂。村东头有一所废弃的学堂,叫崇正学堂。早年间办过新学,鼎盛时六间教室坐得满满当当。后来孩子越来越少,学堂关了门,桌椅搬空。院子里的木棉树却一年比一年高,枝杈伸过屋顶,遮得院墙里头终年不见日头。
关于这所学堂,村里的说法多。说夜里路过,能听见里头齐读课文,咿咿呀呀,听不真切。说东头那间女厕最凶,月夜常见个穿红的贴着墙根站。说早些年还有外乡的后生翻墙进去探灵,出来就烧了两天,满嘴胡话。这些话,大人们白日里是不讲的,都是纳凉时压低了嗓子说。说完还要往地上啐一口,补一句童言无忌。
外婆在崇正学堂教了四十年书。我问过她那些事,她从来只笑,拿针锥顶一顶鞋底子,说:“风声树影,自己吓自己。”
她走后的第七天,我抱着那本点名册,一个人去了崇正学堂。
院墙塌了半边。铁门锈成了红褐色。门环上缠着的铁链早就断了。
断链生了一层黄褐的锈,地上积着锈水,几棵野草从砖缝里钻出来,齐着我的膝盖。我在校门外站了片刻。院墙里头有虫鸣,一声接一声。除此之外,什么动静也没有。院子里齐膝深的荒草,踩上去簌簌响。木棉树落了一地红花,湿漉漉的,远看像谁撒了一路的纸箔。主楼是两层的灰砖楼,窗玻璃碎了大半,剩下的几块黑黢黢地嵌在墙上,像没睡醒的眼。
我推开楼门,一股子霉味裹着潮气扑过来,呛得人连退两步。门厅的墙上还留着黑板报的残痕,“好好学习”四个大字褪成了粉白色,边角垂着剥落的石灰。走廊两侧是教室,门牌歪斜,有的还挂着,有的落在地上积了水。
我先看了外婆当年的办公室。一张豁了口的办公桌,一把藤椅,椅面塌了。墙上钉着两排木楔,是挂作业本用的。桌肚里有半截粉笔,一盒生锈的回形针,还有一只裂了纹的搪瓷缸。我把点名册放在桌上,翻到扉页。那上头记的是第四十七届学生。入学那年,算起来该是五十多年前。
天色擦黑时。村里的发小阿贵摸了过来。他提着一盏电石灯,进门就埋怨:“你胆子是真大,一个人也敢进。你外婆在的时候,这地方连白天都没人靠近。”
我说外婆在这儿教了四十年书。她不怕,我怕什么。
阿贵缩着脖子,把灯举高些,灯火白惨惨的,照得走廊一明一暗。他压低声音跟我讲古。说崇正学堂这块地,原是旧时候屯兵的校场。早年间兵荒马乱,半岛上打过恶仗,死人都往校场后头的洼地里埋,一层压一层。又过了许多年,仗停了,洼地填平,盖了学堂。打学堂落成那天起,夜里就不太平。
他正说着。楼上传来“咚”的一声。
我俩同时抬头。天花板上灰屑簌簌往下掉。阿贵脸都白了,扯着我袖子往后退。我甩开他,拎了灯往楼梯口走。
阿贵在后头小声喊我,喊了两声,见我不回头,才趿着鞋跟上来。他一手举灯,一手死死攥着我后襟。灯油晃出来,滴在楼板上,一股子松脂味直往鼻子里钻。木楼梯朽得厉害,每踩一级都吱呀作响,像有人在耳边磨牙。
二楼是高年级的教室。头一间门虚掩着,风从破窗户灌进来,门板一下一下磕着墙。就是方才那声响。我松了口气,推门进去。
教室里课桌早搬空了,只剩讲台上一块歪斜的黑板。黑板上居然有字,是新写的,白粉笔印子还发着亮:“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阿贵在身后倒抽一口凉气。我盯着那行字,心里也发毛。可伸手一摸,粉笔灰沾了一指头。窗台上搁着半截新粉笔,旁边还有一串泥脚印,小小的,是孩子的鞋。
我心里有了数。第二天一早我去村里打听,果然。前一晚村小的几个半大孩子打赌,比谁敢进废学堂。赢了的那个在黑板上写了字,写完自己先吓跑了。
阿贵将信将疑。可怪声没有停。
第三天头上,镇上来了一拨外乡人,扛着机器,说是给外埠的一档行旅节目拍《荒洲十凶地》,崇正学堂榜上有名。带队的导演姓邵,戴一副圆眼镜,见了我就打听红衣女厕和半夜读书声的细节,问得极细,恨不能请人当场演一回。
我问他。这榜单是谁定的。邵导演笑,说榜单是凑出来的,各地志怪笔记里拣十处,越荒越好,越说不囫囵越好,要的就是将信将疑。节目还没播,噱头先放出去,镇上的小报已经登了半版,标题做得吓人。顺带还提了一桩旧闻:前几年村里有个叫温冬至的半大后生,半夜翻墙进学堂探灵,回家就发高烧,满嘴喊着红衫婆婆追他。
我记得这名字。外婆册子后头夹过一张剪报。我原本只当村人附会,如今借着由头,去温家看了一趟。
温冬至那年十九,在镇上的渔行做工,早好了,只是不爱提这事。被我问得急了,他才说实话。那晚他是跟同伴打赌逞能,进门之前偷喝了他爹半壶地瓜烧壮胆,仗着酒劲在女厕门口学女人哭。后半夜山里起了大雾,他在二楼迷了路,转了两个时辰才摸出门。出门就栽进了沟里,灌了一肚子脏水。回家是又冻又呛,烧到三十九度。说的那些胡话,一半是吓的,一半是烧的。他娘请来神婆收惊,神婆围着他跳了半宿,第二天退了烧,功劳全算在神婆头上。
“那红衫婆婆呢?”我问。
温冬至脸涨红,半天才说。他那晚在女厕门框上,真看见了一截飘来飘去的红布,风一吹,跟个弯腰的人似的。他心里先存了鬼,酒又上头,看什么都像婆婆。
我领邵导演去看了那截红布,又搬梯子让他看了房梁上的旧喇叭。他蹲在梁下听了半天海风,忽然拍腿。说他走南闯北拍过七处凶地,这是头一回有人领着他看门道,而不是看鬼。
节目后来还是播了。只是剪法变了。前半段照旧是荒楼夜雾、树影红衣,气氛吊到顶。后半段镜头一转,讲了校场旧坟、战时收容所、女先生裹在孩子身上的红衫,也讲了风过铁皮喇叭如齐读、月夜红布似人影。旁白收尾说,吓人的向来看不真切,看真切了,皆是活人自己的念想。那一期反响比哪一期都大。镇上的小报又登了半版,这回的标题说的是崇正学堂旧事。
当夜我留宿村里,把外婆的作业本摊在灯下看。哪是什么作业,一本一本全是日记,从她十九岁进校教书那年记起,记了几十年。纸页脆,我翻得极慢,翻到第三本,我看见了那件红衫的来历。
外婆进校的第三年,海上来了兵祸。岛上的人往山里撤,学堂改成了收容所,远近村落的妇孺都往这儿送。当时学堂里有两位先生,外婆教识字,另一位姓苏,叫苏映蘅,是从岛外逃难来的年轻女先生。苏先生生得白净,常年穿一件月白旗袍,只有过年才舍得穿一件红衫,说是她母亲一针一线替她缝的嫁衣。
那年冬天冷得邪性,收容所里流行咳症,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药早断了。苏先生把自己的口粮省给病孩,自己也染上了。她烧得说胡话,还记挂着东头女厕里躲着的两个孤儿。那地方背风,她把孩子藏在里头,脱下自己的红衫裹在孩子身上。
等外婆带着山民赶回,女厕里两个孩子还有气,苏先生却没熬过来。她就穿着那件月白旗袍,坐在厕所门口的台阶上,人已经硬了。手里还攥着半块给孩子留的红薯。
战乱年月,死的人多,没法讲究。学堂后头的洼地里起了一排新坟,苏先生的坟靠着一棵小木棉树。外婆在她坟前许了愿:只要学堂在一天,就替她看着这些孩子。
我合上本子。坐了很久。窗外的雨停了,檐角滴水,一下,一下。
我忽然明白外婆为什么从不拆穿那些传闻。学堂靠着校场旧坟,村人敬它怕它,逢年过节还有人往墙根摆一碗冷饭。荒年里也没人敢拆它的砖、刨它的梁。闹兵祸那阵子,山上下过一道命令,要拆学堂的楼板修工事。村人齐刷刷跪在泥地里,说这地方夜里有先生点名,拆不得。学堂保住了,楼板底下还藏着两箱没来得及转移的药和粮,后来都送进了山里。怕了一辈子,倒被这份怕护住了。
外婆在本子里写:乡野的怪谈,十桩里有九桩是穷苦人自己编出来的。孩子夭折了,说是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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