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奇闻录》
我跟骆敬山最后一次说话,是在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七日上午,他动身之前。
那时我二十六岁,在科学院西部研究所当司机兼机修工,大号钟慎之,队里都叫我小钟。我们这支综合考察队一共九个人,任务是史无前例的由北向南,徒步加车队,纵贯白龙堆盐盆。骆敬山是副队长,植物病毒学家,五十五岁,瘦,戴黑框眼镜,话不多,走路背着手,是整个研究所出了名的硬骨头。年轻时他害过一场大病,医生说他后半辈子离不开医院,他偏不信,病一好就往最苦的野外跑,一跑三十年。
盐盆那地方,外人想象不出来。湖早干了,几百年前干的,湖底是望不到边的盐壳,灰白色,硬壳翘起来,一片一片像亿万只翻过来的船。盐壳上头没有一滴水,没有一根草,夏天正午的地表温度能烤熟面饼,风一起,盐粉和黄沙打成一片,天昏地暗。我们九个人,三辆车,就靠着带进去的水和油,一步一步往南挪。
骆敬山跟盐盆的缘分,比队里谁都深。出发前一晚,他在帐篷里跟我交过底。
他还说起更早的事。他头一回进这片荒漠,是五十年代,跟着一支骆驼队,二十几个人,走了四十天。那回他们迷了路,水断了三天,全靠一头识途的老母驼带着找到一处咸泉,才捡回命。同队一个年轻队员,临死前把水壶里最后一口水让给了别人。他说,小钟,你记着,沙漠里两样东西最金贵,水,和把水让出去的那口气。我那时候年轻,问他既然吃过这样的苦,为什么还年年往里跑。他从眼镜上头看我一眼,说,你看这盐盆是死地,我看它是本没翻开的书。风天天翻页,翻完又埋上,总得有人趁它没埋住的时候,读上两行。那晚他还给我看一张老照片,黑白的,边都磨毛了,照片上十几个穿旧工装的人站在沙丘顶上,他指着其中最年轻的一个说,那是我。又指着旁边一个笑的,半晌没说话,最后只说,这个人,没走出来。所以我得替他,多走几趟。他说他研究的那种病毒,寄生在荒漠植物上,盐盆周边是个宝库,几十年没人系统采过样。他说小钟,我们这趟要是走通了,往后的人就有一条路;走不通,也得给后人留下点记号。
五月里,我们真走通了。纵贯成功那天,全队在盐盆南缘照了张合影,人人脸上都是盐渍子,笑得露出白牙。照完相,骆敬山把相机交给报务员,自己蹲在地上,拿地质锤敲开一块盐壳,从底下抠出一撮带着潮气的沙土,用手绢包好,塞进贴身的衣兜。他说,南缘的样品最金贵,进盆头一天他就惦记上了。那天晚饭加了一罐午餐肉,他把自己那份拨给年纪最小的小马,就着开水啃干馍,啃完就着车灯在图上标当天的点,一笔一笔,标到半夜。谁也没想到,真正的难,在回程的休整之后。
六月中旬,队伍折返到枯木泉一带扎营。那地方在图上只是一个小点,传说早年有井,早干了。连续几天的高温和绕行,把我们拖到了绝境。三辆车的油只够跑几十里,水箱见了底,桶装水也快空了,几个队员嘴唇起泡,发起低烧。电台坏了又修,修好后向最近的驻军发了求援电报,回电说,送水的车队在路上,原地待命,切勿分散。
那天早上开了个短会。骆敬山的意思是等,大家都在营地等,一个人也不许动。队员里有人提议趁上午凉,往东再探一探,万一能找到旧井,哪怕半坑咸水,也能救急。骆敬山没同意,说东边的雅丹和沙梁他在图上看过,地形一天三变,一个人进去就是拿命赌。他还把图摊在车头引擎盖上,指着一片密密麻麻的等高线给众人算:从营地往东,头一道沙梁能翻,第二道梁后头就是旧河网,河网里全是松软的淤沙壳,上午晒软了,踩上去跟踩在粥皮上一样。他说,找井的事,等水到了,结着绳、开着车去,人多,家伙全,才叫找井;一个人空着手去,那叫送命。他说这话时语气不重,却把所有人的眼睛都说低了。
会散了,众人各回各的车阴凉处歇着。我在车头底下修车,听见骆敬山跟报务员又核对了一遍电报,要车队带够水和油。十点半光景,我从车底爬出来,发现骆队长不在了。
他平时坐的那辆吉普车座上,压着一张纸条,铅笔写的,字很稳:
我往东去找水井。骆。十七日,十时半。
就这一行字。他的水壶不在了,地质锤不在了,兜里那两块水果糖的糖纸,后来在沙地里找到一张。我摸了摸他铺位,被子叠得齐整,枕头底下压着那副黑框眼镜的备用镜片,擦得干干净净。他带走的,全是找井用得上的东西。
我拿着纸条去找队长,队长的脸当时就白了。全队立刻扯着嗓子往东喊,喊了半个时辰,沙梁那边一点回音都没有。天太热,喊出去的声音像被盐壳吸了。我喊得嗓子劈了音,嘴唇上的泡破了,咸血水往喉咙里灌。队长又叫人把三辆车的喇叭按着不放,喇叭声闷在干热里,传不出多远就散了。
当天下午我们就违反了他的命令,分出两个人,沿着脚印往东找。脚印在盐壳上很清楚,一串,步子稳,是他那种不慌不忙的走法。脚印走了约莫两里地,经过一处小沙梁,有坐过的痕迹,沙地上印着半个屁股印和手掌撑地的印子,旁边一张水果糖的玻璃糖纸,在日头底下反光。再往前,脚印进了一片松软的流沙地,浅了,乱了,最后被一道新刮过的沙纹吞没,什么都没剩下。
那天夜里起了风。风不大,可足够把地表换一张脸。
起风前的几个钟头,营地里还存着一丝指望。报务员守着电台,一遍遍呼叫沿途的气象哨,问东边有没有井泉的记录。回电零零碎碎,有人说早年图上标过一口沙井,位置在营地以东七八里,可又说那一带沙丘年年挪,井早叫沙子埋了,四十年代以后再没人见过。队长把地名和方位标在图上,指头在那片淤沙网上敲了很久。我后来才知道,骆敬山东行的路线,八成就是奔着这口井去的。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是因为他清楚,这口井只在图上活着,真要去,九个人陪着去是九条命的赌注,他一个人去,输了只输他一个。这个人做事,向来先把别人摘出去,再把自己搁进去。风刚起头,我站在车边看东边的沙,沙粒贴着地皮流,像水一样,一道一道,把脚印盖了个严实。我那时候还没意识到,那阵风盖掉的不是一行脚印,是我们和他之间最后的联系。
第二日,送水的车队到了。水一补充,队里立刻组织搜救,报上去,上头高度重视,接下来的一个月,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搜寻。第一次是我们队自己,第二次加了兄弟单位的车队,第三次出动了飞机,从天上贴着盐盆飞,第四次规模最大,车队、骑兵、警犬全上了,几百平方里地面,拿梳子梳。
我四次都在。
头一回,我们在一片雅丹底下找到他遗落的一只指南针,外壳摔裂了,指针还能转。第二次,警犬在一道干河床边兜圈子,河床底下挖出来半截旧木桩,是早年猎户井架上的东西,井早就塌了,底下干得冒烟。第三次,飞机上的人报告说东南方向有一片沙色异常,车队赶过去,是新塌的一道雅丹,土还新着,刨了两天,只刨出一具风干的野骆驼骨架。
第四次搜寻收队那天,带队的领导召集所有人,问还有没有人坚持要再往深里找。没人说话。几百平方里都梳过了,人跟蒸发了一样。
那以后,怪事就开始往骆敬山身上长。起初是附近的人私下讲,说找着了他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古怪的话;再往后越说越奇,有说他叫塌沙埋了的,有说他夜里跟着一队看不见的驼队走了的,还有说天上来过一道光,把人接走的。传得有鼻子有眼,版本一个比一个周全。
我听过最离谱的一回,是在县城的小饭馆里,两个外乡人说得口沫横飞,说骆敬山根本没失踪,是带着盐盆里的秘密跑了。我当时酒劲上头,差点掀了桌子,被同伴死死按住。
回到驻地,我一个人在车里坐到后半夜,想起骆敬山这个人。
他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添油加醋。野外采样,数据错一个小数点,他能让你重跑几十里地复核。他说过,搞科学的人,对事实要存敬畏,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剩下九分,宁可烂在肚子里。如今他本人躺在一个没有证据的地方,倒成全了天底下所有的猜想。我想,这要是他自己知道,准要拍桌子。
我还见过骆伯母一面。是失踪当年的冬天,所里派我送材料去家里。老人把我们让进屋,屋里生着炉子,墙上挂着骆敬山各个年代的照片,从黑发挂到白发。她给我倒了水,没有一滴眼泪,反倒安慰起我来,说小钟,你们别背太重的包袱,敬山临出发前跟我讲过,这趟万一有个长短,叫我不许哭,也不许闹,他说人能死在自己认了一辈子的地方,是福气。我捧着搪瓷缸,一句话也讲不出。临走时她从柜里取出一双新纳的布鞋,说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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