関東大会（关东大赛）定在七月下旬，埼玉的县立武道馆。

去程的电车上，部长学姐给每人分了一个饭团。她自己却没吃，只是把厚重的弓袋妥帖地抱在膝盖上，侧头看了一路的窗外。直到站在场馆高挑的穹顶下，她才低声说了一句："这是我的第三个关东，也是最后一个。"

说完这句，她身上的那点怅然就迅速被收敛了个干净。检录、试射、确认靶位，每一步都像精密仪器一样有条不紊。

我们团体战的签运实在算不上好，第二轮就迎头撞上了去年的关东四强。对面是三个气场冷硬的射手，尤其是压轴的那个三年级，从站上射位起，全身上下挑不出一个多余的动作。她射出的四支箭，精准得简直像同一支箭被按了四次复制键。

最终，我们输了一箭。仅仅一箭。

那一箭的差距落在了第三组。对面压轴的三年级，最后一箭的落点比我的稍微偏向红心不到半寸。可也就是这微乎其微的半寸，让记分牌上的局势彻底翻转。走下射场时，部长学姐伸手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弓道部的人心里都明镜似的：那一箭不是谁失误了，而是胜负的砝码刚好落在了对方的准星里。我沉默地点点头，把弓收回袋中。

输一箭和输十箭，在大会的记录册上或许有天壤之别，但在道场上却是一样的——箭射完了，这局就翻篇了。

终射行礼的时候，偌大的道场里安静得只能听见防风白幕被掀起又落下的猎猎声。前辈们把弓收好，退到场边，向靶子、向本座、向刚刚击败我们的对手，把全套礼节做得一丝不苟。比分上输掉的阵地，礼数上立海大一分都不会欠。

走出场馆，迎面撞上埼玉夏日的热浪。我停下脚步，转头问部长学姐："不甘心吗？"

她停顿了很久，像是在仔细斟酌字句："弓道是一辈子的事，比赛不过是其中的几支箭。"

就在我以为这是句客套的场面话时，她又补了一句："但输了就是不甘心。这两句话都是真的。"

团体战折戟，个人战却在后两天爆了冷。我这个顶着"县大会第三名"名头、原本没人在意的一年级生，就这么一路沉默着轮射晋级。名字在对战表上硬生生往前挪了四轮，最终停在了关东八强。

按照赛会章程，前八名将直接拿到夏季全国高校総体（全国高中综合体育大会，简称Inter-high）的个人出场权。

宣布名单那一刻，弓道部的人反倒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激动。有个二年级的前辈当场没绷住喊出了声，惹得邻校的人纷纷侧目，她又赶紧红着脸捂住嘴。部长学姐依然只是克制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她走过来，不容分说地把一张便签塞进我手里。

那是一张出远门的行李清单。从备用的弽（射手套）、多余的弦，一路列到防晒霜的牌子，整整齐齐十四行字，没有一行是废话。部长学姐向来不擅长把"我关心你"这种软绵绵的话挂在嘴边，她只会把该准备的东西列得明明白白，然后一把推到你面前。我顺从地把便签折好放进口袋，后来照着它收拾行李，一样没落。

七月下旬，部里照例进山合宿。几天下来，连拉弓的手臂都酸得差点举不起吃饭的筷子。山里的夜很静，躺在粗糙的榻榻米上听着窗外的虫鸣，我忽然觉得，这里的安静跟道场里那种人为压抑的安静不一样。山里的静是天地白给的，让人懒散、省电。等合宿结束回到学校，指腹上的茧子厚了一层，握弓的力气也仿佛被山谷里的长风重新梳理过了一遍。

八月初，我跟着顾问老师，坐了三个多小时的新干线，又换乘大巴，终于摇晃到了那座靠海的城市。

全国大赛。

县大会对我来说已经算是人很多了，到了这里，我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人海。巨大的大会村里塞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万名高中生。食堂里五颜六色的队服晃得人眼晕，端着餐盘走一圈，简直像把半个日本的高中运动部都检阅了一遍。

全国大赛的第一天，我抽到了最左侧的射位。靶子的正后方就是海。咸腥的海风顺着场馆的缝隙蛮横地钻进来，吹得靶后的幕布像海浪一样起伏不定。我强压下心跳，死死盯着那片白布，硬是等到它彻底静止的那几秒才松开弦。四射全中。旁边一个鹿儿岛的女生惊讶地瞥了我一眼，我没作声。

第二天下午的四分之一决赛，我碰上了一个来自京都的二年级前辈。

她刚站上射位，我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差距。不是准度的差距，而是稳。稳得让人窒息。

在引分（开弓）之后的"会（满弓停顿）"阶段，她竟然能比场上所有人多停两拍。那种停顿，带着一种近乎蛮横的掌控力，仿佛连时间都要给她三分面子。四射对四射，中靶数完全一样。但在比对落点靠近红心圆点的微小距离时，我输了。

输掉的那半寸，正是她在"会"里多停的那两拍养出来的从容。她引满弓后，不像我急于将箭送出，她停在那里，像是在指间把那支箭的灵魂又重新确认了一遍，才肯松手。

止步八强。

下场收拾弓具的时候，那位京都前辈忽然转过头，用带着浓重关西腔的调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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