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泽地的干草季》
梅兹河开冻以后的第五天,范·阿尔斯导师爬上钟楼,给钟机上油。
冬天钟楼上冷,油冻得发稠,齿轮转起来就发涩,木头人抬胳膊的时候便要慢上半拍。这半拍底下城里没有一个人听得出来,神殿参事会听不出来,学监听不出来,连天天抬头看钟的那个前钟童大概也听不出来,可是范·阿尔斯听得出来。这套钟机是他一个齿一个齿锉出来的,哪一根轴转得重了,哪一个齿咬得紧了,他就像知道自己哪一颗牙在疼一样清楚。他向来认为一件东西既然修了,就该修到不必再去想它的地步,否则不如不修。学院里的人背后说范·阿尔斯导师这个人连打喷嚏都要先对一对日晷,他听说过,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日晷本来就比喷嚏可靠。
他把冻稠了的旧油一点一点擦掉,从一只小铜瓶里倒出新油,拿一根削尖的木签蘸着,一个轴眼一个轴眼地点。铜瓶只有一只手掌那么高,瓶身上原先刻的花纹早已看不清了,瓶塞是后来配的,比瓶口小了一圈,得缠一道麻线才塞得紧。这只瓶子跟着他从梅兹河上游过来,已经二十六年了。
点到第三排齿轮的时候,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走几级停一停,喘一口气,再接着走。范·阿尔斯听着那个节奏就知道是谁,放下木签,起身等着。
学监贝恩斯导师扶着门框上了最后一级,兜帽披肩上蹭了一道墙灰。他六十多岁了,膝盖不好,平时连书库门口那几级台阶都要扶着墙走,这时候站在钟楼顶上,喘得像是刚跟谁打过一架。
“学监有事,打发一个学生来叫我就是了。”
“我知道。”贝恩斯导师说,“我要是打发学生来叫你,你下去的路上就把我要说的话猜完了,再把你要答的话想好了,等你进了我的门,我们两个就只剩下对一对答案。”他喘匀了一口气,“我年纪大了,不想对答案。”
范·阿尔斯没有反驳,因为这是实话。
“神殿的信使今天早上来过。”他说。
“给你带了信?”
“霍尔斯特导师的信。”
信揣在他袖子里,他在钟楼上已经念过一遍了。老师的字比从前抖了,每一行却还是写得笔直,像是拿尺子比着写的——这是他七十多岁的人仍然不肯让步的地方之一。信里说那部书的后一半快写完了,写完以后,照古来的规矩,要送一份到阿尔芬来请这边的学院问难。又说他冬至前去钟楼底下看过他母亲,身子还好,钟楼上的钟还是慢。信末有一句:前一半是我们两个辩出来的,后一半没有人问我,写得快多了。
念到这一句的时候范·阿尔斯在那里停了一下。他的老师写了一辈子书,从来不拿写得快当好事。
“不是为这个。”贝恩斯导师说,“莫尔要回来了。信是昨天到的,开春学期以前就到。”
范·阿尔斯把铜瓶的塞子塞好,搁在窗台上。
“他在信里说,愿意接德克尔导师的逻辑课。”贝恩斯导师说,“我打算给他。”
“学监的决定,我没有异议。”
“我知道你没有异议。”贝恩斯导师说,“所以我才爬上来。”
德克尔导师走了以后,逻辑课空了一个冬天。学院里人人私下都说这个讲席该是范·阿尔斯的,他在学院二十多年,算学和星象历算是他教的,德克尔导师病重的那一冬,逻辑课也是他代的,一堂也没有缺。这些话范·阿尔斯都听说过,学院就这么大,斯梅茨导师又在。他也知道霍尔斯特导师那部书一旦送到,站在台上替阿尔芬答它的就是讲逻辑的那个人。问难的记录开头要写明答问的人出身哪一所学院,师从哪一位导师。一部维尔登的书送到阿尔芬来,答它的人那一栏写着“维尔登学院,师从霍尔斯特导师”——记录送回维尔登,那边的人会怎么想;记录存进书库,日后有人翻到这一行,又会怎么想。学院的规矩是不问人家是哪国人,也不往外说,可是记录上那一栏是要照实写的。贝恩斯导师当了二十一年学监,不会想不到这一层。
范·阿尔斯并不怪他。换了他自己坐在学监那张椅子上,也会这样排,而且会排得更早,不会拖一个冬天。
“德克尔导师走以前,跟我说的是莫尔。”贝恩斯导师说。
“德克尔导师说得对。”范·阿尔斯说,“莫尔讲逻辑,比我讲得好。”
贝恩斯导师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你从前不这么说。”
“我从前二十岁。”
贝恩斯导师也没有反驳,大概因为这也是实话。他转过身去扶住门框,要下楼了,又想起了什么似的站住。
“他回来以后,信得有人去取,书得有人去搬。”他说,“我打算给他派一个抄写员。”
他说完就一级一级地下去了,没有等范·阿尔斯回答,好像这只是一件顺口提起的杂事。
范·阿尔斯站在那里,听着那个脚步声走几级停一停,一直往下去。他想,学院里的人都以为贝恩斯导师什么也不知道,这实在是学院里最大的一个误会。
他拿起木签,接着点第三排的轴眼。点完最后一个,正好到了午钟。齿轮咔哒一声,木头人的胳膊抬起来,铁锤落在钟上,钟声从钟身震到横梁,从横梁震到地板,再从地板震到他的脚底。
他往窗外看了一眼。南门外,公爵府的人已经在搭检阅的看台了,木料一车一车地往那边拉。再过一个月,骑兵团又要从学院门口过,到那时候,莫尔早该回来了。
二十六年前,他也是这样站在另一座钟楼上,脚底下的木板也是这样震。
……………………………………
杰拉德·范·阿尔斯的父亲是一个钟表匠,铺子开在维尔登城钟楼的底下。
铺子很窄,一面墙上挂满了钟,滴滴答答各走各的,没有两座是对齐的;另一面墙上钉着一排木格子,放着轴、簧片、齿轮和大大小小的锉刀。屋里一年到头是旧油的味道。城里人家的钟坏了都往这里送,钟楼上那座管全城晨昏的大钟也归他父亲照看,每隔七天,父亲就揣着一串钥匙爬上去给它上一回弦。
杰拉德五岁的时候坐在柜台后面数齿轮上的齿,一个齿轮数完了就报一个数,父亲拿过去再数一遍,数目是对的。后来父亲就不再数了,只是听他报。
七岁那年他进了神殿的小课室学帝国语。维尔登人念帝国语有几个音跟别处不一样,“阿”往喉咙里收,外乡人听起来像是嘴里含着一颗核桃。小课室的老司祭说这是古时候的念法,是别处的人念歪了,维尔登人只是没有跟着歪。杰拉德把这句话记住了,往后一辈子都没有改他的念法,倒不是出于什么乡情,他只是觉得,一件事既然是对的,就没有理由因为旁人笑话而改成错的。
他十二岁那年,霍尔斯特导师来小课室听学生背文法,听完了他那一段,第二天就去了钟楼底下的铺子,跟他父亲说这个孩子他要带走。
霍尔斯特导师那时候四十多岁,是维尔登城学院里最好的导师,也是一个守誓者,腰带垂下来的那一头打着一个结。他十七岁就结了誓,后来写了很多书,学生们说他这辈子心里只放得下两样东西,一样是光主,一样是书,而且未必是这个次序。
霍尔斯特导师教学生的法子是问。他从不先讲答案,只问一个问题,学生答了,他就从那个答案里再抠出一个问题来,学生再答,他再抠,一直问到学生答不上来,或者答出了一句连自己都没想到的话。前一种他就说“回去想”,后一种他就说“明天接着”。学院里的学生大多怕他,有人一个学期也没有听他说过一回“明天接着”。杰拉德从十二岁到十九岁,听了七年。
那七年里霍尔斯特导师问,他答,从种和名字问到意志和理智,从晨祷问到天黑,点上灯接着问。他答得越好,老师问得越深,问到后来,常常是师生两个对着一个问题,谁也不知道答案,那时候老师就会把书合上,说一句:明天接着。后来那部书的前一半,有一多半就是这样问出来的。老师写书的时候,每写到一处,就叫他来问,问倒了,那一处就重写。
杰拉德十五岁那年系上了亚麻腰带,成了束带者。腰带是神殿织的,维尔登神殿的织机就在后院,总是织着同一种本色亚麻布,系上它的人在神殿里领一份差事,在学院里念书,将来做导师或者司祭,腰带穿旧了就再去领一条新的,要是哪一天想娶亲,照样可以娶。只有守誓者不同,守誓者在腰带垂下来的那一头打一个结,就是把自己许给了光主,从此不再成家,那一条腰带也就不再换了,一系就是一辈子。
十七岁那年冬天,他父亲咳了一个冬天,没有熬到开春。
父亲走的时候柜台上还摆着一座没修完的钟,是城东一个羊毛商人送来的,说好开春头一个集日来取。杰拉德把它拆开,看父亲修到了哪一步,接着往下修,修了七个晚上,到了集日把钟送到羊毛商人家里,收了说好的价钱。商人看他年纪小,又刚死了父亲,要多给几个钱,他没有收。约定是约定,多出来的那几个钱不在约定里。
下葬那天母亲哭得很伤心,几个邻居妇人扶着她。杰拉德站在墓边,跟司祭商量什么时候下葬,跟掘墓的人算工钱,把来送葬的人一个一个送出墓地,每一件事都办得有条有理,叫人挑不出一点错。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邻居们后来说,钟表匠的儿子真懂事;也有人说,钟表匠的儿子心真硬。两种说法他都听见了,觉得都不算错,也都不算对,就像有人说一座钟走得准,有人说一座钟没有心肝,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那天夜里他收拾父亲的柜台,在最底下的抽屉里翻出一沓纸,拿一根细绳捆着。那是他从小课室起写的帝国语作文,一篇不少,有几篇上面还有老司祭的批语。他父亲不识帝国语,一个字也看不懂。
杰拉德拿着那沓纸,在柜台后面坐了半夜。他心里有一样东西,他叫不出它的名字,也不知道该把它放到哪里去,就像一个齿轮从一座钟里拆了出来,摆在柜台上,没有一个轴眼对得上它。后来他把那沓纸捆好,放回了抽屉,把抽屉推上了。
钟楼上那座大钟,参事会另请了一个钟表匠来照看。那人是从下游一座小城来的,带着老婆孩子,没有地方落脚,杰拉德就把铺子的前半间连同柜台租给了他,母亲住在后面两间屋里。租钱不多,够母亲一个人过日子。这件事也是他一个下午办完的,租约写得清清楚楚,哪一天交钱,柜台上的旧锉刀归谁,都写在里头。
……
那年开春,夏至还没有到,杰拉德去见霍尔斯特导师。
“今年夏至,我想结誓。”
霍尔斯特导师正在写字,听了这句话,把笔搁下了。
“为什么?”
“学问上的路,守誓的人走得远。”杰拉德说,“娶了亲,家里的事要分去一半心思。我不想分心。”
“这是算账,”霍尔斯特导师说,“账算得不错。那么你要许的是什么?”
“不娶亲。”
“你想娶亲吗?”
“不想。”
“想不想要孩子?想不想夜里有一个人等你回家,你晚了,那个人总为你亮一盏灯?”
“不想。”
“那么你许出去的,是一样你本来就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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