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公馆在法租界霞飞路尽头，一栋三层高的法式洋房，白墙红瓦，隐在梧桐树的浓荫里。五月的傍晚，天色还没有暗透，客厅里已经亮起了灯。

郑惟誉提着礼品站在公馆门前，看着眼前气派富丽的公馆，想起母亲信中殷殷叮嘱，说：你到了上海，怎么连你孟世叔家也不去拜访，倒显得不知礼。

惟誉心想，到了人家门口，人家就不疑心是为了婚约么，郑孟两家如今已是天壤之别，只是到底是情谊深厚，除两家同出江平之外，孟世叔不提，孟叔母也是母亲闺中好友。到底该来这趟的。

门房看着门口这位年轻英俊的军官先生，心想老爷太太平日里也只和生意人来往，怎么来了个当兵的，看带着礼品，大约不是坏事吧。于是扬声问：“先生，您找谁？”

郑惟誉颔首应声，说：“烦请通传，江平郑惟誉来拜访世叔叔母。”

门房大喜，原来是老爷太太常念叨的郑家少爷来了，也没说小伙子长得这么俊啊。

赶紧开门把郑惟誉迎进来，又去通传说：“老爷太太，郑少爷来了！”

郑惟誉进门的时候，孟昭年正坐在沙发上翻报纸，听见脚步声，头也不抬，只拿手里的报纸往旁边茶几上轻轻一拍：”我不叫你，你是不肯来的。”

这话语气虽重，却毫无埋怨之意，只是长辈在数落疼爱的晚辈。

郑惟誉站定了，微微欠身，说：“世叔见谅，我刚到上海，军务繁杂，实在抽不开身，这才……”

“行了行了。”孟昭年把报纸往茶几上一撂，抬头看他，这一眼看去，语气就软了几分，“过来坐。”

郑惟誉依言上前，在侧首的椅子上坐了。

他穿一身灰蓝色军常服，领口扣得整齐，肩章上是两道杠三颗星，参谋本部上校，二十五岁的上校，放在哪里都算是少见。

只是这身军装穿在他身上，并不显得英气逼人，反倒有种说不出的冷峻，仿佛那些喧哗与锋芒都离他很远，露出来的，只是清隽的轮廓和一双沉静的眼睛。

孟昭年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叹了口气：“你祖父敬公去的时候，我去相送。你站在灵前，一句话也不说，一滴泪也没有。我那时候就想，你这孩子心里头该有多苦。可你那样子的，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孟昭年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可怜你十岁没了父亲，十三岁也没了敬公的庇护。”

郑惟誉垂着眼，没有说话。

孟昭年又说：“你们郑家，一应亲朋故旧的接济都不受，这我知道。你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打拼到今天这个位置，我更知道。可你到了上海，连个信都不给我递，是不是觉得情分淡了，我们孟家也让你避之不及？”

“世叔言重了。”郑惟誉终于开口，他的声音很郑重，“惟誉不敢忘世叔当年照拂之恩，只是初来乍到，实在不便叨扰。”

“叨扰？”孟昭年哼了一声，“你是怕叨扰，还是生怕沾了我的光？”

这话说得直白，郑惟誉一时竟不知如何接。

正尴尬着，孟昭年的太太梁茹芝从后头出来了，下人跟在后头端着茶点，梁茹芝听见这话，嗔怪地瞪了丈夫一眼：“你这是做什么？孩子刚进门，你就拿这些话堵他，惹他伤心。”

她把点心往郑惟誉跟前推了推，说：“别理你世叔，他就是嘴上厉害。尝尝这个，厨房新做的桂花糕，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郑惟誉起身接过，道了谢，又坐了回来。

梁茹芝在他对面坐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他一番，眼里渐渐泛上些水光：“你母亲身体可好？江平的亲戚们可都好？我收了你母亲的信，才知道你到上海来了。”

她掏出手绢按了按眼角，“怎么却仿佛不识得世叔叔母了，不肯上我们家来，是怨我们慢待了你？”

这话说着，泪眼盈盈的，倒真有了几分伤心。

孟昭年在一旁笑起来：“茹芝，你看看你，刚才还说我拿话堵他，这会儿你自己倒先哭了。”

梁茹芝不理他，只看着郑惟誉。

郑惟誉站起身来，郑重地欠了欠身：“叔母言重了。母亲一切都好，常念叨当年和叔母在闺中时的和乐。是惟誉不懂事，该早来请安的。”

“快坐下快坐下。”梁茹芝连忙摆手，又拿手绢擦了擦眼睛，说：“你母亲的信里说，你这些年一个人在外头，过年都没回家。这可怎么行？往后在上海，常来家里吃饭，就当自己家一样。”

郑惟誉应着，重新坐下。

客厅里的气氛渐渐松快起来。

孟昭年问起他这些年的经历，问起参谋本部的差事，问起他母亲在江平老家的情形。郑惟誉一一答了，话不多，却句句妥帖。

梁茹芝在一旁听着，越听越觉得这孩子沉稳可靠，心里头那桩事，便越发地定了。

就在这时，外头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

孟昭年往窗外看了一眼，笑道：”颐如回来了。”

郑惟誉顺着他的目光望出去，只来得及看见一截月白色的裙角消失在门廊的柱子后头。

孟颐如今天回来得晚。

下午在学校里跟几个同学讨论新剧社的事，耽误了时候，回来时天已经擦黑了。不过为着演上娜拉，她已经排练好几天了。今天的表现不错，孟颐如的心情也格外好些。车子在公馆门口停下，她提着裙角下了车，刚进花园，就听见前头两个下人在说话。

“郑家少爷来了，在客厅里坐着呢。”

“哪个郑家？”

“江平郑家啊，还能有哪个。”

孟颐如的脚步顿了顿，嘴角也放下来了。

江平郑家。

她当然知道江平郑家。

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未婚夫，在江平老家的那边，姓郑，叫郑惟誉，小名冬生。

她小时候还见过他很多次，那时候她五六岁，他八九岁，瘦瘦高高的一个少年，话不多，带着她在老宅的后院里捉过蜻蜓。

后来郑家日渐没落，他们搬来了上海，就再没见过。

她几乎已经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只记得母亲偶尔提起，语气里总带着几分唏嘘，说你冬生哥哥可怜，先后没了爹和祖父，他娘带着他撑着门户，不容易。

她那时候听了，也没往心里去。

直到上个月，她无意间在母亲房里看见一封信。是郑家来的信，字迹娟秀，是郑伯母的亲笔。信里头说，两个孩子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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