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她人生之末，在她行将死亡的几秒，她还是会想起法槌落下的那一幕。

或许，整个致一、全国人工智能行业、乃至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着这场庭审。她最初还回避于这份证据，最后却也极尽所能罗织，把人合送上了法庭。

法槌第一声响，开庭了。这声音她已听了无数次。坐在代理席，能看清这里的一切，她无端有种预感——或许没有预感，只是后来忆起太多次生发出的幻觉——这场庭审有着超乎她想象的威力，一种似是而非的威力。

可是当场的每一个人，谁又能把它叫停？如果让她重来一次，她会在法槌落下后站起来阻止它的进行吗？

她记得，人合出席的代表是多边形理论的创造者，是人合所有东西的核心。那个人很配合，每一个举动都合理，在她的正常里，贺追却感到一种不安。可是，她的判断太模棱两可，不足以改变任何事，甚至不足以让自己做出什么反应。

这份不安，兑现了吗？人合案牵起的漩涡那么大，把所有人，有关的人、无关的人，全都卷了进来。

到底该怪谁？怪她吗？她知道不怪自己，但她的确内疚，这内疚甚至找不到宾语。她原本不会这种内疚，是谁让她多了这种情绪？

在她人生之末，在她行将死亡的几秒，每次眨眼，法槌就落下一次，越来越响，又越来越轻。她想到一句问，“没有什么能让你失去生命吗”，想到一个艺术家、说要做一个以此为题的艺术展。她问，她的回答会被描述成什么样子？艺术家说，挂在枝头的秋叶吧，平和地等待冬天叶落，却也接受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带走……

她笑了笑，她说，太抽象了。

或许，她还会想到一个画面，又或者，这画面是刚才所有画面的底色。她着看到两个背影，其中一个是杨熠，踏上一条飘荡的船。

这不是她亲眼见到的，只来自于她的想象。她停不下来地想象那一幕，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究竟是什么心情？在这些来临之前，她先想到了一片芦苇，一万亩的芦苇。真的有那么辽阔吗？郊区真的能有这么大的一片荒地吗？

她不知道了，她只记得，芦苇浩无边际，把她的视野都填满，把她的心都绒绒地簇了起来。

并肩坐在那儿，杨熠说了那么那么多的话，这些话对贺追而言没有半点意义，可她一字不落地听完了。

杨熠从前说，交流能让人穿越时空，能让人变成彼此。那个黄昏，贺追才懂。当她看见夕阳没入远方的山，近处的空气都像飘着一层雾，或许是某种从芦苇里蒸发出的东西……当这一切进行着，她却仿佛置身于杨熠的童年。

她还是第一次知道，一个人，可以就这样错位地，进入另一个人的岁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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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阵，杨熠就要停下来，轻轻地笑一下，说，本来没想说这么多的。她等待贺追露出乏味了的神情，或者用她们律师特有的圆滑推脱，诸如“如果不想说，不说了也可以”。但贺追一直没有，杨熠有点不敢相信，她真的想听这些。

这超出了她对贺追的了解，一直以来，她带着标准答案和贺追相处，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心情，也清楚贺追的心理。此刻这一点偏差，她却不懂了。

因此越说，也越迷惑了自己，步步为营的理性之中，看着眼前这人、这双眼睛，忽然又拾起爱情应有的青涩与惶恐。说到底，如果贺追真的想听，她愿意说到天荒地老。

风到下午就静了很多，芦苇也和她们一起静着，这已是到这里来的第二天，午饭后她们就回了芦苇面前。

“这里原来有一条河，现在干了。小时候，我经常跑到河边来，当时邻居家有个大我五岁的姐姐，喜欢读书，她说，人郁闷的时候都会往河边跑。”

于是，她很小的时候就会常跑来河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忧愁。她的心思太细了，早于她进入社会甚至早于进入中学，这份细腻只好在她目光所及的家庭成员里无限放大，她把每个人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既然看到了，就得为此负责。

小学时候，两位母亲在城里打拼，她就住在这，跟着姥姥。母亲一到周末就回来住，她还记得，每个周五她都搬着马扎坐在路口等，看着书等，直到天黑了，姥姥把她叫回去。

姥姥说“她们明天一早再来”，她就会说“是喜欢在那看书而已”，后来姥姥就说“天黑了，到家里来看”。

她是如此地爱着她的母亲，即使她的母亲会在这每周两天的时光里把各种各样的争执带到她面前。不争执的时候，她们却又很幸福，有一次她们回来时很开心，杨熠还听不懂什么“有人投了”，她只觉得像是一种篮球入筐式的值得欢呼的东西。

那次她们买回来好多吃的，陪着杨熠去和朋友们玩，鼓励杨熠把好吃的分给朋友。她真的很记得这种时刻，小小的幸福在她细腻的心里被无限放大，滋养了她此后很多很多年。

到了初中，母亲终于打拼出一些成果了，她被接到城里住。少年的她被这份幸福震撼了，一想到以后的日子，都不知道要怎么笑才好。

她不是爱炫耀的人，可是会扭捏地告诉从前的伙伴，我要和我妈妈娭娘去住了，过一段日子，我姥姥也会来一起。

她一点也不在乎是去城里，她只在乎她的母亲。杨琳和冯韵祺给女儿腾出一间卧室来，装修成每个孩子都喜欢的那样，买了新的四件套、布置了书桌电子设备，还买了当下时兴的一种AI宠物。

她们总是像拿出了能拿的一切爱，其它很多东西，不要责怪她们做不到，她们只是想不到、大脑里没有。在杨熠到来的第三天，她们第一次拌嘴，她们习以为常的拌嘴在杨熠脑袋里覆去翻来，乌云飘在这个家的上空。

杨熠有时候觉得，她们是世上最爱吵架的伴侣，而且她们不避任何人。她们吵到兴头上，什么话都能脱口而出，“明天就离婚”、“真过不下去了”、“把孩子送回去先离婚”、“孩子必须跟我”……

离婚。这两个字是杨熠从小到大的噩梦，听到就觉得浑身僵硬，像被宣判又掉入了一个恐怖的循环。不是所有孩子都如此在乎母亲的婚姻，但杨熠是尤为在乎，就算她的母亲到厨房拿刀去彼此恐吓，她也还是想黏合这段婚姻。

她随时随地捕捉着母亲的心情，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她们的语气、看向彼此时的神情；和她们中的谁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忘凝视着她们的眼睛，看这眼睛深处有没有进行着另一番思考。

杨琳经常说她想得太多，“你小小年纪，想这么多干什么呢”，杨熠对此很无奈，有一次终于忍不住了，说，“如果不是你们这么爱吵架，我会这么关注你们的情绪吗”。杨琳露出一瞬心软的表情，告诉她，我们很好，哪有经常吵架？

少年的杨熠，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束到一个牢笼里，说她心甘情愿，是因为她一点也不愿离开母亲。说她进了牢笼，是因为她无比在乎母亲之间的氛围，在乎到，从没有想起来关心自己的心情。

她至今都记得，有一次，她们的事业有了大长进，两人却莫名其妙吵起来，吵得不可开交，似乎这个家下一秒就要散了。

彼时杨熠上初二，她和冯韵祺待在家里，杨琳搬到外面去了。这种事态在她心里已是大厦将倾，可好像就只有她自己着急。她问冯韵祺，是不是真的想和妈妈离婚了？

冯韵祺看着她，最终摇头。杨熠又问，那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开，为什么不能一家人好好待在一起？

那天她软磨硬泡，冯韵祺答应下来：只要杨琳肯回家，她就服软，低头道歉。杨熠又问杨琳能不能带她去吃晚饭，杨琳答应了，那一天她都没能好好上课，满脑子都是这件事。

晚饭上，她又成功说服了杨琳，让杨琳回家陪自己看电视。她第无数次在这个家里起了粘合剂的作用，有时候她想，如果没有她，这个家早就散了；有时候却又想，她搬过来之前的日子，妈和娭娘是怎么过下去的？

那晚杨琳要先回公司拿个材料，然而一上去就没动静了。杨熠在下面车里等着，半小时之后发消息问她状况，杨琳说临时有点事，要不上来等？

杨熠很焦急，她愿意等，等一年半载也没关系，问题是娭娘肯等吗？她们回去都几点了？是否娭娘会睡了被吵醒，是否两人又因为这一点摩擦把大矛盾再吵一次？

她几乎在车里双手合十，无论杨琳在忙着什么，求求了，快点吧。她无数次打开车里的导航看路况，看堵不堵车，点开太多次了，导航已识别出她的情绪，告诉她：晚高峰已经过去啦，无需担心拥堵，即刻启程吧。

即刻启程，谈何容易。她总是扮演着这种最在乎、又偏偏最无力的角色，总是只能向命运祈祷。她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懂得人各有命？明白“释然”，学会让自己放松一些？

不知道，反正不是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是她最煎熬的一晚，比见证两位母亲大打出手还要煎熬，与其说承受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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