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一穗风

陈穗第一次见到界河，是六岁那年的秋天。

那时候她还不叫陈穗，叫陈小穗。她跟着父母从湖南老家搬迁到云南边境投奔亲戚，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又换乘拖拉机在盘山路上颠簸了一整天，最后爬上一辆牛车，晃晃悠悠地走进了滇西的大山深处。

当她第一次看见那条河的时候，她问父亲：“爸，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父亲正在卸行李，头也不抬地说：“界河。”

“什么是界河？”

“就是分界线的河。”父亲直起腰，指了指河对岸，“那边是外国了。”

六岁的陈小穗站在河岸边，望着对岸苍翠的山林，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原来世界的尽头，并不像课本上画的那样是一条线，而是一条会流动的、会发出声音的、有生命的河。

她那时还不知道，这条河将会贯穿她的一生。

陈穗在木落寨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她是个聪明的孩子，读书用功，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村里的长辈们都说：“这女娃子有出息，将来一定能飞出这个山沟沟。”

陈穗自己也这么认为。她拼命读书，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条泥泞的土路，离开这间漏雨的瓦房，离开这片一到雨季就雾气弥漫的山谷。她想去大城市，想去看一看课本里描述的那个广阔的世界。

十五岁那年，她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离开木落寨的那天早晨，她站在4号界碑前，摸着那个鲜红的“国”字，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会回来的。”

——回来接父母离开这个地方。

她那时候以为，自己对这个地方的眷恋，仅限于血脉相连的亲人。

她错了。

高二那年寒假，陈穗从县城回到寨子过年。也就是在那个假期里，她失去了一位childhoodfriend。

那个朋友叫阿诚，比她大一岁，是个沉默寡言的男孩，成绩不太好，但干活是一把好手。阿诚家里穷，父亲早逝，母亲体弱多病，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妹妹要养活。陈穗每次回寨子，都会去找他聊聊天，听他讲讲寨子里发生的新鲜事。

那年寒假，陈穗像往常一样去找阿诚，却发现他家院门紧锁，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她问邻居，邻居支支吾吾地说：“阿诚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邻居没有回答。

陈穗后来从母亲口中得知了真相——阿诚被人骗了。有人告诉他，去缅甸那边的工厂打工，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块。他信了，跟着蛇头走了。走之前甚至没有跟母亲好好告个别，只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妈，我去赚钱了。等我回来。”

他没有回来。

阿诚的母亲等了三个月，等来的不是儿子，而是一个从缅甸那边传回来的消息——阿诚被卖到了一个矿上，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吃不饱睡不好，试图逃跑时被打断了腿，扔在一间小黑屋里，生死不明。

阿诚的母亲哭瞎了一只眼睛。

陈穗站在阿诚家空荡荡的院子里，攥紧了拳头。

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拼命读书想要逃离的这个穷山沟，对有些人来说，是逃不掉的。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太想改变现状了——这种渴望，恰恰成了被人利用的弱点。

从那一刻起，陈穗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高考那年，陈穗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全村人都为她高兴，摆了好几桌酒席庆祝。酒席上，村长端着酒杯对她说：“小穗啊，你是咱们寨子第一个大学生，将来有出息了，别忘了回来看看。”

陈穗端着酒杯，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我会回来的。”

所有人都以为她说的“回来”，只是逢年过节回来看看。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说的“回来”，是什么意思。

大学四年，陈穗读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她成绩优异，拿到了奖学金，导师推荐她读研，甚至有机会留校任教。同学们都觉得她前途无量，留在城市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嫁一个体面的人，过一种体面的生活。

毕业那天，陈穗给导师交了一封信——一封辞职信。不，准确地说，是一封放弃留校资格的声明。

导师很不理解：“陈穗，你疯了吗？你知道这个机会有多难得吗？”

陈穗说：“我知道。但有人比我更需要我。”

她没有多做解释。

她收拾好行李，买了一张去往滇西的火车票，回到了木落寨。

那年秋天，木落寨小学多了一名年轻的女教师。

村民们都不理解。有人说她傻，好不容易飞出山沟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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