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夏天，日头狠毒得像是要把天烧个窟窿。

拴柱蹲在火车站站前广场的第三根柱子旁边，脊梁背让毒日头晒得发烫。他的蓝布工装早湿透了，贴在背上，能拧出水来。汗珠子顺着脑门子往下淌，流到眼睛里，杀得慌，他腾出一只手来抹了一把，手上全是白花花碱面子——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在皮肤上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渍，跟盐湖干了以后的模样一个样。

今儿他没等到活。

夏天的火车站跟冬天不一样。冬天是进货旺季，面粉、白糖、棉纱，一车皮一车皮地往站台上卸。到了夏天，活就少了，工头们挑人挑得严，嫌天热干活卖不出力，怕中暑，宁可少要人也不多给钱。拴柱今儿是五点半到的，蹲到晌午头，工头来了三拨，都要壮后生，没看上他。那工头瞥了他一眼，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天恁热，你这身板不行，回吧。

就又回了。

他蹬着自行车往回走，日头悬在头顶上，晃得人睁不开眼。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车轱辘碾上去黏糊糊的，像是踩在一团热糖稀上头。姚暹渠两岸的柳树叶子打着卷，像被开水烫了的菜叶子，萎靡不振地垂着。渠水更浑了，漂着烂菜叶和一只死老鼠，肚皮朝上，白花花的，让日头一晒，鼓得像个气球。风从渠面上刮过来，带着一股子发酵的馊味，臭烘烘的，吸进肺里黏得慌。

回到家，院里安静得很。

娘在里屋躺着，没出声，大概睡了。苗苗在西屋，趴在炕上写作业，手里的铅笔尖断了几次，她用嘴舔了舔，接着写。她那铅笔就剩半截长了，笔杆上全是牙印子，是她娘走了以后新买的——便宜货，八分钱一根，铅芯发脆，写不了几个字就断。拴柱说了她好几回，别咬铅笔，有毒。苗苗应着，背着脸趁他不在的时候照旧咬。

拴柱走到水缸跟前往脸上泼了两瓢凉水。水是昨儿早上打的，经了半日已经温了，泼在脸上没有凉意，只有一股子铁锈的涩味。他甩了甩头，水珠甩到地上，溅起几点灰。

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摸出了那沓钱。

这是三天来全部的工钱。十二块三毛。昨天扛了八袋水泥，一袋四毛；前天扛了十二袋白糖，一毛五一袋；大前天给饭馆卸了一车啤酒，三块。加在一起，就这么些。他把钱摊在灶台上，一张一张地捋平。票子被汗水浸得软塌塌的，像泡了水的纸，上面印的人脸都花了。十二块三毛，连娘两副药都不够。

他从灶台上的一只瓦罐里掏了半瓢面粉，想擀点面条。面不多，只够半碗的，他犹豫了一下，又添了点棒子面，掺在一起。白面掺棒子面擀出来的面条，不筋道，下锅就烂，可他顾不上了。

他一边擀面，一边听着里屋的动静。娘的呼吸声很重，带着一种呼噜呼噜的痰音，像风穿过一条堵了一半的烟囱。他听了一会儿，手里的擀面杖停了下来。

娘的病重了。

从去年冬天开始，娘就咳。起初是干咳，后来带痰，痰里带血丝。拴柱带她去过一回县医院，大夫说是老慢支，加上肺气肿，得长期吃药。药贵得很，一副中药就要四块八，能吃两天。他买过三副，娘嫌贵，不让他买了，说喝两口热水就好。可热水治不好病，娘越来越瘦，喘气越来越费劲，现在连从炕上爬起来的力气都快没了。

他把面条下到锅里，用筷子搅了搅。面条在水里翻滚，一根一根断成短截，像一群白色的虫子在水里挣扎。他给娘盛了一碗，端到里屋的炕沿上。娘在昏睡着，脸朝着墙，露出半截后脖颈子，皮贴着骨头，像一层揉皱了的黄纸包在一根柴棒子上。

娘，饭好了。他低声说。

娘没动。她的眼睛闭着，嘴唇微微张开，嘴角挂着一道干了的白沫子。拴柱把碗放在炕沿上，用一只手轻轻托起娘的头，把枕头垫高了一些。娘的头发掉得差不多了，稀疏的几缕搭在头皮上，白花花的，能看得见青色的头皮。他把脸凑近了一些，听见娘的呼吸声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浅、一声深，间隔很不均匀。

他把碗放下了。没喊醒她。

回到灶房，他把剩下的面条捞进自己的碗里，浇了点醋拌辣子，蹲在门槛上吃。醋是自家酿的，酸得很地道，辣子是去年秋天晒的干辣椒磨的粉，放了一勺，呛得他打了个喷嚏。他吸溜吸溜地吃着，面条早坨了，黏在一起，像一团面糊，可他吃得很快——不是饿，是怕，怕手里的时间不够用，怕下一刻又有什么事要他去扛。

碗放下的时候，西屋的苗苗出来了。

她站在门框里，一只手里攥着那只掉了耳朵的布老虎，另一只手揉着眼睛。她刚睡醒，头发翘着一撮，辫子的红头绳又褪了一层色。她的眼睛很大，像她娘，可眼神里头的东西不像——雪梅眼里的东西是亮的、活的，苗苗眼里的东西是沉的、静的，像两口深井。

爸，她喊了一声，声音细细的，跟蚊子叫一样。娘又咳了。

拴柱低低应了一声。他站起身，从灶台上的瓦罐里舀了一瓢凉水，端到里屋。娘还没醒，他把水放在炕头，又退了出来。

他看着站在院子里的苗苗。娃七岁了，瘦得跟一把干柴似的，脸上一块青、一块白，是营养不良的样子。她身上的衣裳是小学校发的旧校服，蓝裤子白衬衫，膝盖上打着两块补丁。补丁是她自己缝的——雪梅走后，她开始学着自己补衣裳，针线歪歪扭扭，像几条爬在布上的蚯蚓。

学费……苗苗没说完，话说了一半，停在嗓子眼儿里。

拴柱知道她说的是啥。下学期开学，学杂费五块八，课本费三块二，还有一块五的班费。总共十块五毛钱。他数过好多遍了，数字在脑子里磨得发毛。

他低低应了一声，没往下说。他没法往下说。他兜里就十二块三毛，娘要抓药，娃要交学费，一家人要吃要喝，那点钱掰成几瓣也不够花。

晌午过后，拴柱出了门。

他推着自行车往县城的方向去，不是去火车站，是去汽车站。火车站的活少了，他想去汽车站碰碰运气——那边也有扛行李的、搬货物的，挣的兴许比火车站多几毛。

汽车站比火车站还要乱。

门口的小广场上停满了大客车，灰的、白的、蓝的，一辆挨着一辆，车头朝外，屁股朝里，排出的黑烟把半拉天都罩住了。卖东西的小贩扯着嗓子吆喝，卖煮饼的、卖烧饼的、卖凉粉的、卖冰棍的，各种声音搅在一起，像一锅煮开了的杂面汤。外地的旅客背着大包小包在人群里头挤，夹杂着一股子汗酸味、烟味和汽车尾气的柴油味。

拴柱把自行车锁在一棵梧桐树上，四处转悠着找活干。

他转到车站的背面。那里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墙上贴满了皱巴巴的招工广告，有些让雨水泡得发了白，字迹模糊得像鬼画符。他凑过去看，一张一张地辨认。

太原砖厂招装卸工，月薪一百八，包吃住。

郑州棉被厂招男工，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广州建筑工地招小工，日工资二十到二十五元，包吃住，按月结算。

拴柱的目光停在了最后一张上。

那张纸是红底黑字，比其他的新一些，四个角还用图钉钉着，边角没有被风吹卷。纸上印着几行字，字儿不大但工整：深圳宝安建筑工地大量招收小工、泥水工、钢筋工，年龄十八到五十岁，身体健康，日工资二十到二十五元，包吃包住，按月发放，报销单程路费。联系人：张工头。

拴柱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一会儿。一天二十块，就算按二十算，一个月干二十天就是四百块。四百块，够娘吃两个月的药，够苗苗交一年的学费，还够……还够给老根师傅买两包红糖。他在火车站扛活，一天最多十块八块，还常常没活干，一个月下来也就二百来块，连娘的药钱都够呛。

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不是高兴，是怕。那种怕比他在车间里看见下岗通知书的时候还厉害——那时候他怕的是没了工作，现在他怕的是走了以后，这个家咋办。

他娘的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差。他要是走了，谁给她倒水煮饭？谁扶她上厕所？谁在她半夜咳得喘不上气的时候给她捶背？苗苗才七岁，一个娃咋照看一个瘫在炕上的老人？

他又看了一眼那张告示，然后转身走了。

他没有立刻下决定。他在广场边上找了个阴凉地儿，蹲在一棵梧桐树下头，掏出那根旱烟杆，装了一锅烟叶子，却没有点火——火柴让汗浸湿了，划不着。他就叼着空烟杆，咬在嘴里，牙齿一下一下地啃着烟嘴。

日头往西偏了，晒着他半边脸。他的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只有两件事：娘和娃，还有那张告示上的数字。二十块一天，四百块一个月。可这一走，就是几千里地，就是几个月见不到娘和娃的面。他走了，娘要是半夜咳嗽没人管，咋办？娃要是受了委屈没人护，咋办？

他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放在膝盖上，指节发白。他盯着面前的地面，水泥地裂了一道缝，缝里钻出一棵灰灰菜，被太阳晒得蔫头耷脑，可还活着。

他蹲在那儿，蹲了足足一个时辰。来来往往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有的背着蛇皮袋，有的扛着铺盖卷，都往南边的大客车方向去。他们的话语声在他耳朵边上飘过，普通话、河南话、陕西话、四川话，各种方言混在一起，嗡嗡的，像一大群苍蝇围着脑袋转。

二蛋他爹从车站里头出来的时候，拴柱还没动。

二蛋他爹陈大山，是洼里村出了名的二流子，年轻时候偷鸡摸狗，老了也还是那副德性。他穿着一件花格子衬衫，敞着怀，露出里头黑乎乎的胸毛，嘴里叼着一根烟，一步三晃地从车站里头走出来。他看见拴柱了，两只眼睛一亮，凑了过来。

哟，这不是拴柱嘛！陈大山的声音尖得很，像鸭子叫。咋，在这蹲着？等活儿？

拴柱抬头看了他一眼，没吭声。他不想跟这人搭腔，可也没法不搭理。

火车站那活，不行了是吧？陈大山蹲在他旁边，烟灰往地上一弹，落了一地火星子。我早说了，那活不是长久之计。夏天更少，到了秋天，连冬天都不如。你得往远走，往大地方走。

拴柱没说话，只是咬着烟杆子。

陈大山往汽车站背面的那排平房努了努嘴：看见那告示了？深圳宝安，建筑工地，一天二十块。我表外甥就在那干，上个月来信说，活多得干不完，工头管饭，馒头米饭管够，顿顿有菜。你去不去？

拴柱的嘴唇动了动：咋去？

陈大山嘿嘿一笑，露出两颗黄牙：我明儿去郑州，把我表外甥送过去。那边有人接，到了郑州买张火车票，往南走。你要是去，咱俩搭伴。

拴柱低下头，看着水泥地上那棵灰灰菜。菜叶子上爬着一只蚂蚁，忙忙碌碌，背着一粒比它身子还大的饭渣子，在裂缝里头进进出出。那蚂蚁的路那么远，可它还得走，不走就得饿死。

他像是看着那只蚂蚁，又像是看着他自己。

他啥时候走？拴柱问。

明儿一早，头一班去郑州的车。陈大山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去不去，今晚给我信儿。我住在车站后头的小旅馆，进门说找老陈。

说完，他晃晃悠悠地走了，留下拴柱一个人蹲在那儿。

拴柱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他先去灶房里点着火，烧水、和面、擀面条。面和得稀了，擀出来的面皮厚薄不均，有些地方透明得能看见底下的案板，有些地方厚得跟鞋底一样。他把面皮胡乱切了切，下到锅里，用铲子搅了两下，面条在水里翻滚，像一群溺了水的白色虫子。

他把面条盛了三大碗，端进里屋一碗，西屋一碗，自己留一碗坐在灶膛前头吃。苗苗端着碗出来了，挨着他坐在门槛上。她的小手捧着碗，筷子往嘴里扒拉着面条，一根一根地吸溜。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在数嘴里的面条有几根。

拴柱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他想跟娃说点啥，可嗓子眼儿干得很，啥也说不出来。他能说啥呢？说他要走了？说他要去几千里外的地方？说他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这些话在他嘴里转了几圈，像几片干枯的树叶在风里打转，最后还是咽回去了。

晌午的饭是稀面片汤。水多面少，一锅汤里头捞不出几根面条。拴柱给娘多盛了几根——娘吃得少，可也得吃东西，不然更没有力气咳了。他把碗端到里屋，娘还躺着，脸朝着墙。他把碗放在炕沿上，叫了一声：娘，饭在呢，你啥时候想吃就叫我。

娘没出声。她像是睡了，又像是醒着，只是没力气回应。拴柱站在炕沿边看了她一会儿，然后退了出来。他不知道娘听见没有，可他只能做到这一步。

夜天三更时分，拴柱出了门。

他先去了老根师傅家。

老根的门没锁，一推就开。院子里黑黢黢的，东屋的窗户上糊着一层黄黄的光。拴柱站在院子里，压低声音喊了一声：师傅？

东屋里传来一阵咳嗽声。老根的声音从窗户里头传出来，哑得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谁？

我，拴柱。

门吱呀一声开了。老根站在门槛里头，手里端着那盏油灯。灯焰在他脸上一跳一跳的，把他的皱纹照得更深了。他披着一件旧棉袄，虽然是大夏天，夜里还得裹件衣裳——风湿病，怕冷。

进来吧。老根说。

拴柱走进去。屋里的摆设和上次来一样，那么简，只有那只八仙桌和四条长短不齐的板凳。墙角的水缸是满的——谁给他挑的水？可能是隔壁的邻居，也可能是秀莲，她隔山差五过来照看一眼师傅。

拴柱犹豫了一下，开口说：师傅，我……我明儿可能要出趟远门。

老根没说话，把油灯放在桌上。灯焰被他的动作带得晃了一下，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他看着拴柱，目光在拴柱的脸上停了许久，像是要在他的脸上一层一层地刮，刮出底下藏着的东西。

去哪？老根问。

南方。拴柱低下头，看着桌上的那个豁口碗。工地上。一天能挣二十块。

老根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他沉默了许久，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不是上次那块灰乎乎的毛巾，是一块干净的、叠得四四方方的手帕，边角的刺绣已经磨花了，可还是整整齐齐的。他把那块手帕放在拴柱的手心里。

拴柱看着那块手帕，认出那是师娘临走前给老根的东西，老根宝贝得跟眼珠子一样，从来不让人碰。他说：师傅，这个我不能要。

拿去。老根的声音不高，但很硬。路上用。擦汗、擦手、擦啥都行。别丢了。

拴柱攥着那块手帕，手帕的布料是老粗布，被人摸了几十年，已经软得像一层皮肤。他把那块手帕揣进了贴身的口袋里，贴着心口放着。

老根没有问他走了以后娘和娃咋办。他不用问，他知道拴柱一定安顿好了。他只是说了一句：工地的活重，不比厂里。别逞强。

拴柱低低应了一声。他又站了一会儿，想说点别的，可最终也没说出口。他转过身，往门口走去。走到门槛边上的时候，他回了一下头。老根站在油灯旁边，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半边亮、半边黑。他看着拴柱，目光里头没有悲伤，没有担忧，只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像是看着一个后生走上了他曾经走过的路，那是一条盐化厂的车间之外的、更远的路。

拴柱出了门，骑上自行车，往姚三娘家去。

姚三娘家的院子里亮着灯，鸡在窝里咕咕地叫着，像是被他的脚步声惊醒了。姚三娘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一把蒲扇，扇子上画着一朵牡丹，已经磨得掉了色。

拴柱？她拉高了声调，这么晚了，咋来了？

拴柱下了自行车，从车筐里掏出那块用报纸包着的半块硬面馍——是他明儿的早饭，省下来带给三娘了。他把馍递过去：三娘，我明儿得出门一趟。

姚三娘接过馍，没问去哪、去干啥。她只是看着他，目光在他脸上扫了一圈，然后叹了口气。那声气里带着心疼、无奈、还有一半是说不上来的啥。

要走多久？她问。

还不清楚。拴柱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可能几个月，可能……我得去挣钱。

姚三娘点了点头，把手里的蒲扇往腰里一插：你娘，我照看。娃，我照管。你放心走你的。

拴柱抬起头，看着姚三娘的脸。那张脸上全是皱纹，眼角的褶子深得像刀刻的，可那双眼睛是亮的，比年轻人的都亮。她就像是村子里的一棵老槐树，浑身都长满了疤，可谁的阴凉都得靠她撑着。

三娘……他的嗓子眼儿发干。

别说了。姚三娘摆摆手，像是要挥走一片苍蝇。走你的。家里有我，塌不了。你挣了钱，记得往回寄，别瞎花。

拴柱点点头。他转身骑上车，往前蹬了两步，又刹住，回头说了一句：三娘，谢了。

姚三娘站在院门口，蒲扇在手里晃了两下：谢个屁。趔走你的。

拴柱回到院子里，已是半夜。

他轻手轻脚地推开门，生怕惊醒了娘和苗苗。灶台上的火已经熄了，只剩一点余温。他走到西屋的门口，透过门缝往里看——苗苗趴在炕上，脸埋在枕头里，小嘴微微张着，嘴角还挂着一滴口水印。她的小手攥着那只掉了耳朵的布老虎，指头紧紧地缠着老虎的尾巴。

拴柱站在门口，看了许久。他很想走进去，摸摸她的头，把她蹬掉的被子拉上来。可他没动。他怕一进屋，手脚就不听使唤了，怕自己会抱起她来，就再也走不了了。

他又走到里屋门口，往里头看了一眼。娘还是脸朝着墙，呼吸声时浅时深，在黑暗里头浮浮沉沉。他从兜里掏出全部的钱——十七块五毛钱，放在娘炕头的碗旁边。那钱皱巴巴的，被他攥了一路，潮潮的。他把钱用手掌压了压，压得平平整整的，然后转身退了出去。

他回到灶房里，把剩下的半碗面条吃了。面条冰凉，黏在一起，他用筷子扒拉了半天才分开。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在品尝这世上最后一顿饭的滋味。

吃完，他坐在灶膛前头，看着炉膛里最后一丝余烬慢慢熄灭。火光从橙红变成暗红，再变成灰白，最后只剩下一堆碎渣子。他伸出手去，在炉膛口上烘了烘，那热度已经不够暖手了，可他还是烘了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身，收拾了一个蓝布包袱。包袱皮是雪梅从娘家带过来的，四角上绣着并蒂莲，现在已经洗得看不出颜色了，但针脚还在。他把几件衣裳塞进去——两件旧工装、一条裤子、一件背心。又把师傅给的手帕放进去。想了想，他从咸菜罐子里把那只枣木夹子取了出来，擦了擦，也塞进了包袱里。

最后，他把那只磕了豁的白瓷缸子取下来，缸口上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他用袖子蹭了蹭，缸底结着一层厚厚的茶垢，怎么蹭也蹭不掉。他把缸子也塞进了包袱，用衣裳裹着，怕路上磕碎了。

天还没亮，他就出了门。

自行车留在院子里了——他带不走，也舍不得卖。他给车轮子上打了气，把车把上的布条紧了紧，把车子支在院墙根底下，像是跟一个老朋友道别。

他背着包袱，走出了院子。没有回头。

汽车站早上四点就开门了。

天还是黑的，站前广场上亮着几盏昏黄的路灯，灯光底下浮着一层白茫茫的雾水。大客车一排排地停着，车头朝外，像一头头沉睡的铁牛。司机们蹲在车轮子旁边洗脸，用搪瓷缸子舀着自来水，哗哗地往脸上泼，水珠子溅到地上，和泥混在一起。

陈大山早到了，站在一辆灰白色的大客车旁边，脚边放着一个蛇皮袋，袋口塞着一只掉了瓷的脸盆。他看见拴柱来了，咧嘴一笑：我就知道你会来。年轻人嘛，就得往远走。

拴柱没接话。他把包袱放在车肚底下的货仓里，看着那个穿蓝布大褂的装卸工把包袱扔进去和其他行李摞在一起。他的包袱不大，在一堆蛇皮袋和铺盖卷中间显得微不足道。

车票是陈大山买的——从运城到郑州，十二块。拴柱把钱递给他的时候，手指头发颤。十二块钱，是他扛三天活才能挣到的。他把钱递过去，又看着陈大山把票根子揣进自己兜里，没找零。拴柱知道，这是人家帮忙买的路子，额外的钱算是介绍费。他没吭声。

大客车的引擎发动了，发出一阵咳嗽似的闷响，然后突突突地响了起来。尾气从车尾喷出来，一股子浓烈的柴油味，呛得拴柱往后退了一步。

上车吧。陈大山推了他一把。

拴柱踩着台阶上了车。车厢里已经有十几个人了，横七竖八地坐着，有的靠着窗户打盹，有的低着头抽烟，有的正在啃硬面馍。空气里头弥漫着一股子烟味、汗味、脚臭味和一股子从行李里渗出来的咸菜味。

他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下。座位上的皮垫子磨得掉了色，海绵从裂缝里头鼓出来，鼓鼓囊囊的，像一团长了霉的面疙瘩。他把手压在膝盖上，指头无意识地抠着裤子上的补丁——那是雪梅去年补的，针脚歪歪扭扭，现在被他抠得起了毛边。

车开动了。

车轮子碾过柏油路面，发出沙沙的摩擦声。拴柱把脸贴在窗户玻璃上，看着外头的世界缓缓后退。天边的鱼肚白正从东边泛起来，把黑黢黢的塬染成一层灰蓝色。村口那棵老槐树在车窗外一闪而过，树底下蹲着的老汉还没有来。姚暹渠的浑水泛着一层油光，被晨光一照，像一条发光的带子。

他的村子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灰点子，消失在晨雾里。

拴柱从窗户上收回目光，坐直了身子。他的旁边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穿一件黑色的对襟褂子，手里攥着一串念珠，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是在念经还是在哼小曲。他的脚边放着一个竹筐，筐上盖着一块蓝布，里头不知道装着啥。

大爷，去郑州？拴柱搭腔问了一句。

老汉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去深圳。

拴柱点点头，没再问。

车厢里头渐渐地热闹起来。有人开始谝闲传，扯着嗓子聊各自去打工的地方，聊那边的人工多高、活多累、工头黑不黑。一个穿绿军装的年轻人说他在深圳干过半年，修地铁，一天三十块，管两顿饭：晌午米饭管够，晚上面条随便吃。旁边的一个人啐了一口：三十块？吹牛吧！那年轻人急了：我吹啥牛？不信你去试试，干一个月你就信了，累死你个鳖孙。

车里的人嘿嘿地笑。笑声里头有疲惫，有向往，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茫然。这些人都跟拴柱一样，从北方的各个旮旯里来，往南方去，背后是穷得叮当响的家，前面是不知道啥模样的活路。

车在高速公路上跑了整整一天。

日头从东边的塬上爬上来，又往西边的塬上落下去。车厢里头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座位旁边的老汉在巩义下了车，换成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奶娃，背上还背着一个。拴柱看了一眼，把目光移开了。窗外的风景在变——河南的塬和黄土变成了信阳的稻田，空气从干爽变成了湿润，带着一股子水腥的潮气，把他的皮肤浸得发黏。

晌午的饭是在服务区吃的。服务区就是路边停的一辆小推车，卖泡面和茶叶蛋，一桶泡面三块，茶叶蛋五毛。拴柱要了一包饼干，一块钱，就着自带的白开水吃了。他没舍得买泡面——那三块钱，够给娘抓半副药的了。

下午四点多钟，车到了郑州。

郑州的夕阳铺在平原上头，把整座城市照得金灿灿的。拴柱站在汽车站的广场上，仰头看着面前的高楼。最高的楼有十几层，他仰起头来都看不到顶，只看见玻璃墙面上反射着夕阳的光芒，像一面巨大的金色镜子。他的脖子仰得发了酸，赶紧低下头来，脚下踩着的是一块块方方正正的水泥地砖，缝隙里钻着几棵野草，被成千上万双脚踩得贴在地皮上。

陈大山带着他进了站，在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硬座，全价，一百八十二块。拴柱把钱递过去的时候，心尖尖都在抖。那是他攒了两个月才有的钱——原本打算给娘买药的钱。票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攥得死紧，生怕风把它吹走了。

候车室里挤得像个装满的沙丁鱼罐头。长椅上坐满了人，过道上还站着一排，空气里头飘着汗味、烟味、方便面的香味和一股子从厕所里飘过来的尿骚味。拴柱抱着包袱，在墙角根站着，背靠着墙，眼睛盯着广播喇叭。

大喇叭响了：T89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那女声的尾音被电流切割成一道道锯齿，震得人耳朵发麻。

人群骚动起来。拴柱跟着陈大山往检票口挪，前头的人举着票，后头的人推着搡着。过了检票口，下了台阶，就是站台。

站台上有一列绿皮火车，停在二道。车头冒着白烟，煤火烧得正旺，一股子硫磺味顺风飘来。车厢门口挤满了人，上不去。有从窗户往里翻的，先把行李塞进去，然后两只手扒住窗框，两条腿在半空里乱蹬。

陈大山熟门熟路，带着拴柱跑到一个餐车的门口。那门口人少，一个穿制服的车站工作人员站在那儿，陈大山递过去一支烟，两人嘀咕了两句，那工作人员摆摆手，让他们上去了。

餐车里头飘着一股子饭菜的油腥味。几张圆桌，椅子上坐满了人，桌上摆着油乎乎的盘子和豁了口的碗。拴柱在最里头的角落找到一个位子，把包袱放在脚底下，两只手抱着膝盖，缩成一团。

火车汽笛长鸣了一声。车轮子开始动了，先是咯噔一下，又咯噔一下，然后是一连串的咯噔咯噔声。拴柱的脸贴在窗户玻璃上，看着郑州城在窗外缓缓后退。夕阳把站台照得金灿灿的，有几个人在站台上挥手，不知道是送人的还是被送的。

他不知道自己在窗玻璃上趴了多久。太阳落山了，天黑了，窗外的风景变成了一片漆黑，只有偶尔闪过的几点灯火——那是村庄，或者是小镇。灯火离火车很远，像天上掉了几颗星，落在黑暗的地平线上。

车厢里头的人渐渐地睡了。陈大山靠在椅背上，打起了呼噜，鼾声像拉风箱，又粗又重。旁边的人有的头靠着头，有的蜷缩在座位上，有的干脆铺了张报纸睡在地板上。空气里头弥漫着一股子酸臭味——汗味、脚味、口气味，混在一块儿，像一坛子发了酵的酸菜。

拴柱睡不着。

他从包袱里掏出那块老根给的手帕，攥在手心里。手帕是老粗布的，软得像一层皮肤，带着一股子淡淡的樟脑味。他把脸埋在手帕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味道让他想起了师傅的小屋，想起了盐化厂的车间，想起了姚暹渠的风。

火车在黑暗里头往前跑。他不知道这列火车要开多久，也不知道那头等着他的是啥。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得去。不去，娘的药就断了，娃的学就上不了，老根的咸菜罐子就填不满了。

他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着车轮子和铁轨摩擦的哐当哐当声，一声接着一声，像是一个永远不会停的心跳。

三天两夜之后，火车到了广州。

拴柱下车的时候，腿是麻的，站都站不稳。他扶着车厢的把手，一步一步地挪到门口，脚一踏上站台，膝盖一软，差点跪下去。陈大山在他后头推了他一把：站稳了！到了！

他抬起头来。

眼前的广州火车站是一座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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