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还没爬上东边的塬，拴柱就起了。

他轻手轻脚地从炕上爬起来，生怕惊醒里屋的娘和西屋的苗苗。外屋黑黢黢的，只有灶台上的煤油灯还亮着，灯芯子烧得只剩半截了，火苗一跳一跳，把他的影子投在泥墙上，忽大忽小，像只受惊的鸟。

他舀了半瓢凉水，蹲在院子里激了把脸。水是从井里前天打的，经过一夜，寒得刺牙。他咬着牙搓了两把，又抹了把脖子，水珠顺着脊梁骨往下淌，在背心上洇出一道深色的印子。棉袄挂在门后头，草绳绑着肩膀那儿，去年开线了，他一直没舍得换新的。他抓过来套上，扣子系到第二颗，第三颗扣眼穿歪了，系成了第二颗的扣绊子，他也没觉察，就这么敞着领口出了门。

自行车支在院墙根，车座子上结了一层薄霜，他用手掌抹了抹，那霜化成水，渗进指缝里头，凉津津的。他推车出院门，车链子咣当咣当响了几声，惊得墙头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了。

天还是青的，没透亮。村路上一个活物也看不见，只有不知从谁家院墙里飘出来的烟筒烟，一缕一缕，贴着地皮往远处飘去。他蹬着车子往县城的方向去，车轮碾过昨夜的霜冻路面，咯吱咯吱地响。风往领口里灌，他把下巴缩进棉袄领子里，露出的鼻尖冻得发麻。

三天了。算上今儿，是他从盐化厂出来的第三天。

那张大红纸上的名字，那枚公章的红印，那个折成三折的通知书，都贴身放着，隔着一层衬衫布，贴在他心口上。他不看，也知道那上头写的什么。心口那里总硌得慌，像是嵌进了半片碎瓷碴子。

到了火车站前广场，天边刚泛起鱼肚白。

站前那片空地上已经蹲了不少人，一排排，像霜打了的茄子，圪蹴在墙根底下，手里或夹着烟，或裹着衣裳，脸埋在膝盖里头。拴柱把自行车锁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上，那树上钉着块生锈的铁牌子，上头印着禁止停车四个字，漆掉了大半，可字还在。他把钥匙揣进兜里，走过去，跟那些人一样，圪蹴在了水泥台阶上。

这地方他头两天就来过了。头一天，他站了整整一个上午，没敢往前凑，光看着工头在人群里挑人，专挑年轻力壮的、脸上有横肉的后生。他三十岁了，不算老，可也不算壮，站在人堆里，瘦得跟骡子后头拴着的条瘦狗似的，没人多看他一眼。到了后晌，一个装卸面粉的工头喊缺人手，他才挤上去，低声下气地问了一句：中不中？那工头瞥了他一眼，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试试。

他试了。一下午扛了三十六袋五十斤装的白面，从站台上扛到仓库里，来回跑了三十六趟，肩膀上勒出了两道血印子。傍晚结了账，十块。工头把一张皱巴巴的五块、几张一块的票子塞到他手里，拍得他掌心发麻。那十块钱被他攥了一路，回到家里，潮潮地，湿得能拧出水来。

今儿是第三天。他已经知道该站在哪儿了，台阶底下第三根柱子旁，那儿风小些，而且工头过来挑人，往往从这边起步。

天慢慢亮了。站前的大喇叭响了，一个女声不紧不慢地报着车次，那声音像是从铁皮桶里传出来的，嗡嗡的，带着回音。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有新的来的，有老的走的，蹲在那儿的人像潮水一样，一会儿涨起来，一会儿落下去。拴柱没动，他的屁股底下垫着一块昨天的旧报纸，报纸上印着南风化工召开年度表彰大会，头版还印着一排人站在主席台上的照片，笑脸红扑扑的。他把报纸翻过去，不看那面。

到了七点半，太阳爬起来了，照在车站的白瓷砖墙面上，亮得晃眼。一个穿粗布工装的工头走过来，敞开嗓子喊了一句：熙货咧！往东头仓库卸白糖，一袋五毛，现结，来的举手！

人群呼啦一下涌了上去。拴柱也站起来了，可他慢了一步，前头已经挤了七八个后生，一个个把胳膊举得老高，像几根戳在地里的桩子。工头挑了五个体格最大的，转身就走了。剩下的人又散开来，重新圪蹴回去，有几个嘴里骂骂咧咧的，操着北边的话，拴柱听不太懂，但意思是明白的。

又过了半个钟头，另一个工头来了。这回是扛包上站台，有列货车要卸货，扛到火车皮里头，一袋给三毛。拴柱这回挤到了前头。工头看了看他，目光在他肩膀上停了一下，那里还穿着盐化厂的旧工装，肩膀上的补丁白得刺眼。

哪个厂的？工头问。

拴柱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他怕说了盐化厂，人家不要。这几天他看出来了，这片圪蹴的人里头，盐化厂下来的不少，工头们心里有数，这些人是正式工出身，娇气，扛不得重活。他支吾了一声：打零活的。

工头嗤了一声，摆摆手：上吧。

那是一车皮发往南方的红枣，一袋袋足有八十斤重。拴柱把麻袋往肩上一搭，那重量压得他腰杆一弯，他赶紧咬牙挺直了，一步一步往火车皮里头挪。站台不高，水泥台阶一共三级，可扛着八十斤的东西走上去，每一级都像是一道坎。他前面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汉，走到第二级台阶时腿一软，连人带袋子摔了个趔趄，红枣咕噜噜滚了一地，一颗一颗，红得发黑，像血豆子。工头骂了一句，老汉捂着膝盖蹲在地上，半晌没起来。

拴柱没敢看。他低头扛着袋子往上走，耳朵里只听见自己的喘息声和麻袋摩擦衣裳的沙沙声。他数着，一袋，两袋，三袋。扛到第十七袋的时候，他的肩膀已经麻了，不是疼，是木，像是肩膀上长的不是肉，是两块死树皮。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杀得慌，他腾出一只手来抹了一把，手上全是灰，一抹，成了泥道道。

干了整整三个钟头。到最后一袋扛完，他靠着火车皮的铁门，两条腿止不住地打颤，像两根被风吹弯了的芦苇秆。工头过来数了数签，他身上别了十七根竹签，每扛一袋领一根，然后递过来五块一毛钱，其中有一毛钱是装在一只小塑料袋里的钢镚子。拴柱把钢镚子攥在手心里，那冰凉的触感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

他去墙角的水龙头底下洗了把脸。水泥池子上头是一面裂了缝的镜子，他抬头看了一眼，镜子里的那个人胡子拉碴的，眼窝陷下去了，颧骨凸了出来，头发一缕一缕地巴在脑门上。他认了好一会儿，才确认那是自己。才三天，这人就不像是他了。

回到院子里，日头已经升到头顶了。

自行车刚拐进巷口，他就看见了。

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满了衣裳，白的、蓝的、灰的，一件一件在风里飘着。雪梅出嫁时候带过来的那床红绸被面也搭在绳子上，她一年到头只晒这一回，怕被太阳晒褪了色。那抹红在灰扑扑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扎眼。

她回来了。

拴柱支好自行车，站在院门口，手在裤腿上蹭了蹭，蹭掉手上的灰和汗。他不知道自己该迈哪条腿进去。雪梅从灶房里出来了，手里端着一盆淘米水，正要往院子外头泼，一抬头看见了他。

两人都停住了。

雪梅站在那儿，一只手端着瓦盆，盆里的水晃晃悠悠，映着天光。她身上的衣裳还是那件灰白的蓝布衫，就是在绳子上晾着的那件。她的头发比走的时候短了一拃，回娘家这几天剪的，还是忙得顾不上梳、干脆铰了省事？发尾齐齐地搭在肩膀上，露出一段细白的脖颈。脖颈那儿沾了一粒米，她没觉察。

拴柱张嘴想喊她，可嗓子眼干得冒烟，喊出来的声音像个破风箱：回来了？

雪梅低低应了一声，端着盆的手往旁边让了让。拴柱侧身从她身边走过去，闻见她身上的味道，灶火烟、胰子水、还有一股子淡淡的雪花膏味。那雪花膏是去年过年他给买的，上海产的，小小的一盒，两块钱，她用到现在，膏体已经见底了，只剩罐底薄薄的一层，她拿手指头抹了抹，涂在颧骨上，风一吹，散出一股子甜腻的香气。

拴柱把五块一毛钱的工钱掏出来，搁在灶台上。那钱被他攥了一路，皱得跟皴了的树皮一样。他转身去缸里舀水，想洗手，雪梅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层布：我都知道了。

拴柱的手停在水瓢把上，没动。

村里人都说了。雪梅又说。她把淘米水泼到了院墙根的韭菜地里，那韭菜才冒了一拃高，被水一激，全都歪到了一边。她转过身来，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擦。那围裙还是结婚时她娘陪嫁的，靛蓝色，现在已经洗得泛白，边角上磨出了毛，但还齐整。

我不问了。她说。

拴柱舀起一瓢水，哗啦啦倒进了盆里。他的手伸进水里，搅了两下，那水浑了，泛起一层灰白色的沫子。他的手指头上裂着口子，是这三天扛活时勒出来的，浸进水里，杀得慌，可他一声也没吭。

票是初八的。雪梅说，明儿夜里，就走。

拴柱的手在水里停了停，又继续搓起来。他的指甲缝里嵌满了黑色的油泥，是盐化厂这些年攒下的，怎么洗也洗不净。他搓着搓着，发现这双手已经不像他的手了，指关节肿大，手背上青筋暴突，虎口处裂着一道口子，是新伤的，还没来得及结痂。

中。他说。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干巴巴的。

晌午的饭是面片子汤。雪梅手底下的擀面杖转得飞快，面团在她手里翻过来倒过去，揉得光溜溜的，她拿刀切成韭菜叶子宽的条，手一抖，撒进沸腾的锅里，面条在汤里翻滚，像一条条白虫子。拴柱坐在灶膛前头烧火，柴禾是院子里堆着的枣树枝，火着得旺，哔哔剥剥地响。

苗苗在里屋写作业。铅笔尖断了，她跑出来说：娘，铅笔断了。雪梅从灶膛前头直起腰，用围裙擦了擦手，接过铅笔，走到窗台边，在那块磨刀石上蹭了两下。铅笔尖蹭出来了，她递给苗苗：省着点用，这得两毛钱一根。

苗苗哦了一声，跑里屋去了。拴柱看着她的背影。娃七岁了，个子比去年蹿了一头，身上的衣裳是小学校发的，蓝裤子白衬衫，膝盖上头打着两块补丁，是她娘拿旧校服改的，针脚密密实实。她的小辫子在脑后头一甩一甩，辫子梢上还系着两根红头绳，那是雪梅去年从集上买的，现在已经褪成了暗红，像两根抽了筋的蚯蚓。

吃了饭，我去趟县城。拴柱说。

雪梅没问他去干嘛，只是低低应了一声，手里的擀面杖又转了起来。

拴柱去县城，是想给雪梅买点路上吃的。他知道从运城到广东，火车得走两三天，火车上卖的饭贵得很，一碗肉丝面就要三块五，他们吃不起。他想给她买点馍、买点咸菜，再买两包红糖。红糖是冲水喝的，一路上喝口热水，也能顶顶饿。

他先去了小商品市场，从南头逛到北头，比了三家的价格，最后在一个铺子前头停下。卖东西的婆娘操着一口河南话，问他：要啥？他说：红糖，最便宜的。婆娘从箱子里掏出两包，塑料袋包着，印着精制红糖四个字，一包三块二。拴柱咬了咬牙：两包都要。他从兜里掏出那五块一毛钱，又往屁股后头的兜里摸了摸，那里还有一块八，是昨天的剩钱，凑了凑，递过去。

婆娘把钱数了两遍，找了他四毛。那四毛钢镚在他手心里丁零零地响。

他又去粮站买了四个硬面馍。馍是刚出炉的，滚烫，他拿手指头尖捏着，纸袋上洇出一片油渍。硬面馍一块二一个，四个四块八。到了咸菜摊子前，他已经只剩一毛六了，够买一小疙瘩芥菜疙瘩咸菜。他把咸菜用报纸包了三层，揣在棉袄内兜里，咸菜那股子冲鼻子的气味被体温暖着，隔着两层衣裳都能闻见。

钱没了。

他站在粮站门口，手里拎着四个馍、两包红糖、一小疙瘩咸菜，想起忘了给雪梅买个碗。火车上没碗，咋喝水？他转身想回去买个搪瓷缸子，可兜里已经空了。他站在那儿想了想，把自己系在自行车把上的那只白瓷缸子解下来，那是他在盐化厂用的，缸口磕了个豁，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红漆掉了一半。他用袖子蹭了蹭，把缸子揣进了怀里。

回村的路上，路过姚三娘家门口。姚三娘正在院子里喂鸡，见他过来，隔着篱笆喊了一声：拴柱！

他停下车。

姚三娘从院子里走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把。她的围裙是花布的，红底儿印着白牡丹，与这个灰扑扑的村子格格不入。她凑近他，压低声音：听说你媳妇明儿走？

拴柱低低应了一声。

姚三娘叹了口气，那声气里带着心疼、惋惜、还有一半是说不上来的啥。她从围裙兜里掏出个手绢包的小包，层层揭开，里头是五张一块的票子。她把那钱塞进拴柱的手里：拿着。不多，给媳妇路上花。

拴柱缩着手不接：三娘，你……

拿上。姚三娘把钱拍在他手心里，硬塞进去，又用手把裹在他手掌外头，像当年攥着他的手教他写自己名字那样。那手绢布是的确良的，滑溜溜的，带着一股子肥皂味。别让你媳妇空手走。她一个女人家，去那么远，兜里没两个活钱，心里不踏实。你这人，嘴笨，可心不能笨。

拴柱的手僵在半空，那五块钱在他手心里硌着，薄得慌，又重得慌。他想说句啥，姚三娘已经转身回去了，花布衫在院门口闪了一下，不见了。几只鸡在她脚后头追着，咯咯地叫。

他把那五块钱揣进贴身的口袋里，贴着心口放着，隔着一层衬衫布，和那张下岗通知书挨着。一边硌得慌，一边也硌得慌。他攥了攥车把，掌心被汗浸湿了。

回到院子里，后晌的太阳已经偏西了。

雪梅坐在西屋的炕沿上，正在叠衣裳。她把衣裳一件一件叠成四方块，放进了那只枣红色的木箱子里。那是她出嫁时候娘家陪嫁的箱子，铜扣子上还贴着褪了色的喜字，被擦得发亮，像一面照不出人影的旧镜子。箱子里已经放了一半，上头压着她的一件半旧棉袄，棉花从袖口露出一小撮白花花的棉絮。

苗苗趴在炕上，看着她娘收拾，小手攥着一只布老虎，耳朵掉了一只的那只。她不说话，眼珠子跟着雪梅的手来回地转，雪梅叠一件，她的眼珠子就转一圈。

拴柱走进屋，把手里的东西搁在炕头上。他一样一样往外掏：四个硬面馍，用油纸包着；两包红糖，印着红字；一小疙瘩咸菜，报纸包了三层；还有那只磕了豁的白瓷缸子。

雪梅看见了那只缸子，手停了停。她认得那只缸子。拴柱在盐化厂的时候，每天上班都带着，里头泡着茶叶末子，枣香味。她给他刷过无数回，缸底结着一层厚厚的茶垢，怎么刷也刷不掉。

缸子你留着。雪梅说。

你拿着。拴柱的声音闷闷的，火车上喝水用。

我用不惯。雪梅说。她没看那只缸子，低着头继续叠衣裳。可她的手在衣裳上多停了两秒。

拴柱没再说话。他把东西又一件一件地收到一只蓝布包袱里，包袱皮是雪梅从娘家带过来的，四角上绣着并蒂莲，现在已经洗得看不出颜色了，但针脚还在。他把包袱系好，结结实实地打了个结，像打一道永远不想解开的绳。

夜天，拴柱把钱给了雪梅。

他坐在炕沿上，从三个兜里把钱全掏了出来。左边裤兜是那五块一毛钱的扛活钱，皱成老树皮。右边裤兜是姚三娘给的五块，手绢包着，还留着一股子肥皂味。屁股后头兜里是一块四毛六，是他全部的身家。他把这三堆钱一字排开，摆在炕席上。

十六块五毛六。他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拿着。他说。路上用。

雪梅坐在他对面，看着那三堆钱。她没伸手。她的手指绞在一起，指节发白。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你留着。娘的药不能断。

拴柱把钱往她跟前推了推，推到了她的膝盖旁边：娘的药，我再挣。

你拿啥挣？雪梅的声音高了一调，又赶紧压下去，怕吵醒里屋的娘。你刚下岗，零活一天也就十来块，还不够娘三副药的。你全给了我，你拿啥给娘抓药？拿啥给娃交学费？

拴柱没接话。他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裤子上的补丁。那补丁是雪梅去年补的，针脚歪歪扭扭，现在被他抠得起了毛边，像一蓬蓬秋天的麦茬子。

他不吭声，就那么坐着。雪梅也不吭声。两人中间隔着那十六块五毛六，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

过了好半晌，雪梅伸出了手。她没有拿全部，只从那堆钱里拣出了两张一块的，剩下的还留在炕席上。

够了。她说。这两块我拿着，路上买碗面吃。剩下的，你收着。

拴柱想推回去，雪梅的手已经攥住了那两块钱，攥得死紧。她的指节发白，指甲嵌进了票子里，在油灯下头能看清指甲盖上的一道道月牙。她的手比他记忆中的瘦了一圈，手背上青筋突了出来，血管在那层薄薄的皮肤底下一跳一跳。

拴柱的手悬在半空，没再往前伸。他张了张嘴，想说的话在嗓子眼里打了个转，又咽了回去。

他把剩下的钱收了起来。左边兜装了十块，右边兜留了四块五毛六。他把扣子扣好，扣子从扣眼里穿过去，发出咔嗒一声轻响，像锁上了一把锁。

苗苗在东屋喊了一声梦话，含含糊糊的，听不清。两人同时把头扭过去，看着那扇薄薄的木板门。屋里安静下来了，只有娘在里屋的咳嗽声，一声、两声，咳得急了，像拉风箱，又渐渐地平了下去。

雪梅把那两块钱揣进了贴身的衣裳兜里，那兜里还装着一张火车票，硬的，边角被她捏得起了毛。她没再说话，侧身躺下了，背对着拴柱，脸朝着墙。她的肩膀缩在被子里，一颤一颤的，可没有声音。

拴柱坐在炕沿上，没躺。他看着她露在被子外头的一截头发，发尾齐齐的，在油灯底下泛着黄。他看了一宿。

天没全亮，拴柱就起了。

他把那座钟换了新发条。那是他爹留下的老物件，一座木头壳子的座钟，上头印着上海两个字，指针是黄铜的，走一步咔嗒一声。这座钟从来不准，快一刻钟，可他一直没有修。快一点好，快一点让人心里有底，好像时间多出来了一截似的。

他把座钟拨亮了，然后从水缸里舀了瓢水，把脸洗干净。他换了件衣裳，是那件灰布褂子，过年才穿一回的，平时压在箱子底。衣裳上有股子樟脑球的味，冲鼻子。他把衣襟抻了抻，又把裤线用手捋了捋，站在镜子前头照了照。

镜子里的人头发乱蓬蓬的，他用手指梳了两把，梳不顺，又沾了点水，把额头上那一缕翘起来的头发往下压了压。他看着镜子里的人，嘴唇动了动，像是在练习说啥话，可最终也没出声。

灶房里，雪梅起来了。她把剩下的面全和在了一块，揉了揉，擀了一张大饼，切成三角块，在锅里烙了。饼是白面掺着玉米面的，不酥，耐嚼，路上吃着顶饿。她把饼用一块干净的粗布包起来，塞进了蓝布包袱里。

娘在里屋咳嗽了两声。拴柱进去，给娘倒了一杯水，又把她扶起来，在她背后垫了个枕头。娘的眼睛在昏暗里头看着他，黄黄的眼珠子上头蒙着一层翳，像被盐腌过了的老莲子。她想说啥，嘴张了张，只吐出一口浑浊的气。

拴柱给她掖了掖被角，转过身去，不让她看他的脸。

苗苗还没醒。雪梅走到东屋，在炕沿上坐了坐，伸手摸了摸苗苗的脸蛋。娃睡得很沉，小嘴微微张着，嘴角挂着一滴口水印。雪梅把手缩回来，在围裙上擦了擦，站起来，没喊醒她。

她怕一喊，自己就迈不动步了。

天麻麻亮，两人出了门。

自行车拴柱推着，雪梅跟在后头，蓝布包袱挎在胳膊肘上。村里静得很，几只鸡在巷子里刨食，见人来了，扑棱着翅膀躲开。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树底下蹲着个老汉，脸埋在羊皮袄子里，在等去县城的牛车。老汉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又低下头去。

到了火车站，天已经大亮了。

站前广场上的人比他们扛活那会儿还多。一拨一拨的，背着蛇皮袋、扛着铺盖卷、手里端着搪瓷脸盆的，全是往南去的。有个汉子挑着两个涂料桶，桶里塞满了衣裳和鞋，扁担压得两头弯。有个婆娘怀里抱着个奶娃，背上还背着一个，手里拎着一网兜馍，馍的麦香味隔着几丈远都能闻见。

拴柱让雪梅站在检票口旁边的一棵梧桐树下等着，他去问车次。问了几个人，才问清了K237的候车室。那个数字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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