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萎公国第五章

饥荒与物价

**——阿姆公国编年史残卷，据信出自海港城修道院某位无名修士之手，成文时间约在枯萎纪第四年至第六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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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国名为阿姆，在古语里是“起伏之地”的意思。

坐落大陆西海岸沿海丘陵之间，属温带海洋气候，常年多雾湿润。海风频繁、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境内无大片平原，只凭缓坡与谷地开垦零星农田，以小麦为日常主粮，又广种耐贫瘠、易储存的玉米以备荒年。丘陵间散落无数天然泉眼。

浅谷与坡地在海雾中交替起伏，像一头沉睡巨兽的脊背。这里没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良田——坡地太碎，谷地太潮，能耕种的土地被切成无数小块，散落在山涧与矮林之间。农人们在丘陵的南坡上开垦梯田，一阶一阶，用碎石垒出齐腰高的挡土墙。从远处看，那些梯田像是大地身上缝上去的补丁，密密麻麻，参差不齐，但每一块都被人用手摸过、用锄头翻过、用汗浇过。

乡下的修道院就坐落在其中一座矮丘的顶上。它不是大教区那种有尖顶和玫瑰窗的石砌大教堂，只是一座矮墩墩的灰石院子，院墙里种着几棵菩提树，后院辟了一小片菜园。院长奶奶活着的时候，每年春天都会带着孩子们在菜园里翻土，一边翻一边念咒。她念的不是让豆子长得更快的咒——她说那种咒太懒了——她念的是让土里蚯蚓多一点的咒。蚯蚓多了，土就松了，豆子自己会长。

那时的阿姆，不知道什么叫饥荒。

不是说它富。它从来不富。丘陵地种不出太多的麦子，一年的收成刚够各家各户捱到来年。主粮是冬小麦，入秋前种在南坡的梯田里，来年初夏收。收下来的麦子磨成面粉，女人们在灶台前揉面、发面、烤面包。面包是褐色的，带一点麸皮的粗糙口感，刚出炉的时候掰开，热气涌出来，整间厨房都是麦香。但没有人能顿顿吃白面包——面粉不够。掺玉米粉是常事。玉米是丘陵的恩赐。它比小麦耐活，坡地边角的薄土里也能长，不怕旱，不怕风，结出来的棒子晒干了能存好几年。灾变之前的那个秋天，家家户户的房梁上都挂着一串一串的干玉米，金黄的，硬邦邦的，风吹进来的时候互相碰撞，发出干燥的、让人安心的沙沙声。

除了玉米，还有芜菁。芜菁是穷人的根。它埋在土里，像一颗淡紫色的沉默的心。收上来之后堆在地窖里，能从秋天一直吃到开春。修道院的菜园里还种了些萝卜、卷心菜、几丛香草——迷迭香、百里香、鼠尾草。

那时阿姆有泉眼。丘陵的山褶里，藏着许多细小的泉眼，从石缝里渗出来，汇成山涧，叮叮咚咚地流过梯田的边缘。水是清的，舀起来就能喝，喝起来有一股微微的甜，带着石头上青苔的气息。

大河的水是另一回事——大河从群山深处奔涌而来，裹挟着泥沙和融雪，在谷底发出低沉的轰鸣。没有人喝大河的水，河水太浑，煮开了也有一股土腥味。人们用它灌溉，用它推动磨坊的水轮，远远地看着它，像看着一个有力但不亲近的邻居。大河是公国的命脉，但它不属于任何人。

然后灾变来了。

地里的玉米和第二年的小麦一起死了。是往年囤的玉米。挂在房梁上的、堆在谷仓角落里的、装进麻袋塞在床底下的那些干玉米。穗粒干硬得像石头，但磨成粉、煮成糊，能顶一顿。就是靠着这些往年囤下的干玉米，阿姆的幸存者们撑过了第一年，又撑过了第二年，又撑到第三年。

大河水面上浮着一层棕红色的浑浊物，打上来静置一夜，罐底会积一层铁锈色的粉末。但丘陵深处的泉眼还是清的，从石缝里渗出的水依然冰凉甘甜。

但泉眼周围的地面在变。第二年春天，泉眼旁边的蕨草枯死了。第三年，石壁上的苔藓变成了灰色。水还是清的，可周围的土地在死去。泉眼像是一只还没闭上眼睛的活物，守着一片已经闭上眼睛的大地。

然后人就走了。

最开始是一个一个走，后来是一家一家走，再后来是整个村子一半都空了。他们去了海港城。那座靠着港口和铁矿运转的城市，在灾变的第一年就向公国敞开了城门。

矿主们的招工告示贴到了阿姆村口的老榆树上——字印得歪歪扭扭，但价钱写得很清楚：一天十个小时，包住不包吃，月底结铜币。包住不包吃。包住的意思是码头边那些用船板废料钉成的棚屋，二十个人挤一间，下雨的时候屋顶漏水，不下雨的时候屋顶落煤灰。不包吃的意思是你得自己买。而需要自己买的时候，才发现海港城的物价早就飞涨得面目全非。

就这样现在本地产粮为零。阿姆的梯田一片灰褐，连野草都长不大。所有粮食全靠港口从外地海运进来。

大帆船从南方的产粮区装来小麦和玉米，从东方的邻国运来腌肉和干酪，从海对面的大陆运来硬饼干和桶装麦酒。船一靠港，粮商们已经在码头上等着了，他们用现金把整船货吃掉，再以翻倍的价钱卖给城里人。码头上扛粮食袋的工人，扛一整天粮食，挣的钱勉强够买自己扛的那袋粮食里的十分之一。矿场工人好一些——矿主包一顿午饭，是玉米糊和一块硬面包，但这份工不是谁都能干的。矿场要的是壮年男人，不要女人，不要孩子，不要老人。

城里的一切都在涨，每个人都勒紧了裤腰带。原先的城里人虽然压力骤增，但大多有家底托着：有房产土地的，能跟着涨房租；有店面手艺的，能跟着粮价一起抬自己的货价 —— 在公爵和商会定下的规则里，有资产的人总能跟着活下去，甚至能靠着囤粮赚得盆满钵满。

只是那些带着包裹来到城门口的乡下人，他们就只是案板上的肉，想卖自己都得把自己搞弄的像块好肉。一无所有只有力气的公国失地农民，默默指望今年的铁价和煤价上涨。矿场老板大发慈悲，多给两个铜币的工钱。

没有资产的普通城市平民现在也靠咸鱼和玉米糊度日。

而贫民窟尘巷里的人，连玉米糊都快吃不起了。从海港进口的玉米，从早到晚的往船下搬，也飞快的涨着价。

他们在港口退潮的时候去滩涂上捡冲上来的海藻和小螃蟹，混着借来的面粉煮一锅腥汤。汤很稀，但它是咸的。咸的就像还在吃正经食物。尘巷的情况比任何地方都糟。它在港口北面，夹在一片废弃仓库和一座旧绞车厂之间，巷子里没有石板路，只有一条踩烂的泥路，下雨天泥泞没到脚踝，晴天的时候煤灰从矿场方向飘过来，把晾在外面的破衣服落得灰扑扑的。住在这里的人什么都做：卸船、搬货、捡煤渣、洗衣服、去渔市捡鱼贩子丢掉的鱼头鱼骨回来熬汤。汤熬好了，给最老的和最小的先喝。孩子们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肚子却胀鼓鼓的——那是长期吃玉米糊落下的胀气。他们活着，但活得没有任何保障。

修道院还开着。教会在灾变后宣布了一项救济令：每个修道院必须对本地灾民施粥，每天一次，日落前一个钟头。海港城的修道院比阿姆的那座大得多，是石头砌的双层建筑，带一个能容纳上百人的礼拜堂。施粥的地方在修道院侧门，每天下午，修士们把两口大铁锅搬出来，锅里是玉米糊，有时候加一点芜菁碎，有时候加一点碎鱼干。队伍从侧门一直排到巷口，男女老少，安安静静地站着，手里拿着碗。没有人说话。海港城的穷人已经学会了不抱怨，因为在这里，抱怨和饿死是同义词。那些在灾变头一年就饿死在阿姆村口的老人们教会了活着的人一个道理：在这个年代，等待比控诉更节约体力。

富人区在高地。那是海港城最靠近海风的地方，街道宽得可以并排走两辆马车，路面铺着从东方运来的青石板，缝隙里不积泥。贵族和矿主们住在石头砌的宅邸里，庭院种着观赏橘树——那些橘树是从邻国移植来的，用船运过海，用淡水浇灌，在异乡的土地上活得绿意盎然，挂满了金色的果子。没有人吃那些橘子，它们太酸，不是用来吃的品种。它们只是好看。在富贵人家的宴席上，长桌上铺着白亚麻桌布，银烛台擦得锃亮，新鲜的小麦面包不要钱似的摆成一排，配三种以上的奶酪，配烤羊肉，配蜂蜜腌渍的无花果，配从东方运来的、装在雕花玻璃瓶里的甜酒。而往窗外看，夜色里，修道院侧门的队伍还排着。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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