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浮出一组数据——荷兰东印度商号的分红率：年均15%到20%，最好的年景能到28%。雁非的目光在数字上停了一瞬。

“这数字放在当时，够诱人了。”她顿了顿，“可有人偏不满足。”

十七世纪的欧洲，民间借贷利率普遍高得吓人，遇上风险高的买卖，20%几的利息都未必借得到钱。按正常商业逻辑，股价应当围着商号的真实盈利波动，可现实呢？完全失控。

1607年，东印度商号第一批远航船队还没靠岸，欧洲只传出几句“香料满载”的传闻——没有任何实证，股价就在一年内从一百荷盾翻到了一百零六。不对，是二百零六荷盾，直接翻倍。半年后，又有流言说船队遭遇风暴，损失过半，股价一头栽到九十二荷盾。那些跟风买入的商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到处是破产后落魄的身影。

天幕中出现一张简单的图：一个人站在高塔顶上，下面一群人仰着头。塔顶上写着“高价”，塔底写着“商号实利”，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雁非轻轻叹了口气。

“投机不违法，荷兰人没禁止。但他们知道，投机会让钱离开实业，钻进赌局。船没人造了，货没人运了，香料没人卖了——全跑去盯着木板上的数字。”

面对疯狂的投机浪潮，市政当局并非放任不管。1610年，阿姆斯特丹颁布法令，要求东印度商号每半年公开一次账目，同时禁止裸卖空、恶意散布谣言等操纵行为，违者高额罚款，甚至驱逐出交易所。

“可人性的贪婪与恐惧，”雁非摇摇头，“从来不是几条法令就能管住的。”

交易所里很快出现了一帮专职投机者。他们不参与贸易，不关心经营，只靠流言和情绪下注，甚至借钱入市，幻想一夜暴富。大多数人的结局，是在股价的涨跌中欠下一屁股债。

天幕上浮出一条弹幕：【价格与实利脱钩，交易所与赌场何异？荷兰人为何不禁止投机？】

雁非看了一眼，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笑。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干脆禁止投机？答案是禁止不了。只要有人相信‘别人会出更高价’，投机就会存在。荷兰人试过——加印花税、限制卖空、规定最低持有期。有用吗？有用，但治标不治本。后来他们自己也被投机害惨了，郁金香泡沫，下期讲。”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从纸上抬起来。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听说什么货涨价，就一窝蜂去囤。茶叶涨价囤茶叶，丝绸涨价囤丝绸。结果呢？货还是那些货，价钱被人炒上去了。炒到顶，没人买了，价格一下子跌下来，囤货的人亏得当裤子。”

“荷兰人的股票投机，跟囤货炒价是一个道理。区别是——囤货至少还有货，股票呢？连货都没有，只有一张纸。可这张纸上的数字，有时候不全是商号的实利，更多是别人心里的鬼。”

天幕上最后浮出一行雁非的手写体：“投资看商号，投机看别人。看商号的，睡得着觉；看别人的，睡不着。”

【明·苏州，茶肆商贾】

茶肆内几位商人围坐一桌，看着天幕上的股价涨跌，神色各异。一位粮商捻须嗤笑：“无货无实，仅凭一纸涨跌，与我江南赌坊何异？不过是换了个名头的赌局罢了。”另一位海商却摇头反驳：“若能借此聚起散银，打造大船通南洋，利远大于弊，只是需管好人心，不可任由疯狂。”还有一位老商人沉默良久，只淡淡开口：“利大则险重，我中土重实业、轻虚财，这般玩法，终究不敢碰。”众人闻言，纷纷点头，不再多言。

天幕一转，阿姆斯特丹银行出现在画面中：灰石墙，铁栅栏后的银库，门口有人扛着麻袋进去，有人拿着纸片出来。建筑不算宏伟，但门口排队的人比交易所还多。

雁非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继续讲。

“股份能转了，银子还太重。一趟跨国生意，少则几千两，多则几十万两。白银笨重，搬运费力，押运要人手，还要防海盗、防劫匪。据记载，一次运五千两白银，押运、安保费用就占到货值的7%，远洋航行更是翻倍。商人阶层迫切需要一种轻便、安全、可跨区域兑付的支付工具。”

“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了。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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