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青春的十字路口

【本章摘要】：讲述了警校学生在期末临近时的紧张氛围和面临的职业选择。学生们通过综合能力评估，包括心理测试、体能考核、情景模拟和案例分析，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短板。评估结束后，学生们在职业规划课上了解到不同警种的特点和要求，并在宿舍讨论中表达了自己的职业倾向。李教官通过故事引导学生们思考如何服务人民，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学生们参观了不同警种的工作现场，最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优势选择了职业方向。文章强调了警察不仅是执法者，更是懂法者和权利的守护者，法治之路漫长而艰辛，但学生们已准备好一步步走下去。

一：碰撞

一月的警校，除了寒风的凛冽，更弥漫着一股近乎凝固的紧张——期末考试的战鼓已经擂响。原本热闹的走廊变得寂静，只有匆匆而过的脚步声和书页翻动的沙沙声；食堂里的谈笑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边吃饭边讨论知识点的低语；就连宿舍楼道的灯下，也多了不少捧着书本、来回踱步背诵的身影。每个人的生活都简化成了三点一线：寝室、教室、图书馆，眼下的黑眼圈成了最普遍的“勋章”，书包里塞满了打印的复习资料、画满重点的教材，还有各种品牌的提神饮料，易拉罐在桌角堆成了小山。

最让人头疼的，莫过于刑事诉讼法这门课。教这门课的赵教授是出了名的“细节控”，他出的案例分析题总能把各种复杂情形揉在一起，一个看似简单的案件里，能悄无声息地埋下五六个程序瑕疵，要求我们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拆解，找出所有问题，还要依据最新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提出完整的正确处理方案。

这天下午，自习室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却驱不散空气中的焦虑。赵磊猛地把笔拍在桌上，烦躁地抓着头发：“这题明明选A，为什么答案是C？我翻了教材，明明有类似的表述！”他面前摊开的习题册上，红笔圈出的选项格外刺眼，“我看赵教授就是故意刁难我们，非要在这种细枝末节上较真！”

坐在旁边的王超闻声放下笔，探过身拿起他的习题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仔细看了起来。他的手指在题目上轻轻点着，逐字逐句地分析：“你看这里，题目里说侦查人员在提取物证时，没有邀请见证人在场，也没有全程录音录像。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3条，这种情况下取得的物证，属于‘瑕疵证据’，但并非绝对排除——”

赵磊眼睛一亮：“对啊！那A选项说‘可以采纳但证明力减弱’，这不就对了吗？”

“但你漏看了后面的补充条件。”王超指着题目括号里的小字，“本案中的物证是关键物证，且无法通过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来弥补程序瑕疵。根据新修订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种情况下，该证据应当完全排除，而不是仅仅‘证明力减弱’。所以正确答案是C。”

我也凑过去看，果然在题干末尾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经核查，该物证无其他来源，且侦查人员无法说明未邀请见证人的原因。”之前我也做过这道题，当时也因为忽略了这个细节而选错。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哪些是“可补正的瑕疵”，哪些是“绝对排除的非法证据”，界限必须分得清清楚楚，而这道题考的恰恰就是这个容易被忽略的边界。

“天啊，连司法解释的修订都要考得这么细，”坐在对面的林晓放下手里的单词本，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脸上露出一丝疲惫的苦笑，“这得记多少东西啊？感觉脑子都要被塞满了。”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各种法条的对比，新旧条文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出来，旁边还写着自己的理解。

“觉得难？”一个沉稳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我们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李教官不知何时站在了我们身后，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正看着我们桌上的习题册。“实际办案比这复杂多了。”他拉开旁边的椅子坐下，语气平静却带着分量，“一个证据瑕疵，可能导致整个案件功亏一篑，让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更严重的，可能让真凶逍遥法外，让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现在多纠结一点，多记牢一点，将来在岗位上就可能少一点遗憾，少一点愧疚。”

李教官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在我们心里漾开圈圈涟漪。自习室里安静了片刻，连翻书的声音都轻了许多。是啊，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纸上的案例，错了可以改正，记混了可以重背；可将来走上岗位，面对的是真实的案件，是活生生的人，一步错，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后果。那些枯燥的法条背后，藏着的是对公平正义的守护，是对每个人权利的尊重。

复习期间，学校为了让我们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组织了一场模拟法庭竞赛。消息一出，大家都格外重视，毕竟这是检验学习成果的最好方式。抽签结果出来，我被分到了公诉人组，王超恰好是辩护人，赵磊凭借他那股子“威严”的气场，被推选为审判长，林晓则因为心思细腻，扮演关键证人。

我们抽到的案例是一起模拟的盗窃案：嫌疑人张某被指控潜入某小区盗窃现金五万元，但案件程序上存在多处瑕疵——搜查证上的地址与实际搜查地点不符，属于“手续不全”；讯问时，侦查人员未明确告知嫌疑人有聘请律师的权利；最关键的赃物现金，在扣押、保管、移交的过程中，没有完整的登记记录，保管链存在断裂……

我的任务是作为公诉人，既要陈述案件事实，出示证据证明张某的犯罪行为，还要应对辩护人可能提出的各种程序性质疑。这意味着我不仅要熟悉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更要对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强制措施、侦查程序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不能有丝毫疏漏。

为了准备这场模拟法庭，我们公诉人组熬了好几个通宵。我们把案卷材料翻了一遍又一遍，标注出可能被攻击的薄弱环节，准备了详细的应对方案。我对着镜子练习庭审发言，确保语气既庄重又有说服力，连手势和眼神都反复琢磨。王超他们辩护组也没闲着，据说他们专门去请教了法院的法官，研究了大量类似的案例，准备在程序问题上大做文章。

模拟法庭设在学校的模拟审判庭里。红色的地毯从入口一直铺到审判席，法槌放在审判长面前的桌上，闪着金属的冷光。旁听席上坐满了同学和老师，李教官和赵教授也坐在第一排，表情严肃。

我穿着借来的检察制服，站在公诉人席上，心脏不争气地跳得飞快。虽然知道是模拟，但那种庄严肃穆的氛围，还是让人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请全体起立！”书记员高声宣布。我们跟着旁听席的人一起站起来，看着赵磊穿着黑色的法官服，从侧门走进来，在审判长席上坐下。他清了清嗓子，拿起法槌轻轻敲了一下：“现在开庭！”那声音虽然带着点刻意的严肃，却也有了几分样子。

法庭调查开始，我深吸一口气，起身宣读起诉书。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有力，清晰地陈述张某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被告人张某于2023年11月5日凌晨2时许，翻窗进入本市幸福小区3号楼2单元501室，盗窃被害人李某现金五万元，后被小区保安当场抓获，赃款悉数起获……上述事实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搜查笔录、扣押的赃款等证据证实，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提请法庭依法判处。”

说完，我依次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害人的报案记录、小区监控录像、保安的证言……一切都按照程序进行，似乎还算顺利。直到王超站起来，扶了扶眼镜，脸上露出一丝胸有成竹的微笑。

“审判长，”他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整个法庭，“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的事实有异议，并且申请排除一项关键证据。”

我的心猛地一沉，知道最关键的时刻来了。

“请说明理由。”赵磊拿起笔，准备记录。

“公诉人刚才出示的搜查笔录及所附的赃款扣押清单，系非法取得，依法应当予以排除。”王超转过身，面向旁听席，语气自信而坚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而本案中，侦查人员在搜查张某住所时，并未携带搜查证，而是在搜查结束后的第三天才补办了手续，这显然属于程序违法。”

他顿了顿，目光转向我：“请问公诉人，对这一事实有异议吗？”

我定了定神，按照事先准备的方案回应：“审判长，辩护人所说的情况属实，但本案存在特殊情况。当时侦查人员接到线索，张某正准备将赃款转移给其同伙，情况紧急，若不立即搜查，可能导致证据灭失。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在紧急情况下，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属于合法的无证搜查。”

“哦？”王超挑眉，“那么公诉人所说的‘情况紧急’，有证据支持吗？比如，侦查人员是否有接警记录？是否有同步录音录像证明当时的紧急状况？或者有其他证人可以证实？”

赵磊也看向我：“公诉人，请出示相关证据。”

我心里一紧，赶紧翻看面前的案卷材料，一页页地找过去，却始终没有找到相关的记录。这是我们准备时的一个疏忽！我们只注意到了无证搜查的例外规定，却忘了要证明“情况紧急”这一前提条件。

“这……”我有些语塞，额头上开始冒汗，“案卷中没有详细记录，但根据常理推断，侦查人员在那种情况下采取紧急措施，是合理的。”

“常理不能代替法律证据，公诉人。”王超立刻抓住了我的漏洞，乘胜追击，“即使退一步讲，假设当时确实情况紧急，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6条，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无证搜查的，应当在搜查后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手续，并说明理由。但本案中，侦查人员是在三天后才补办的搜查证，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定时限，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

旁听席上传来一阵窃窃私语，我能感觉到很多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有同情，有疑惑，也有看好戏的。我手里的文件被捏得有些发皱，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想找到反驳的理由，可那些平时烂熟于心的法条，此刻却像是躲起来了一样，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对程序法的理解，还是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融会贯通。

赵磊皱着眉，沉思了片刻，然后宣布：“经过审查，辩护人提出的异议成立。侦查人员的搜查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且无法补正，相关的搜查笔录及赃款扣押清单，予以排除。”

这意味着最关键的物证被排除了。接下来，尽管我还出示了保安的证言和监控录像，但这些间接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最终，赵磊敲响法槌：“被告人张某，因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宣告无罪！”

模拟法庭结束后，我坐在公诉人席上，半天没缓过神来。虽然知道是模拟，但那种因为自己的失误导致“罪犯”逃脱制裁的感觉，还是让人心里堵得慌。王超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别灰心，我们也是提前查了很多资料，侥幸赢了而已。”

我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好说的。确实是我准备不足，对程序细节的把握不够。”

林晓也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瓶水递给我：“其实你表现已经很不错了，逻辑很清晰，只是……我可能对程序瑕疵特别敏感。”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舅舅是律师，经常跟我讲这些程序问题的重要性，说有时候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更重要。”

“但如果是真实案件，”我接过水，却没喝，只是看着瓶身上的标签，心里五味杂陈，“就意味着一个罪犯可能因为我们的失误而逍遥法外，被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所以模拟法庭的意义就在于此。”李教官不知何时站到了我们身边，他刚才一直在旁听席上看着，“在真正犯错之前，学会如何不犯错；在付出代价之前，明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今天的挫折，比将来在工作中遇到的失败，要有价值得多。”

他看着我们三个，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记住，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更在于经验。程序正义看起来像是束缚，但实际上是保护——既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保护我们执法者不因为程序瑕疵而功败垂成，更保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不被随意践踏。”

这场模拟法庭竞赛，像一记警钟，狠狠地敲醒了我。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不再仅仅满足于记住条文的表面意思，而是尝试去理解每条法律背后的原理和价值。为什么要规定搜查证制度？为什么要排除非法证据？为什么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这些问题，我以前从未深入思考过，现在却觉得格外重要。

我翻出赵教授推荐的《论法的精神》，开始啃那些晦涩的理论。书里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我忽然明白，那些看似繁琐的程序，那些严格的规定，其实就是给权力设定的“界限”，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防火墙”。

复习进入最后阶段，每个人的压力都达到了顶点。图书馆里的座位从早到晚都满着，不少人带着毯子和枕头，准备通宵复习；走廊上，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同学，互相提问，低声背诵，声音沙哑却依旧坚持；连食堂的早餐都提前了半小时供应，为了让早到的同学能边吃边看书。

考试前一天晚上，我们宿舍进行最后的冲刺。五个人围坐在赵磊的床上，中间摆着一堆复习资料，采用“车轮战”的方式，互相提问考点，谁答不上来，就罚做十个俯卧撑。

“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期限是多久？”王超拿着刑法教材，随机翻到一页。

“十日！”赵磊抢答，“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算。”

“不对，”我摇摇头，“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不一样，刑事上诉是十日，民事是十五日。但如果是裁定，刑事上诉期是五日，民事是十日。”

林晓补充道：“而且上诉期包括法定节假日，但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日。”

“不错啊，”王超笑着点头，“再来一个：逮捕的三个条件是什么？”

“这个简单！”赵磊坐直了身体，掰着手指头数，“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

“那‘社会危险性’具体指什么？”我追问了一句。

赵磊愣了一下，挠挠头：“大概就是可能逃跑、串供什么的吧？”

“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王超接过话，“包括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者逃跑。这五种情形都属于有社会危险性。”

问题一个接一个，从刑法分则到刑事诉讼程序，从证据规则到强制措施，我们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也在互相补充中巩固着记忆。那些曾经觉得枯燥难记的法条，在反复的提问和讨论中，渐渐变得熟悉起来，甚至开始融入血液，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

深夜两点，王超突然把书一扔，靠在墙上，长长地舒了口气：“不行了，脑子已经满了，像个被塞满的硬盘，装不进去任何东西了。”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

赵磊也揉着太阳穴，声音带着浓浓的疲惫：“我也是，现在看字都觉得在跳，好像有重影。”

林晓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和肩膀：“休息一下吧，过度疲劳反而影响记忆。我听心理学老师说，适当放松能让大脑更好地整理信息。”

我们走到阳台，推开窗户，冰冷的夜风吹拂着发烫的脸颊，让人清醒了不少。远处的城市灯火阑珊，星星点点的光在黑暗中闪烁，宁静而美好。那是我们将来要守护的地方，是无数人安睡的家园。

“说实话，”王超靠在栏杆上，望着远处的灯火，突然开口，“我以前一直觉得法律条文太多余，太束缚手脚。抓坏人就抓坏人，哪那么多讲究？程序太复杂，反而会让坏人钻空子。”

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但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这些束缚不是为了限制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每个人不被权力伤害。就像今天模拟法庭里的情况，虽然可能放过了一个‘罪犯’，但却守住了‘不能用违法手段抓人’的底线。如果为了破案就可以随意搜查、随便抓人，那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被冤枉的风险，包括我们自己。”

赵磊也点点头，难得地没有反驳：“是啊，特别是学了那么多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后。以前觉得只要人是真的犯了罪，用点‘特殊手段’也没什么，现在才知道，一旦开了这个口子，权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最后谁都控制不住。可能有时候会因此放过一些有罪的人，但更多的时候，是保护了那些无辜的人不被冤枉。”

我看着远处居民楼里透出的温暖灯光，想起实习时跟着的杨师傅说过的话：“小周啊，警察的权力很大，能决定一个人的自由甚至命运，所以约束也要更多。法律不只是我们管理别人的工具，更是管理自己的准绳。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我们是执法者，

更是法律的守护者。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把法律当回事，那老百姓又怎么会相信法律呢？”

那晚的阳台夜谈，像一场无声的洗礼。我们不再把法律条文当作枯燥的背诵任务，而是开始理解它们背后沉甸甸的意义——那是对权力的约束，对权利的尊重，对公平正义的坚守。

考试那天，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落在窗台上，很快融化成水珠。考场里安静得能听到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拿到刑事诉讼法试卷的那一刻，我的心跳还是漏了一拍，但深吸一口气后，便迅速平静下来。

案例分析题果然如预想中那般复杂：一个故意伤害案，涉及到证人出庭作证的资格、物证的提取程序、强制措施的适用是否合法等多个问题，每个问题里都藏着细小的程序瑕疵。我想起模拟法庭上的失误，强迫自己放慢速度，逐字逐句地阅读，像侦探排查线索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我先在草稿纸上列出案件的时间线和证据清单，然后对照着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逐条分析：侦查人员在讯问时，是否告知了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题目里说“口头告知”，但根据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应当书面告知，这是一个瑕疵。提取凶器时，是否有见证人在场？——有，但见证人是本案被害人的邻居，存在利害关系，其见证效力存疑。对嫌疑人采取的取保候审措施，是否符合“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条件？——嫌疑人是累犯，且有暴力犯罪前科，不符合条件，应当变更强制措施……

我不仅指出了这些问题，还在旁边写下了正确的处理方式：“应当书面告知嫌疑人辩护权，并记录在案”“应当邀请与案件无关的中立第三方作为见证人”“对累犯且有暴力犯罪前科的嫌疑人，不宜采取取保候审，建议变更为监视居住或逮捕”……

交卷铃响时，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感觉手腕都有些发酸，但心里却异常踏实。不管最终成绩如何，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尊重，都写进了那份试卷里。

成绩公布那天，公告栏前再次挤满了人，比评估结果公布时还要热闹。我们几个挤在人群中，踮着脚尖寻找自己的名字。刑事诉讼法我得了85分，虽然不是最高的（王超考了91分），但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赵教授在课堂上总结考试情况时，脸上难得露出了笑容：“今年的整体成绩比往年有明显提高，特别是在程序意识方面，大部分同学都能准确识别案例中的程序瑕疵，这说明大家开始真正理解‘程序正义’的含义了。”

他顿了顿，拿起几份试卷作为范例：“有几位同学在案例分析中，不仅指出了程序瑕疵，还提出了如何合法取证的替代方案，这种建设性思维值得表扬。比如这位同学，”他举起一份试卷，虽然没有念名字，但我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字迹，“在分析非法搜查问题时，他不仅指出了搜查证的瑕疵，还写道：‘如情况紧急确需实施无证搜查，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手续，并详细记录紧急情况的原因，同步录音录像留存证据。’这种思考，已经接近实战要求了。”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流。这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成长——从最初的死记硬背，到后来的理解应用；从只知其然，到开始探究其所以然；从把法律当作考试工具，到明白它是执法者的行为准则。

我终于明白，法律学习从来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将来的实战；不是为了束缚手脚，而是为了更规范、更公正地执法；不是为了简单地惩罚犯罪，而是为了在惩罚与保护、秩序与自由之间找到平衡。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们迎来了短暂的寒假。大家收拾行李时，都显得有些恍惚——习惯了每天六点半起床出操，习惯了整理得方方正正的被子，习惯了吃饭时的列队，习惯了睡前讨论案例，突然要回到自由自在的生活，反而有些不适应。

赵磊一边往包里塞训练服，一边念叨：“回家可不能松懈，我得每天坚持跑步，不然下学期体能测试该跟不上了。”

王超则把几本法学专著塞进了行李箱：“我爸托人给我找了个律所实习的机会，正好可以看看真实的庭审是什么样的。”

林晓笑着说：“我妈说要带我去社区的调解室帮帮忙，她说我在学校学的那些沟通技巧，正好能派上用场。”

大家都看着我，我笑了笑：“我联系了周师傅，寒假想去他所在的社区警务站帮帮忙，体验一下基层工作的日常。”

走出宿舍大楼时，阳光正好，洒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训练场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低年级的学员在进行体能训练，口号声此起彼伏，充满了朝气。

我看着身边的同学，他们的脸上还带着青涩，却已经有了几分未来警察的模样——眼神坚定，步伐沉稳，心里装着对法律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

我忽然想起李教官说过的话：“警察不仅是执法者，首先是懂法者；不仅是权力的行使者，首先是权利的守护者。”这句话，以前听着只是觉得有道理，现在却深深烙印在心里，成为一种信念。

风吹过训练场，扬起细小的雪沫和尘埃。那些尘埃在阳光下飞舞，折射出细碎的光芒，像极了我们这些日子里学到的法律知识——看似微小、琐碎，甚至有些枯燥，却能在实践中散发出法治的光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法治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漫长而艰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和努力。但此刻，站在警校的操场上，看着身边这群同样怀揣着梦想和信念的伙伴，我无比确信，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对程序的严格遵守，每一次对权利的切实保护，每一次对法律的敬畏与坚守，都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公正、更美好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作为预备警官，即将肩负起的使命。寒假的哨声已经吹响，但属于我们的藏蓝青春，属于我们的法治修行，才刚刚进入更深刻的篇章。

二：评估与测试

寒假过后我们返回学校，二月的寒风像无数根细针，扎在警校训练场上每个人的脸上、手上。光秃秃的白杨树枝桠在风中抖索，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为这场春天前的严酷训练伴奏。队列训练时，连平时最活跃的王超都抿着嘴不吭声，额头上凝结的汗珠刚冒出来就被风刮得冰凉，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

最让人心里发紧的，是那项关乎未来走向的综合能力评估。公告栏里贴着鲜红的通知，墨迹像是还带着温度，却让每个路过的学员都忍不住放慢脚步，眼神里藏着几分忐忑。教官们在集合时反复强调：“评估不是目的，更不是给你们打分排名，而是帮助你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向。警察队伍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清楚自己的定位，才能更好地发光发热。”

那天下午，训练结束后，李教官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的办公室不大，靠墙的书柜里摆满了各类警务书籍和一些泛黄的老照片，桌上的搪瓷杯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杯沿有些磨损，却透着一股踏实的劲儿。

“明森，”李教官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自己先坐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这学期你的表现很稳定，理论和实践平衡得不错，有没有考虑过未来的就业方向？”

我拉过椅子坐下，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裤缝——那是新熨烫的警服裤子，笔挺的线条下藏着我此刻略显慌乱的心。“还没想好，教官。”我老实回答，“感觉各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吸引力，特警的果敢，刑警的缜密，社区民警的亲和……都挺让人向往的。”

李教官点点头，放下杯子，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你能看到每个岗位的价值，这很好。但要记住，好警察不是全才，而是在全面基础上的专才。术业有专攻，精力有限，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做到顶尖。”他看着我，眼神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接下来的评估会帮助你们认清自己的优势和短板，给你们的选择提供一个参考。认真对待，它会是你们从警校走向岗位的一块重要路标。”

综合评估安排在一周后，分为四个环节：心理测试、体能考核、情景模拟和案例分析。前两项是基础，后两项则更具挑战性——每个人都要在模拟的真实场景中做出判断和应对，教官们会根据临场反应打分，甚至会记录下那些不经意间的微表情和肢体动作。

考核前三天，宿舍里的气氛变得格外微妙。赵磊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去操场加练，哑铃碰撞的声音在清晨的楼道里格外清晰；林晓抱着厚厚的心理学书籍啃到深夜，台灯的光晕在他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王超则把过去几年的案例分析题整理成了厚厚的笔记本，边角都翻得起了毛边。我看着他们，心里那股迷茫又深了几分，像是站在雾蒙蒙的十字路口，看不清每条路的尽头。

心理测试是最先进行的。在安静的机房里，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屏幕上跳出一道道题目，有的关乎价值判断，有的涉及情绪反应，还有些是看似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当你看到有人在公共场合争吵，你的第一反应是？”“如果你的同事在工作中出现失误，你会如何处理？”……我盯着屏幕，试图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而不是选择那些“看起来更像警察该有的答案”。两个小时后走出机房，阳光有些刺眼，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听见旁边有人小声讨论：“刚才那个题，选A是不是太软弱了？”“可我第一反应就是A啊……”

体能考核则是另一种煎熬。3000米长跑时，寒风灌进喉咙，像是有沙子在摩擦，每一步都沉重得像灌了铅。我能听到自己粗重的喘息声，和心跳声重合在一起，敲打着耳膜。赵磊像一阵风似的跑在最前面，回头冲我们喊“快点跟上”时，脸上泛着健康的红晕；王超紧随其后，步伐稳健，一看就是下了苦功。我落在中间，不算突出，但也没掉队——耐力一直是我的强项，只是爆发力总差那么点意思。引体向上环节，我咬着牙做了12个，比及格线多了两个，手臂却酸得抬不起来，看着赵磊轻松做完20个，心里难免有些羡慕。

最让人紧张的是情景模拟。轮到我时，工作人员带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推开一扇厚重的门，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屏住了呼吸。那是一个模拟的居民小区广场，拉起了警戒线，十几个“群众”围在里面，情绪激动地嚷嚷着，有人举着写着字的纸牌，有人在推搡着上前的“辅警”。这些“群众演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官和一些退休的老民警，他们的表情、语气、动作都逼真得让人心里发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为了这场模拟，提前一周就开始排练，甚至研究了真实□□中的群众心理。

“情况是这样的：某小区物业突然宣布上涨物业费30%，且未与业主协商，业主们情绪激动，聚集在小区广场要求物业给出说法，部分人试图冲击物业办公室。”对讲机里传来评估教官冷静的声音，“周明森，现在你是到场处置的民警，请开始你的应对。”

我深吸一口气，快步走到人群外围，没有立刻喊话，而是先观察了几秒。人群中间有几个声音最大的人，看起来是情绪的主导者；其他人大多是观望和附和，脸上带着焦虑和不满。“大家好，我是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周明森。”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温和，不大却足以让周围的人听见，“我知道大家现在心里有情绪，对物业费上涨的事有意见，这我能理解。但聚集在这里，尤其是冲动之下做些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让事情更复杂，对吗？”

我的话让人群的嘈杂声小了一些，有人转过头来看我。我抓住这个机会，继续说道：“物业单方面涨价，没有和业主沟通，这确实不妥。但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选几位业主代表，和物业负责人坐下来好好谈？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摆在桌面上说，我来做这个见证和协调，大家觉得怎么样？”

“谈什么谈？他们早就和物业串通好了！”一个穿着夹克的中年男人往前挤了挤，脸上带着怒气，他是刚才喊得最凶的人之一，“上次漏水的事还没解决呢，现在又想骗我们交钱，门儿都没有！”

“就是！我们信不过你们警察！”旁边一个大妈也跟着喊道，“你们就是帮凶！官官相护！”

我耐着性子解释：“阿姨，您别激动。我今天来，不是来帮谁说话的，是来解决问题的。如果物业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该整改的必须整改，该道歉的必须道歉。但咱们得有个沟通的渠道，对不对？您看这么多人围着，你一言我一语，也说不清楚啊。”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年轻人突然往前冲了几步，像是要越过警戒线，我下意识地伸手拦了一下——只是轻轻挡在他身前，没有碰到他的身体。没想到他“哎哟”一声，突然捂着肚子倒在地上，大声喊起来：“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大家快来看啊！警察动手打人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愣了一下，周围的人群瞬间炸开了锅。“真打人了？”“太过分了！”“我们拍下来！”几个举着手机的“记者”立刻挤了过来，镜头直对着我和地上的“年轻人”。我感到头皮一阵发麻，手心瞬间冒出了汗，后背也有些发凉。这比我实习时遇到的真实情况复杂多了，那些突发的、刻意制造的冲突，像一张网，瞬间把我罩在里面。

“大家冷静！我没有碰他！”我提高了声音，目光扫过人群，试图让大家相信，“地上有监控，是不是动手了，一查就清楚！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解决物业费的问题，别被无关的事情带偏了！”

但人群的情绪已经被点燃，愤怒的呼喊声越来越大，有人开始推搡警戒线，场面眼看就要失控。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强行控制？凭我和旁边两个“辅警”（也是模拟人员），根本压不住场面，反而可能引发更激烈的冲突，甚至造成“受伤”；继续劝说？现在大家情绪激动，根本听不进去，那个倒地的“年轻人”就像一根导火索，让信任瞬间崩塌。

几秒钟的犹豫后，我做出了决定。“大家先冷静一下！”我对着对讲机喊了一句“请求支援，现场需要更多人手维持秩序”，然后转向人群，“我知道大家现在不相信我们，没关系。我们先撤到旁边，给大家一点时间冷静，也等我们的支援到了，确保现场安全。但请大家相信，问题总要解决，逃避和冲突都不是办法。”

说完，我示意“辅警”一起后撤了大约十米，重新站定，没有再试图靠近，也没有采取任何强硬措施。人群的情绪似乎稍微缓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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