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2月29日上午，慈禧太后在乾清宫一听完禀报，遂神情极其沮丧道：“唉——，怎么总是不得其法，这到底如何是好嘛？”

“启禀太后，老臣有日前刚收悉的电奏要禀明。”一位身着一品朝服、其突出鹰钩大鼻下留有好此稀疏白须的年长官员拿着文稿趋前一步道。——他是时年已75岁的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充学务大臣孙家鼐。

慈禧眉头一蹙，“那还不赶快？”

“嗻！”孙家鼐先应一声，遂定睛手中的电文抄件道:

贵州学政严修跪奏:

吾朝正临环宇数千年来未见之大变局，为富国强兵及师夷而制夷，当速办经济特科之会试，以选拔善处“镑亏”等事之亟需人才。

“嘁！”溥伟不屑的冷哼一声，“这年头，竟连南蛮穷秀才也来凑热闹。”

“啥？穷秀才？”慈禧面露不悦道，“人家可是津门的富翰林，跟他稔熟的人快出来解释解释吧。”

“太后，您是唤微臣吧？”只见一位额头光亮、留着小胡须，穿着次一品官服的中年人一脸忐忑道。——他是时年49岁、时任兵部右侍郎的徐世昌。

“人贵在自知之明。”

“嗻！”徐世昌应道，“严修，字为‘范孙’，咸丰十年（1860年）生于直隶三河（今河北三河），其父严克宽曾是我国最大盐场——长芦盐场——的总商。”

“慢！”慈禧突然叫停， “你先说说，那盐场的总商有几厉害。”

“嗻！”徐世昌又应一声，遂从容不迫地道：“众所周知，按我朝规定，工商各行业皆有介于官商之间的总商。而能当上总商的人，一般都是行业中最有实力的龙头老大。如今呀，各地盐业总商的厉害之处不外在于十八个字，即：‘行盐迟早，唯总商是听；摊派多寡，也唯总商是命。’说白了，盐业界的总商往往就是盐商中那个最富得流油的‘人上人’。”

“哗！原来他小子是豪门之子呀？”溥伟不禁惊叹道。

“对！”徐世昌再次颌首道。

“徐世昌，回归正传。”慈禧发声道。

“嗻。光绪八年（1882年），二十七岁的我和年仅二十二岁的他在参加顺天府的乡试中得以结识。因两人志趣相投且同时中举（徐排第154名，严为第191名），遂彼此以兄弟相称。次年，我们俩又参加会试，结果他得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地成翰林院庶吉士。而年长五岁的我呢，则名落孙山、铩……铩羽而归。”

“哈……”

“可……可好在三年后我也一举中的，遂与之成其为翰林院的同事。之后，担任现职前，他还曾经担任过国史馆协修和会典馆详校官等职。”

“接下来再说说他的能耐事。”慈禧再度指示道。

“嗻。”徐世昌思索有顷，遂气沉丹田道：“他的确是个极有能耐的人。例如：五年前，三十七岁的他方拜师学英文，可人家如今已然可跟洋人较溜顺的说上话；而在他学政的任中，贵州省更出了我朝两百多年来唯一的状元郎——赵以炯。”

“这可是自科举以来，云贵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孙家鼐补充道。

“孙大人说的是。”徐世昌颌首认同道，“再有就是——家财万贯的他，从来为官不图钱，不管是游宦京城还是远就贵州，其开销用度均以家资贴补，甚者更有拿自家盐业作抵押贷款来资助公家之用，可谓是廉洁廉到不行。”

“好了，”慈禧遂将目光一转，“孙师傅，出任过广西学政的赵以炯不是改履礼部会试考官好几年了吗？这次经济之考让你和他当正副主持如何呀？”

“不不不，”孙家鼐急忙摆手道，“太后，老臣以为还当另请高明为好，因为西学和洋务并非我俩所长。说重些——堪是其‘知’与‘行’都不行。”

“唔——明白了。”慈禧颌首认同道，“可如今既熟西学又悉洋务的京官又有几个呢？……盛宣怀算一个，可他不是守着制吗？”她伸手指向徐世昌，“你是算得上呀，可兵部现在千愁万绪的……其他还真就没谁了。地方上够格的……也只有湖广和直隶两总督了，可张之洞年事已高又离得远，看来，还就非他袁世凯莫属了。”

徐世昌应着声：“太后，那是否能让严修副助之？”

“他？”慈禧眉头稍微一皱，旋即竖起大拇指：“这堪是文武双全的好搭配！”

也就是在半个月之后，慈禧即颁旨宣布：“照博学鸿词科”举行名为“经济特科”的科举会试，以便选拔出具备“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等能力的“中兴人才”。

1903年4月11日， 67岁荣禄病死在家中。

在几天后的一个早上，世续拿着两份奏折在乐寿堂内禀报道：“太后，这是刚刚收到的两份奏折……”

慈禧眉头蹙了蹙，遂伸手指道：“这一定是举荐接荣禄职缺的折子吧？”

“太后圣明之极！这一是袁世凯举荐庆王爷；二是岑春煊举荐瞿鸿禨。”

“荣禄前天刚过头七①，他俩就急上折子，真忒‘思国思民思社稷’呀。”

“要不是在戊戌年各有忠勇之举，他俩也断不敢挑这个头。”

“不过哀家倒是觉得，在他俩挺身而出的背后更各有一个觊觎宝座的人。”

“太后圣明！太后……”

“得得，”慈禧打断道，“你还是先给我想想，究竟让谁履新更适合。”

“……太后，这事关重大……可……可不是奴才能加以妄言的。”

“哀家要你说你就直说就是了，别顾虑太多。”慈禧很不耐烦道。

“嗻！这……这瞿大人呀，即便官至军机大臣但仍旧是廉洁自律、轻车简从，两袖清风，故向有‘清流楷模’之美誉。而庆王爷呢，他作为铁帽子王，让他升上军机首席并兼有‘天下第一部’之称的兵部尚书，则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嫌，再加上他与户部尚书那桐乃是投缘好友……”

“那就奕劻好了！也只有如此，方能像荣中堂仍然在位那样，将枪杆子和钱袋子稳稳操之在我！就是再来多几次戊戌事变，咱也不至丢掉这大好江山！……你还等啥呀？这还不赶紧拟旨去？”

“嗻，奴才这就去拟。”

6月11日，首次“经济特科”会试在保和殿内隆重举行，共有186名士子②参加了以 “围绕经济外交各抒己见”为题的笔试。结果，在获得一等成绩的48人中，广东省三水县的梁士诒、湖南省长沙府的杨度分别高中状元和榜眼，京师顺天府宝坻县的李熙则名列棎花。

几天后，在保和殿右偏殿所设的“面试堂”内。

坐在考官席上的袁世凯居高临下道：“太后这次御览了状元和榜眼的卷子，更特别降下懿旨说：有鉴本次考试设有‘不得妄议与诋毁朝廷现行政经之策’之规范，从而导致不少考生‘陷于难以把握论证尺度之境’；所以，你们若在笔试时尚有未尽之语，那尽可在本次面试中畅所欲言，如有差池过错，朝廷将概不追究。下面，先由杨度起立应答！”

“小的在！”杨度应声从座位站起并抱拳施礼道：“二位大人，小的本次考试所用的论文题目为《日本‘殖产兴业’与我国‘借法自强’③之剖析》，然而，如若现在再让重写一次的话，我将会把题目拓展为——”他随即把一张宣纸横向展开，遂见上书两行字：

论日本“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之大成

——兼比对我国“借法自强”之得失

“快说缘由！”考官席上另一位戴着圆框眼镜、其脸形与杨度很相似的二品官员伸手虚指道。——他就是“副助之”的严修。

“嗻！”杨度抱拳道，“‘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当年维新立国的三大策。然而，他们之所以将‘文明开化’排在最前面，又首先是外力使然的必然之举。”

“何以见得？”——两位考官齐问道。

杨度想了想，随之说道：“我本次所撰之文，就首先开门见山的谈及——在中英鸦片战争后的十几年里，日本也面临着与我国几乎一样的威胁。”他随之拿起一个资料夹，继而边看边说：“西历1853年7月，也就是咸丰三年……”

“为了接下来论说顺畅省时，你们只说西历也就可以了。”袁世凯插话道。

“嗻。”杨度随之边看边道：“1853年7月，美军的4艘兵舰闯入江户湾，并于次年逼迫幕府当局签下了丧权辱国的《日美亲善条约》；从而不费一枪一弹就叩开了日本的门户！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也相继接踵而来，1858年7月至10月间，幕府的统治者又卑躬屈膝地签下新的不平等条约——即开放横滨等港口为租界的《安政五国条约》。然而，面对国家这样一个艰困的危局，被称为‘现代日本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却以‘勇师敌国’的大无畏气概访问了新崛起的美利坚。福泽在洞察对手迅速强大的真谛后，便写下‘文明开化’的先声之作——《文明论概略》；在该著作中，他提出了这么一个中心思想，即：泰西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获其精髓，既不能光学他们的工业技术，更不能再走我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路径，而必须全盘照搬其崛起背后的文明体系及先进制度。1868年，明治天皇采纳了福泽关于日本尽快‘脱亚入欧’与‘全面西化’的计策，从而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即冠于‘明治’大名的维新运动。”

“说得好！”袁世凯应声竖起大拇指。

杨度见主考官如此肯定，便更加理直气壮道：“事实表明——‘明治维新运动’精神层面的制度变革，首先是从强制废除传统‘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开始的。即：先将公卿诸侯和武士分别改冠以‘华族’和‘士族’，而剩下的其他人等则一律称之为‘平民’；继之，他们又进而逐步撤除前两族的俸禄。而在‘文明开化’已取得非凡进展的1871年，一支由近百人组成的‘日本政府使节团’开始启程欧美；后来该使节团用22个月考察了12个国家。其中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④曾直言不讳地告诫他们说：如今环宇各国，虽都强调以礼仪相交，但实际上‘强大欺凌弱小’仍是不二法则！使节团的副团长大久保利通回国后被升任为内务卿，而他后来之所以被誉为‘明治维新的第一政治家’，则主要归功于他一经履新，便在所主持制定的《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中严词强调：国之强弱取决于国民之贫富，而国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冀国强民富，就必须激励国民——殖产兴业。”

“杨度，”严修招手道，“说到这呀，本官就又有问题要问你了。‘殖产兴业’最初与我朝的‘借法自强’很类似，都是官家发轫创办的，而且最早的十来年所取得的成就也很相近，那是从啥时候开始才变得大不同呢？”

杨度抿嘴思忖一会，遂道：“大人，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个典故。在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主政的齐国曾在经济和军事上称雄诸国，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作为，又主要是拜其‘仲父’——时任丞相的治国大师管仲所赐！那么，管仲又何以有此能耐呢？据《史记?管晏列传》所道明——当年这位先贤曾睿智地提出一个只有八个字的兴国战略；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唔——是有这么一回事。”严修颌首接话道，“不过这‘通货积财’所说的‘通货’，并非指的是钱币，而是指做生意，亦即现今东洋人谓曰之‘经济’。如若更俗言之，‘通货积财’其实不外就是通过经商来储蓄财帛。”

“大人博学明鉴！”杨度抱拳道，“然而，小的认为，日本的‘殖产兴业’之所以比我国的‘借法自强’成功，就恰恰是赢在‘通货积财’上。”

“哦？”——两考官异口同声道。

“首先，日本的‘殖产兴业’从一开始就相当的大刀阔斧。例如：如今已成为该国海运巨头的三菱公司1870年还只是一个仅拥有3艘小船的小商社，但在‘殖产兴业’政策大力推行的头几年，却‘天掉馅饼’般的从政府当局那里总共获赠多达31艘轮船。1875 年，大久保利通要求三菱公司开辟到上海的航线。结果不到一年，就将其先行者——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半岛航海公司等全都逐出竞争！大久保利通有鉴于三井、住友等众多私营公司从政府得到官产后，也像三菱一样茁壮长大，遂于1880年和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工部大臣伊藤博文商量决定：进一步将军工、铁道、电讯以外的官营企业全都不计成本地向私人出售……”

“此举即著名的‘官业下放令’！”袁世凯突然插话道。

“大人说的是！”杨度颌首道，“也就是在此令下颁不久，”他再次定睛看稿，“光日本中央政府就总共出售了25处官营企业，而且售价大多仅为原投资额一半，有的甚至更低。例如，政府原投资62万元建成的长崎造船厂，最后就是连同4.4万元的库存也以9.1万元低价一并卖给了三菱公司。此后，他们仨又在促使本国经济体系尽快达到泰西标准上下功夫！用福泽的话来说，这叫：‘向信用文明与工业文明这两方向进发！’而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举是极为成功的。据悉，到1889年，日本拥有的银行已达218家，类似银行的各种会社有695家，其资本额已多达3189万日元。当然，随着大量的‘信贷甘露’滋润，日本的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据统计，1860年代到1890年代，我国约创办了60家洋务企业，总投资额约为5300万两白银；可在同一时期，日本却创办5600多家公司，平均每年多达225个，若从总投资额上看，则高达2.89亿日元，约合白银1.75亿两（按1两白银折1.64日元计），三倍于我国还多，可谓是高下立见！……”

“也正是因为如此，”袁世凯再次插话道，“到了1888年，日本政府的年均财政总收入已达8000万日元，已和我国之6000万的银两差距不大。”

“大人好记性！”杨度边说边竖起大拇指。

“还有吧？快往下说！”严修急不可耐地催促道。

“嗻！”杨度应了一声，遂若有所思道：“世间之事往往是有利必有害。‘殖产兴业’带动工商业大发展之后，也接踵引来生产过剩、贪腐猖獗、贫富悬殊、失业加剧，以及童工层出不穷等诸多弊端。因而如何再效法泰西找到新出路，就又成了他们所要面对的大事情。1888年4月30日，伊藤博文突然宣布：从即日起，他将辞去首相一职，而改任日前才刚刚新设立的日本枢密院的议长。而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想全身心投入到日本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次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得以正式颁布。同日，明治天皇隆重授予伊藤一枚‘旭日大桐花勋章’，以表彰他‘让帝国有了根本大法’。然而，天皇此举明显是在‘投桃报李’。”

“哦？”——听者又齐声道。

“因为与英国等西洋君主立宪国有大不同，日本的这部新宪法加入了确立天皇拥有统帅军队以及对外宣战等大权的条款。总之，如今回头一看，该法不外是一个对外扩张的军国大法！理由是——自1890年起，东京当局就开始用60％的财政收入来疯狂地扩张军力！而为了首先满足部队跨海作战的需要，他们不但在不到四年时间内，将海军军费从占财政收入不到5％快速提升到15％左右；同时，还通过大量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另行筹得为建造55艘军舰的巨款，从而为打败我……”

“从而为打败我北洋水师奠定下装备基础！对吧？”袁世凯接话道。

“对！”杨度先应一声，遂下意识地再捧资料夹，“而且曾日本人这样说……”

袁世凯见对方支吾嗫嚅，遂道：“别介，直译就是了！”

“嗻！有位名叫‘大岛松二’的人曾这样写道：”顿了顿，杨度熟练地口译道：

“借法自强”在□□从来不是国家行为，而是个别地方官员推动的结果。也正是清廷一直没有像“殖产兴业”这般样的国家战略，因而就使得本应需要轰轰烈烈、大展宏图的关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变成为“中央放权，地方唱戏”的小规模行动。更何况很多地方官员呢，包括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张之洞及袁世凯等大汉官，大都先通过提高赋税来积攒一己实力，然后再相互拆台并与外国人相勾结。而清廷呢，则不再袖手旁观，出于保证朝政的安稳，又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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