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二日，三一学院的录取名单贴在门厅的橡木板上。
夏洛克站在人群后面，隔着两排肩膀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夏洛克·菲茨莫里斯，埃塞克斯郡德罗特庄园。拉丁文、数学合格；希腊文缺考，予以有条件录取，须于学期末补考。
“缺考还能录。”身后有人笑了一声，“看来父亲的钱包比希腊文管用。”
夏洛克没有回头。他知道说这话的是谁——一个瘦高的少年，名叫拉尔夫·阿什顿，约克郡人，第一场考试时曾在他袖口上停了半秒目光。现在那半秒变成了整句话。
“阿什顿先生。”夏洛克转过身。
“菲茨莫里斯先生。”对方并不尴尬，反而伸出手，“我猜你不是不会希腊文。”
“我猜你也不是来交朋友的。”
“约克郡人交朋友要付押金。”阿什顿笑了笑，“我付不起。”
十月十四日，夏洛克搬进了三一学院二楼的一间房。
房间在庭院西侧，进门是一间不到十二英尺见方的起居室，往里是一间更小的卧房。起居室朝庭院，两扇长窗，窗棂是旧的，漆皮翘起来像鱼鳞；卧房朝外，能看见一小段城墙和城墙外的一棵榆树。天花板很低，站在床尾伸手能摸到横梁，梁上留着前一位住客刻的字，被人用腻子填过，又被人用刀刮开，只剩下几个模糊的笔画。
家具是学院配发的：一张带帷幔的木床，床垫填着稻草，睡三个月就塌成一个坑；一张书桌，桌面被前人的刀尖划满，据说有位前辈在这里刻过一整部《埃涅阿斯纪》的开头；一把椅子，三条腿稳，一条腿垫了木片；一个五斗柜，柜门合不严，得用绳子系；壁炉不大，烟囱抽风时火星会溅到地毯上，地毯是共用的，洗得发灰。
墙上钉了三枚铁钉。第一枚挂袍子，第二枚挂帽子，第三枚挂一条毛巾——毛巾永远不干，冬天冻得能立住。
桌上一盏锡制烛台，两支蜡烛。学院按季发蜡烛，一月两磅，冬天不够用，得自己掏钱去学院小卖部买。小卖部的蜡烛比镇上的贵半便士，因为“学院供应的蜡烛质量更好”。这句话写在账房门口的纸上，每个新生都读得到，每个新生都不信。
第一晚，他坐在书桌前，听着外面的声音。
十点的钟从礼拜堂那边过来，一声一声，撞在庭院的石墙上再弹回来。然后是门房关大门的声音，铁栓推进铁槽，很沉，像把整个学院按进水里。再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得烛火往一边倒。
他在那盏灯下坐到十二点，把当天的拉丁文作业抄完。抄到最后一行，笔尖分了叉，墨在纸上拖出一道细毛。他停下，把笔削了，重新蘸墨，写完最后一个词。
然后他吹灭蜡烛，摸黑上床。稻草床垫在他身下响了一声，像有人叹气。
剑桥的一天是被钟切开的。
五点半，庭院里开始有脚步声。
六点，礼拜堂的钟响，全院师生进堂晨祷。
冬天这时候天还是黑的，石阶上结薄冰，走快了会滑。
礼拜堂里的石头冷得像从水底捞上来的，跪垫薄得等于没有，一个学期跪下来，膝盖会记住每一块石头的形状。
晨祷半小时，拉丁文，唱诗，读经。院长坐在高栏后面，脸在烛光里像一幅旧画。有人的嘴唇在动，有人的嘴唇不动，夏洛克属于后者——他背得出全部祷文，但他不觉得自己需要向谁复述。
七点，早餐。学院食堂的长桌铺着白布，银器擦得发亮，面包硬得能垫桌脚。
黄油按人头给，一小块，用刀尖刮着抹。茶是有的，但贵，多数人喝麦酒——淡啤酒，早上喝，据说能“洗肠子”。夏洛克喝了一个学期，喝出一点习惯：麦酒配黑面包，嚼久了会有一点甜。
上午两节课，下午两节课，中间是午饭。午饭是正餐，烤肉、布丁、浓汤，肉是好肉，盘子是锡盘。吃饭时不许高声说话，但事实上整间食堂都在嗡嗡响，像一箱蜜蜂。
四点，茶。五点，散步或者去图书馆。
六点，晚餐。七点到十点，读书。
十一点，门房落锁。
落锁之后回不来的人，要在门房本子上签名，写明原因，第二天由导师签字确认。
这个本子夏洛克签过一次——十一月某个晚上，他和阿什顿在镇上的酒馆听人辩论到十一点半，回来时门已经关了，门房是个聋得很彻底的老头，喊了三遍才开。
他的导师姓彭德尔顿，六十多岁，院士，住学院东侧一套朝南的房子里。
每周两次面谈，一次拉丁文与希腊文，一次道德哲学。老人说话慢，眼睛利，批改作业时不用红笔，用铅笔，铅笔字比夏洛克的正文还密。
“你译得准。”有一次他说，“但准不等于对。西塞罗这句话的重点不在‘正义’，在‘不许’。你把‘不许’译成了‘不应’，语气软了一格。法律文本里，软一格就是输一场。”
夏洛克记住了。后来他写信托条款，凡是“应当”的地方都改成“不得”，改得韦德直皱眉——“先生，这样读起来像刑律。”“就是要像刑律。”他说，“刑律没人敢试。”
公课在学院的大讲堂上。数学课是一位年轻的讲师，讲牛顿的《原理》，讲得极快，板书工整，从不看学生的脸——他不需要看，他知道自己讲得好。
道德哲学是一位老博士，念稿子，念完提问，提问的对象永远是坐在前排的那几个将来要当牧师的学生。
民事法讲座在下午，旁听不要钱，去的人不多。
夏洛克去了三次，第四次开始带笔记本。讲民法的那位先生讲罗马法，讲查士丁尼，讲“万民法”与“市民法”的分别。夏洛克在笔记边上写了一行小字：罗马法承认事后婚姻使私生子合法，英格兰不承认。同一条人性，两套笔。
写完他把这行字划掉了。划得很用力，纸背都起了毛。
图书馆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三一的老图书馆在高处，长厅，木地板走起来空空地响，两侧是高高的书架，窗子又高又窄，光斜进来，落在书脊上，灰尘在光柱里浮。
夏天里面闷得像烤箱，冬天冷得手指僵，但没人愿意离开——这里的书不用登记就能看，看完放回原处，全凭自觉。
夏洛克在这里抄过整整两本笔记。一本是判例摘录，一本是“程序”。
彭德尔顿导师让他读程序。“判例是漂亮的，程序是脏的。”
老人说，“但穷人的武器只有程序。有钱人怕程序，因为程序慢、贵、无聊，而慢、贵、无聊能拖死他们。”
于是夏洛克读得很仔细：传票怎么发，出示令怎么写，纹章院的请愿要附什么，教会法庭和世俗法庭的管辖怎么分，一个证人的宣誓要经过哪几步才算数。他抄得手指发酸，抄到某一条时停了很久——“凡证人证言，须经交叉询问方得采信”。
他想起玛莎。想起她坐在伦敦那间后屋的沙发上，手抖得端不住杯子。
如果有一天她真的站上证人席，她要面对的不是法官，是问话的人。
同学里有各种人。
阿什顿是约克郡人，父亲是个不太成功的乡绅，家里有三个儿子，他是老二，来剑桥是“为了将来能管得住佃户”。他穿袍子永远敞着，帽子永远拿在手上，走路带风，说话带钩。他和夏洛克在第一场考试后认识，此后成了固定饭伴。
“你假期去哪儿？”第一次长假前他问。
“回家。”
“埃塞克斯有什么？”
“磨坊。”夏洛克说，“还有一片啤酒花。”
阿什顿笑：“听起来像一本账簿。”
“账簿比诗歌有用。”
“账簿不会让你上天堂。”
还有一位室友，姓霍利斯，来自诺福克，安静，爱睡，拉丁文极好，数学极差。
他和夏洛克共用起居室半年，两人达成的唯一共识是：早上谁先起谁烧水。霍利斯几乎从不先起。
也有那种一年只来两次、其余时间在家打猎的学生；有那种每天去教堂、把希腊文当祷词念的学生；有那种在镇上租了房、养了一只猫、被门房记在小本子上的学生。剑桥像一个被墙圈起来的小世界，里面什么人都有一点，什么都不多。
冬天是最难的季节。
十一月起，墨水结冰。早上要先把墨水瓶抱在怀里暖一刻钟，暖到能倒出来为止。
手指冻僵了握不住笔，就把手放在烛火上方来回过一遍——不能太久，太久会烫出水泡。
壁炉一天烧两回，学院供的炭不够，剩下的自己买。买炭的钱从家里寄，寄钱的信由迈克罗夫特转，信里永远附一句：“账目附上，勿超支。”
十二月最冷的那几天，庭院里的水缸结了厚冰，门房用铁钎敲开，敲声在清晨传得很远。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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