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了三百二十七年。
说出来挺唬人的对吧？三百多年，够见证几个王朝的兴衰，够看一场又一场战争从冷兵器打到热武器再到无人机。但你问我这三百年都在干什么？
上班。
没错，上班。目前是住院医师，月薪扣完五险一金到手一万二，夜班补贴八十块一次，食堂的菜油得要死，值班室的空调永远修不好。
你可能不信，我已经在医院干了整整七年，这在永生者的圈子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江拾，你打算在那破医院待多久？”“体验生活也该腻了吧？”永生者们端着酒这么问我。
我一般都笑笑，说“快了快了”。
然后第二天继续穿白大褂，查房，看报告，对着一张张或焦虑或绝望或麻木的脸，用我能调动的最平和的语气说：“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前辈说我这是一种病态。
前辈是个活了三千二百年的老怪物。他开的酒吧藏在市中心一条连导航都找不到的巷子里，没有招牌，没有门牌号，客人全都是永生者。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才活了一百多年，那时候这还叫做酒肆，我还是个对这漫长的生命充满好奇的年轻人。那天我推开门，看见桌后面坐着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的男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布衣，正在擦拭一只威士忌杯(洋行来的货)。
“前辈。”我打招呼。
他抬眼看了我一眼，没什么表情，指了指桌前的空位。
后来我才知道，他活得实在太久了，久到连名字都丢了。不是忘记，是主动丢掉的。他说名字是有限生命才需要的东西，就像保质期，告诉别人你属于哪个时代、哪个家族、哪段历史。他不需要。
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酒吧里所有永生者都叫他“前辈”，他也就这么应着。
我每周去两到三次，不喝酒（喝酒对永生者没用，多么悲伤的事实），主要是去听前辈说些有的没的。偶尔遇到其他永生者，他们会分享最近的“消遣”——有人跑去战地当志愿医生（死不掉就是能为所欲为），有人在北极圈里买了个岛独自待了五十年，有人把自己伪装成历史学家，在电视上大谈特谈自己亲历过的朝代。
大家都很擅长给自己找事做。
只有我，在一家三甲医院，日复一日。
“你这样不行。”前辈有一次突然说。那天酒吧只有我们两个，他擦完杯子又开始擦吧台，那吧台已经被他擦了三千多年，光可鉴人。
“怎么不行？”我趴在吧台上，把玩着一只空杯子。
“你看他们的时候，”前辈没抬头，“眼睛里有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
“饿。”
我没接话。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想了很久，觉得前辈说得对，但又不太对。我不是饿。饥饿是有欲望的、有方向的、有目标的。而我不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对任何事情产生过‘想要’的感觉了。食物，不想吃。钱，够用就行，反正死不了的人对物质的需求会无限趋近于零。爱？别逗了，跟凡人谈恋爱就像养一只寿命只有一个月的仓鼠，你还没记住它的花纹，它就蹬蹬爪子仰面朝天了。
那我为什么还待在那个地方？
因为那里有死亡。
说得文艺一点，我靠观看别人的死亡来确认自己还活着。
这事儿吧，不能细想。细想就觉得自己挺不是个东西的。但事实就是如此：当我站在病房里，看着那些病人头顶漂浮的数字一天天减少，从“365”变成“180”再变成“30”“7”“1”——我的心脏会跳得用力一些。不是同情，不是悲伤，是一种奇怪的、近乎本能的确认——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而我的不是。
这种对比让我感到一丝……慰藉？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有个能力，所有永生者都有，但我们从来不在外人面前提起。我们能看见人的寿命——精确到天，精确到每分每秒，就悬浮在每个人的头顶上方，像一串无形的数字。这数字是既定的，不会因为任何事改变。你可以戒烟戒酒早睡早起天天健身，头顶的数字该是多少还是多少。
我见过太多人了，拼命求生的人，坦然赴死的人，还没来得及害怕就已经走到终点的人。他们头顶的数字就那么明晃晃地挂着，只有我看得见。
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就像你在看一部电影，所有观众都不知道结局，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主角会在第几分钟死掉。一开始你会觉得有趣，觉得自己掌握了某种特权。看了三百多年之后，你只想把放映机砸了。
但我不能。
我是那个被困在电影院里的观众，座位生了根，荧幕永远亮着，一部电影放完，下一部紧接着开始，没完没了，无穷无尽。
扯远了。
总之，我在医院上班，住在城东一间租来的公寓里，偶尔去前辈的酒吧发发呆，日子就这么过着。三百二十七年，弹指一挥间。
今年是2024年，秋天。
我没怎么关注季节变化，但对面的大学开学了，街上突然多了很多年轻的面孔，叽叽喳喳的，头顶的数字动不动就是两万多天，还能随意挥霍。我每天穿过这群未来的尸体去医院上班，心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直到那天。
那天是周三，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周三食堂有红烧排骨，做得特难吃。我查完房正在护士站翻病历，护士长夏姐走过来，把一份新的入院记录拍在我桌上。
“江医生，新收了个病人，你负责。”
“什么情况？”
“男的，二十四岁，叫程昇，外院转过来的。”夏姐凑过来压低声音，“病挺奇怪的，全身多系统功能进行性衰竭，查了大半年查不出病因，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看了，没用。”
我随手翻开病历。
“家属呢？”
“没有。就他自己，一个人来办的住院。”
“一个人？”
“嗯，”夏姐叹了口气，用一种感叹惋惜的语气说，“听说以前挺厉害的，白手起家开了家公司，二十出头就身家过千万了。结果病来如山倒，公司没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女朋友也没有，家里人在国外，据说关系不好，从住院到现在没来过一个探视的。”
我没说话。
“人在十六床，”夏姐拍拍我的肩膀，“你多上点心。”
我拿起病历走向十六床。
那是一个单人间，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里面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请进。”
我推门进去。
窗边病床上坐着一个人。
看起来确实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身形偏瘦，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靠坐在床头。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给他镀了一层薄薄的金边。
他的五官很端正，是那种不张扬但耐看的类型。皮肤因为久病显得有些苍白，但算不上憔悴。头发很黑，软软地搭在额前，应该是有段时间没剪了。
他手里捧着一本书，抬头看我时，目光平静。
但我第一眼看见的是他头顶的数字。
100。
一百天。
这个数字就这么悬在那里，和他一样，安安静静的。
我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发紧。
“你好，”我走到他床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我是你的主治医生，姓江，江拾。”
他把书合上，放在床头柜上。我瞥了一眼，《百年孤独》。
“江医生，你好。”他说。
语气很平，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礼貌，不冷淡也不热情。
“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我拿出听诊器，开始例行检查。
“还好，”他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乏力吗？”
“有一点。”
“胃口怎么样？”
“还行。”
“睡眠呢？”
“偶尔睡不好。”
一问一答，标准的流程。他全程都很平静。
我收起听诊器，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目光依旧平静，没有任何躲闪，没有任何“医生我还有救吗”的急切，也没有任何“为什么是我”的怨恨。
什么都没有。
我的心脏忽然跳得有点快。
我开始好奇了，我第一次见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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