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住到乾隆二十年。”赵夜明说，“然后离开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开始写日记了。控制不住，就是想写。但写了，又怕。所以离开，去了江南，在苏州住了下来。”
林晚声问，“您在苏州...还写吗？”
“写，但换了一种方式。”赵夜明从怀中取出一个小本子，递给她。本子很旧，羊皮封面，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但用的是一种奇怪的符号，不是汉字。
“这是..”
“我自己编的密码。”赵夜明说，“用梵文、蒙古文、女真文混在一起，只有我能看懂。这样，就算被查到，也看不懂。我在苏州写了十年，写了三本。后来觉得还是不安全，就停了，把本子藏在太湖边的山洞里。前几年去看，还在，但纸都朽了，字也模糊了。”
林晚声翻着本子，那些奇怪的符号像天书，但能感觉到书写时的压抑，挣扎，痛苦。
“您都写了什么？”
“写看见的事，听见的话，心里的想法。”赵夜明说，“写扬州十日，写嘉定三屠，写文字狱，写那些被杀的人。写我多么恨，多么痛苦，多么想一把火烧了这世界。但最后，都化成这些符号，藏在山洞里，像见不得光的鬼。”
他把本子收回来，小心地放回怀里，
“所以你看，清代的压抑，不只是外在的，剃发，易服，文字狱。更是内在的，你不能说，不能写，不能想。说了，写了，想了，就是死。到最后，你连自己都怀疑，怀疑那些记忆是不是真的，怀疑那些仇恨是不是应该，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
月亮又被云遮住，亭子里暗了下来。远处的西湖，变成一片深沉的黑暗。
“乾隆六十年，我离开了中国。”赵夜明忽然说，“去了日本，在长崎住了十年。那是我第二次去，上一次还是我刚便成血裔的一百年。”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日本长崎
海风带着咸腥味。赵承影，那时他叫赵明远，明朝的明，远方的远，站在长崎的码头上，看着来往的船只。
他在日本十年了，做茶叶生意，把中国的茶卖给日本人，把日本的漆器、铜器卖回中国。
外表三十岁，实际快七百岁。他老了，不是外表，是心。在清朝压抑了一百五十年，他觉得自己快窒息了，所以离开，想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但日本不自由。德川幕府锁国，只开放长崎一处通商，而且管制极严。唐人馆里的中国人，不能随便外出，不能和日本人深交，不能...说错话。
但至少，这里没有剃发令，没有文字狱。他可以穿汉服，可以写汉字，可以和日本文人交流诗词书画。虽然也是戴着镣铐跳舞，但镣铐轻一些。
他在长崎认识了一个日本学者，叫林罗山，是朱子学大家。两人常在一起喝茶论道，讨论程朱理学，讨论阳明心学。林罗山很欣赏他的学识，说他“有古人之风”。
“赵先生，”有一次，林罗山问他，“您在大清，为何不留？”
“留不住。”赵承影说，“那里...没有我的位置。”
“因为您是明人？”
赵承影一愣。林罗山微笑，“我看得出来。您的言谈举止，您的诗文，都有明人的风骨。清人...没有这种风骨。”
赵承影沉默。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被人看穿身份。
“您不用怕。”林罗山说，“在日本，没人管您是明人还是清人。而且...很多人都记得大明。只是现在...都过去了。”
“过去了？”赵承影苦笑，“在我心里，过不去。三百年前的事，像昨天一样清晰。那些死去的人，那些烧掉的书，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东西。”
林罗山看着他，看了很久，缓缓道，“赵先生，您活得很痛苦。因为您记得太多，看得太清。有时候，忘记是一种幸福。”
“可我忘不了。”赵承影说，“这是我的诅咒，活得太久，什么都记得。好的，坏的，光荣的，耻辱的，都记得。想忘都忘不掉。”
“那就写下来。”林罗山说，“写下来，交给时间。时间会判断，什么该记住，什么该忘记。”
赵承影摇头，“在大清，写了，就是死。”
“在这里写。”林罗山说，“在日本写。写了，藏起来，等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会有人明白。”
那晚，赵承影回到住处，磨墨，铺纸，提笔。他想写，但手抖得厉害。最后只写了四个字，
“明月何时”
写罢，揉了，扔进火盆。火苗窜起，吞噬了纸张，吞噬了那些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他看着火光，忽然笑了，笑出眼泪。六百多年，他还在逃，还在躲，还在...不敢说话。从汴京逃到江南，从江南逃到日本，可逃到哪里，都逃不出这恐惧，这压抑，这...孤独。
“璎珞，”他对着火光，轻声说，“如果你在，你会怎么说？你会说承影，别写了，活着就好，还是说承影，写吧，总得有人记得？”
火光跳跃，像在回答，又像在嘲笑。
他没再写。
但他开始收集，收集那些从中国流亡到日本的人写的东西，收集那些关于明朝的记忆，收集那些在清朝被禁的书。
他花钱请人抄写，装订，藏在住处的地板下。
他对自己说，我在建一个仓库，一个记忆的仓库。
等有一天，时机到了，就把这些运回去，还给那片土地，还给那些人。
嘉庆五年，他离开日本，回了中国。不是想回，是不得不回，生意垮了，钱花光了，年纪也“大”了，该“叶落归根”了。
他回到杭州，在西湖边买了间小屋，住了下来。每天看看湖，喝喝茶，偶尔去茶馆听听书。
听人说嘉庆皇帝如何仁德，说清朝如何盛世，说天下如何太平。
他听着，笑着，不说话。
因为无话可说。
“我在杭州住到道光二十年。”赵夜明说，“然后鸦片战争爆发了。我站在西湖边，听见炮声从钱塘江传来，知道...又变了。但这次，我没有恐惧，反而有种...解脱感。因为这证明了，我恨的那个清朝，不是不可战胜的。它也会挨打，也会流血，也会...害怕。”
林晚声停下笔，“您去看过鸦片战争吗？”
“去过广州。”赵夜明说，“亲眼看见英军的炮舰，看见清军一触即溃，看见百姓惊慌逃窜。那一刻我在想，如果张叔夜在，如果李纲在，如果那些战死的人在场，他们会怎么做？会像清军一样逃跑，还是会像守汴京一样死战？”
“您觉得呢？”
“他们会死战。”赵夜明说得很肯定，“因为有些东西，比命重要。比如尊严，比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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