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问我为什么一个被软禁的留学生能出现在华人超市的生鲜区，问就是BOSS批准了“食材自主采购权”，附加条件是马可以不超过三步的距离全程跟随。他现在就站在我右手边一米二的位置，盯着我手里那块肥瘦比例三七开的肋排，表情介于“这有什么好挑的”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之间。
以及，我花了整整四十秒纠结买百事还是可口。这个问题的严肃程度，在我的决策体系里，仅次于“要不要在洛伦佐面前吃菠萝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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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四十分，我抱着一个空的双肩包站在庄园门廊下。午后的阳光像融化的蜂蜜，浓稠地浇在碎石路上，浇在柠檬树叶上，浇在那辆黑色玛莎拉蒂的引擎盖上。车漆吸饱了热量，在阳光下泛出一层深沉的、近乎紫色的光泽。
空气里弥漫着海盐、橄榄树和被晒热的泥土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温热的，带着一点植物的清苦。
马可站在车门旁，深色夹克，黑色高领衫，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他看到我走出来，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秒：兜帽卫衣、牛仔裤、运动鞋，背上一个空包。
“上车。”
我乖乖坐车里，把双肩包放在腿上，系好安全带。
窗外，巴勒莫的街景像一幅缓慢展开的画卷，老城区的建筑外墙被地中海阳光晒成了温暖的米黄色，百叶窗漆成墨绿或深蓝，阳台上垂下来的三角梅开得正盛，一簇簇紫红色的花瓣在风里轻轻晃动。
“你以前去过唐人街吗？”
“没有。”
“那你知道路吗？”
“导航。”
“哦。”
我换了个话题:“从庄园到唐人街大概多久？”
“三十五分钟。”
“那回来呢？”
“一样。”
“下班高峰期呢？”
马可沉默了一秒：“四十五分钟。”
我点了点头，在心里默默把这个时间加进了我的“安全活动半径”数据模型里。从庄园到巴勒莫大学是半小时，到唐人街是三十五分钟，到老陈家是四十分钟。
巴勒莫的唐人街不大，和罗马米兰那种规模没法比，但该有的都有。一家卖中式调料和冷冻水饺的超市、两家川菜馆、一家粤菜馆、一家卖烤鸭的、一家卖奶茶的、一家理发店、一家药材铺、还有一家门口挂着红灯笼的KTV。街道上空飘着油烟和香料混合的气味，花椒的麻、八角的甜、豆瓣酱的咸鲜，每一种味道都让我想起老家的厨房。
街上走着的面孔从意大利人变成了亚洲人，提着购物袋的大姐、推着小车的老太太、叼着烟蹲在店门口刷手机的中年男人。
我推开车门，一股混合着八角、五香粉、酱油和烤鸭的味道扑面而来。这种味道在意大利的任何一条街道上都不会有，只有唐人街有。我深吸一口气，那股熟悉的气味涌入鼻腔，眼睛忽然有点发酸。
马可下了车，站在我身后，扫视着整条街。他的下颌线绷得像琴弦，我猜他的眼睛大概正在给每一个路过的行人打分。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蹲在路边抽烟的南亚面孔青年，他多看了零点三秒。
“马可，”我无奈地叹了口气，指了指裕华超市的玻璃门，“我觉得这里不大可能有枪战。”
马可没有说话，但他嘴角往下撇的那个微小弧度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态度。
我耸了耸肩，走进了裕华超市，推了一辆购物车。
超市不大，货架之间的过道窄到两个推车相遇时必须有一方退让。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嗡嗡作响，有几根已经老化了，光线泛着一层病恹恹的青白色。天花板的角落里挂着一串红灯笼，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财神爷年画，财神爷的嘴角被水渍洇开了一块，看起来像是在流口水。
广播里放着一首至少是十年前的粤语歌，女声软软地唱着，旋律熟悉得让我后背的肌肉不自觉地松了下来。
我先去了调料区。李锦记生抽、老抽、蚝油、柱候酱、海鲜酱、沙茶酱、芝麻酱、花生酱、老干妈、王致和豆腐乳、郫县豆瓣酱、料酒、镇江香醋、永春老醋——我把货架上的瓶瓶罐罐一个一个拿起来，看生产日期，看配料表，看钠含量，然后放进购物车里。
马可站在过道尽头，双手背在身后，像一座被临时摆放在酱油和醋之间的雕塑。
“老干妈。”我拿起一瓶风味鸡油辣椒酱放进车里，“这个味道的，记得吗？”
马可沉默了一瞬，上次他晚上敲门进来时我正在用老干妈做拌面，请他吃了几口。
“记得。”
“好吃吗？”
马可又沉默了一瞬：“还行。”
我笑了，推着车拐进生鲜区。
生鲜区是整个超市的战场，冷柜发出老旧的压缩机嗡鸣声，玻璃上结着一层薄薄的水雾，透过水雾能看到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肉。
带皮五花肉、猪肋排、猪蹄、牛腱子、羊排、鸡腿、鸭腿。一位穿着碎花衬衫的阿姨正用夹子翻检着冷柜里的猪蹄，翻到一只满意的，拿起来对着日光灯看了足足五秒，才满意地放进购物袋里。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正在挑牛腱，用手指按了按，不满意地摇摇头，放回去，又拿起另一块。
回家的感觉。
我走到冷柜前，拉开玻璃门一股混着冰霜和生肉气息的冷气扑在脸上。我拿起第一块肋排，翻过来看骨头切面的颜色。
鲜红色，带着骨髓应有的光泽，不是那种放久了之后会变成的暗褐色。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瘦肉部分，有弹性，按下去的凹陷在一秒内回弹。肥瘦比例大概三七开，肥肉部分洁白，没有发黄。骨头间距均匀，大概一根手指的宽度。合格，放进购物车。
第二块，骨头切面颜色偏深，放回去。
第三块，肥肉太多，大概五五开，放回去。
第四块，合格，放进购物车。
我挑到第五块的时候，余光扫到马可往前迈了半步。他大概想看看我到底在对着这几块猪骨头做什么。一个留学生，蹲在冷柜前，拿起一块肋排，对着日光灯翻来覆去地看，用手指按一按，再凑近闻一闻，然后要么郑重地放进购物车，要么皱着眉头放回去。整个过程的表情严肃程度，堪比在书房看账本。
我挑完肋排，转向鸭腿。冷冻鸭腿码在冷柜最下面一层，每一只都用塑料袋单独包装，冻得硬邦邦的，表面结着一层薄薄的霜。我拿起一包，隔着塑料袋捏了捏腿肉的厚度，又看了看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这批鸭腿是上个月生产的，冷冻时间不算长，肉质应该还可以。
然后是番茄。
裕华超市的番茄有两种，一种是硬邦邦的、颜色红得像塑料的荷兰番茄，另一种是粉红色的、蒂部带着一抹青绿的本地沙瓤番茄。我毫不犹豫地走向第二种。拿起一个，掂了掂分量，沉的，说明汁水足；用手指轻轻捏了一下果身，微微发软，但整体还保持着形状，熟度刚好。翻过来看蒂部，蒂周围的绿色鲜亮，没有发蔫，说明摘下来的时间不长。我挑了一个又一个，每挑一个之前都要掂、捏、看蒂，挑到第六个的时候，马可终于开口了。
“有什么区别？”
我转过头，马可站在旁边双手背在身后，但他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番茄上，眉头微微皱着。
“硬的那种，”我举起左手虚握成拳，模拟出一个硬邦邦的荷兰番茄，“炒不烂，做番茄炒蛋的时候会在锅里保持形状，但永远不会出汁。没有汁的番茄炒蛋，等于没有灵魂的计量经济学作业——看着是对的，但全是空的。”我举起右手，掌心向上托着空气，模拟出一个软熟的沙瓤番茄，“这种，下锅一炒就软，汁水全出来了，蛋裹着汁，汁浸着蛋，拌饭能吃三碗。”
马可沉默了片刻，然后他伸出手，从木格子里拿起一个番茄，学着我刚才的样子，掂了掂，又放回去。拿起另一个，掂了掂，看了一眼蒂部，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
沉甸甸的，粉红色，蒂部鲜绿，微微发软。完美。一个从不来超市的人在三十秒内学会了挑选沙瓤番茄，Mafia的人才培养体系果然名不虚传。
“这个合格了。”我把那颗番茄放进塑料袋里，抬头看着马可，“马可，你很有天赋啊。”
马可的嘴角动了一下，他收回手，重新背到身后，恢复了那尊雕塑的姿态。
挑完番茄，我推着购物车拐进了饮料区，然后我站在冷柜前，左手搭在购物车把手上，右手悬在半空中，陷入了本次采购最严峻的决策困境。
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
百事的蓝色罐身和可口的红色罐身隔着冷柜玻璃看着我，像两道多选题里的A和B。这道题的难点在于，它不是“哪个更好喝”的问题，是“聚会上有人只喝百事、有人只喝可口”的问题。周姐是可口派，她说百事太甜，喝完之后舌头上会残留一种“黏糊糊的假甜”。刘洋是百事派，他说可口太酸，喝完喉咙里会有一种“被人掐了一下的刺激感”。张凯比较随意，他唯一的要求是“别买无糖的”。我本人属于“哪个打折买哪个”的性价比派，但在内心深处，如果非要选，我偏向可口，因为我觉得可口可乐的冲击力更强，二氧化碳的释放更集中。
我悬在半空中的手在百事和可口之间来回移动了两次，像一个卡住了的节拍器。
“有问题？”马可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有，”我说，目光没有离开冷柜，“很大的问题。”
马可往前走了一步，站到我旁边，顺着我的视线看向冷柜里的两排可乐。他看看左边那排蓝色的，看看右边那排红色的，又看看我。
“有区别吗？”
这个问题，每一个可乐派系斗争之外的旁观者都会问。他们不懂，他们永远不懂。
“当然，”我认真地说，““事更甜，气泡更细。可口更烈，气泡更冲。百事的甜味是果糖的甜，可口的甜味是蔗糖的甜。百事的酸度比可口低零点三左右，PH值大概——”
马可沉默地看着那两排可乐，然后伸出手，从冷柜里拿出了一提百事，又拿出了一提可口。他把两提可乐并排放在购物车底部，抬头看着我。
“都买。”
我眨了眨眼，忽然想起了我口袋里的钱足够把超市所有可乐一扫而空：“好主意。”
我推着车继续往前走，经过零食区的时候，我的脚步慢了下来。旺旺仙贝、咪咪虾条、恰恰瓜子、大白兔奶糖……每一个包装都在呼唤我。我拿起一包旺旺仙贝看了看配料表，又放下了。
然后我绕到了酒柜前。
玻璃门后面摆着各种酒。白酒、黄酒、清酒、梅酒。我的目光在一排瓷瓶上停住了。绍兴黄酒，古越龙山的，瓷罐子的那种，瓶身上印着水墨画，写着“五年陈酿”。
我拉开玻璃门，把那瓶黄酒拿了出来。瓷罐子沉甸甸的，瓶口用红布包着，封口处还盖着一个红色的印章。
马可站在我身后，看着那瓶黄酒。
“这是什么？”他问。
“绍兴黄酒，”我说，把瓷罐子举到马可面前晃了晃，“我老家的味道。”
马可没有接话。我小心翼翼地把黄酒放进购物车，用那两提可乐把它夹在中间，防止瓶子在车上晃来晃去摔碎了。
采购完毕。购物车里的东西堆成了一座小山。猪肋排、鸭腿、沙瓤番茄、龙口粉丝、绍兴黄酒、李锦记生抽老抽蚝油柱候酱、郫县豆瓣酱、镇江香醋、老干妈风味鸡油辣椒、两提可乐、一大袋五香瓜子、一包陈皮糖、一袋大白兔奶糖。
收银台的大姐是福建人，说一口带着浓重闽南腔的普通话。她扫码的时候看到那两提可乐，笑了。“小伙子，百事和可口都买，你是怕得罪人啊？”
“姐，您不知道，”我苦笑着掏出钱包，“我们那群人里，一半是百事党，一半是可口党，买哪个都要被另一半念叨。”
大姐笑着摇了摇头，手指在收银机上飞快地敲着。“一共八十七块六。现金还是刷卡？”
“刷卡。”
我拿出洛伦佐给我的那张黑卡。大姐接过去，翻过来看了一眼，眉头皱了一下。“这什么卡？没见过的。”
“意大利本地的卡，”我说，“银联可能刷不了，您试试Visa通道。”
大姐把卡插进POS机，嘀一声，交易成功。她把卡递还给我，又看了一眼那张没有标识的黑色卡片，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现在年轻人用的卡都这么花哨了”。
我把卡收回口袋，转身推着购物车往外走。马可已经抢先一步拎起了最大的两个袋子，只留给我一个装调料的小袋子。他左右手各拎着一个撑得鼓鼓囊囊的塑料袋，袋子里猪肋排、鸭腿、两提可乐的重量加起来大概有十几公斤。
他的小臂肌肉在夹克袖口下绷出清晰的线条，但他的表情依然是标准的“面无表情”，呼吸节奏也没有任何变化，仿佛拎着的只是两个空袋子。
我把调料袋挎在肩上，跟在马可身后走出裕华超市。唐人街的下午阳光比来的时候更斜了，把整条街照成一条金色和阴影相间的条纹。烧腊店的蜜糖焦香比刚才更浓了。
“马可，”我加快脚步走到他旁边，“前面左转，巷子走到头，陈记烧腊。”
马可没有说话，只是微微调整了方向。
陈记烧腊的店面夹在一家中药铺和一家理发店之间，门脸窄得只能同时容纳两个人并排站立。红底黄字的招牌被油烟熏了几十年，红不是正红，是那种沉淀了岁月和油脂的赭红色；黄不是明黄，是那种像被蜂蜜浸透了的琥珀色。招牌上“陈记”两个繁体字写得筋骨分明，据说是陈叔他父亲当年亲手题的。
门口挂着一排烧腊:叉烧、烧鸭、烧肉、豉油鸡,在玻璃橱窗后面一字排开，琥珀色的蜜汁在叉烧表面凝成一层亮晶晶的壳，烧鸭的皮鼓得紧紧的，透出一层焦糖色的光泽。热气和香气从橱窗的缝隙里涌出来，混在一起，形成一种让人走不动路的、黏稠的、幸福的味道。
我推开玻璃门，门楣上的铜铃叮当响了一声。
“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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