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问我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还书流程能演变成谍战片，问就是我的‘保镖’口袋里揣着枪，而我的学姐正把胳膊搭在我肩膀上。
以及心跳有没有一百八不知道，但肯定比剧烈百米冲刺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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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子！”
周姐又叫了一声，声音从台阶上方传来，带着那种“我终于逮到你了”的雀跃。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下台阶，手里抱着的书差点飞出去。
我僵在原地，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她过来了。
周姐一只手很自然地搭上了我的肩膀，那种很自然的、不带任何暧昧的、纯粹的“哥们儿好久不见”的搭法。她在留学生圈子里就是这样的人，对谁都大方，跟谁都能称兄道弟，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也完全不让别人觉得尴尬。
但这一次，她的胳膊搭上我肩膀的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人用枪顶住了后背。
“小林子，你昨天怎么没来上课？”周姐的声音里带着半是调侃半是关心的味道，“作业也没交，消息也不回，我发了三条微信你一条都没回，差点以为你被绑架了。”
她说完自己先笑了，显然觉得“绑架”这个词用在这里很夸张。
我在心里想：你没猜错，我差点就被沉海了。
“发烧了，”我勉强露出一个笑容，声音尽量保持自然，“昨天请了假，在家休息。”
“发烧？”周姐的眉毛挑了起来，一脸“你在逗我”的表情。
也不怪她不信。上一个冬天，巴勒莫流感大爆发，我烧到三十八度五，浑身滚烫得像刚从桑拿房里出来的，还是强撑着来上了课。因为那天要交小组作业，我是组长，我不来全组都要扣分。结果上完课一出教室门就倒了，被路过的周姐和同班同学抬到校医院挂了两个小时的水，第二天又生龙活虎地出现在了课堂上。
这件事在留学生圈子里传开了，从那以后周姐就管我叫“铁人小林子”。
“你？”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件浅蓝色的针织衫上停了一下，“你上次发烧到三十八度五都坚持来上课，这次居然主动请病假？”
因为如果我昨天不“主动请假”，今天可能就在第勒尼安海海底了。
“这次烧得比较高，”我的喉咙轻微地动了动，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气，“三十九度，实在起不来。”
“三十九度你还站着跟我说话？”
“退烧了，”我说，“退烧了就来补手续。”
周姐看着我，那个眼神写满了“你是不是在骗我”。但她没有追问，只是收回了搭在我肩膀上的胳膊，往后退了半步。
就是这半步，让我注意到她的目光转向了我身后的马可。
马可站在三步外，右手插在口袋里，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他的站姿看起来像是随意靠在墙上，但我在B站军迷科普里看过那种站姿。重心在两脚之间，随时可以向前迈步或向后退避，右手的位置刚好可以在一秒内完成拔枪的动作。
周姐的目光在马可身上停了两秒，然后她微微侧了侧身，用只有我能听到的音量说了一句苏州话。
“这个人是谁？”
苏州话，她老家苏州，刚来的时候我们聊天聊到过，她说在异国他乡听到乡音会想家，而我的外婆是苏州人，所以我有时候会跟她用苏州话聊天，算是给她解解乡愁。
但此刻她用苏州话问我这句话，说明她不想让身后那个人听到。
我吞了一口唾沫，也压低声音苏州话回她。
“新老板的司机，今天顺路送我来的。”
周姐的眉毛微微皱了一下。
她比我多来一年半，意大利语比我好，在巴勒莫待的时间也比我长，见过的人和事比我多，她对“司机”这个词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要敏感。
她转过身去，用身体挡住了马可的视线。
然后她的手垂下来，在我手背上轻轻敲了几下。
我的后背瞬间出了一层冷汗。
那是摩斯密码。
SOS。
她在问我是不是遇到了危险。
我们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为了保持气氛故意用摩斯密码发方位，但此刻，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图书馆门口，在巴勒莫大学的校园里，我的学姐正在用摩斯密码问我是不是身处险境。
我的脑子飞速运转了一秒钟。
然后我微微摇了摇头。
我的手指在她手背上轻轻敲了两下，表示“不用”。然后又敲了三下，表示“没事”。
我的摩斯密码是小时候看《名侦探柯南》好玩学的，没想到有朝一日真的能用上。
但我宁愿这辈子都别用上。
周姐的手指在我手背上停了一下，然后收了回去。
“你什么时候换老板了？”
“刚找的，”我说，“兼职，财务相关的，他看我的成绩不错。”
周姐转过身，重新面对我，脸上的表情恢复了那种自然的、带着点调侃的笑容。但她的眼睛里，那点残留的警惕还未褪去。
我知道她很敏锐，但我不能把她扯进来。
我们两个人连把刀都没有，跑不过子弹。
“哎呀，”我故意用普通话大声说，确保后面的马可听到每一个字，“别看这老哥长得凶，人家之前是当渔夫的，在海上风吹日晒的，所以看着吓人。其实人很好的，今天还专门送我来学校。”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离谱。
渔夫。
马可那张脸，说是特种部队退役的都比渔夫靠谱。
马可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我觉得他的嘴角抽了一下。
“渔夫？”周姐看了马可一眼，那个表情写满了“你在逗我”。
“对，渔夫，”我点头，“打渔的，巴勒莫靠海嘛，传统行业，很正常。”
马可依然面无表情。
但他的右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了。
周姐收回目光，重新看着我：“那你怎么昨天作业也没交？教授上课的时候还问了一嘴，说林恩今天怎么没来。”
“作业——”我一拍脑袋，赶紧把书包取下来，拉开拉链，从里面翻出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写完的作业——计量经济学的习题，我对着录播课一点一点做的，虽然缺了两天课，但作业不能落下。
“这个帮我交给教授吧，昨天的作业，本来想扫描电子发邮件的，但是——”
但是我昨天在签合同，在看三份合同的一致性，在跟法务总监讨论税后和管辖条款。
“但是什么？”
“但是昨天发烧，烧糊涂了，忘了发。”我把文件夹递给她，“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交给教授？就是那个计量经济学的作业，第三章的那套题。”
周姐接过文件夹，翻开看了一眼。“你写完了？”
“写完了。”
“第三章那套题特别难，我写了三个小时才写完，”她翻着我的作业，眼睛瞪大了一点，“你全做对了？”
“大概吧，”我说，“最后一道题我不太确定，你帮我看看，如果错了你帮我改一下再交。”
周姐合上文件夹，看着我，那个眼神里有疑惑，有关心，还有一点“你到底在搞什么鬼”的无奈。
“你今天也不上课？”
我顿了顿。
“嗯，”我说，“还有点其他的事情要处理，这两天都没法来学校。刚刚已经找教务处请好假了。”
“请假？”周姐皱了皱眉，“你请了多久？”
“一周。”
“一周？！”她的声音拔高了一点，“你一周不来上课？奖学金怎么办？”
“请假不影响全勤，”我说，“教务处说的。”
周姐看着我，那个表情写满了“我不信但我不问了”。她深吸一口气，把文件夹放进自己的包里。
“行吧，”她说，“作业我帮你交。对了——”
她从包里掏出手机，在屏幕上划了几下。
“上周我们组做的那个数据模型，你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关于巴勒莫地区旅游消费的分析。”
“记得。”
那是一个课程项目，我和周姐一组，我用Stata跑了一组数据，结果一直不太理想，存在异方差性问题。周姐上周还说要和我讨论怎么调整模型。
“我昨天跑了一遍，发现几个变量的显著性不太对。你之前不是说要做一个稳健性检验吗？这两天找个时间，咱俩线上讨论一下？下周教授要看的。”
我刚打算答应，嘴巴还没张开又闭上了。
线上讨论。
这个词在我脑子里转了两圈。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来学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自由活动。甚至不知道洛伦佐会不会允许我参加一个留学生的线上讨论，甚至不知道新手机能不能用微信——意大利版本的iPhone，App Store是意大利区的，下载微信可能还要换地区。
“嗯，等我忙完了，”我含含糊糊地说，“抽个时间，线上讨论吧。到时候你把数据发我，我把结果发你。”
周姐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是“你在搞什么飞机”。
但她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
“行，那你好了告诉我。”
“好。”
我以为对话到此结束了。
但周姐又想起了一件事。
“对了，这周五晚上的聚会别忘了。”
我的笑容凝固了。
周五晚上的聚会。
我怎么把这茬忘了。
留学生圈有个习惯，就是抱团取暖。在这个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异国他乡，我们这群中国人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而巴勒莫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不多，大概二三十个人，隔一段时间就会聚一次，吃吃饭、聊聊天、搓搓麻将打打牌，算是异国他乡的一点慰藉。
这次的聚会定在这周五晚上，半个月前就开始在群里接龙了。菜单、场地、每个人要带的菜，全部安排得明明白白。我还在接龙里兴致勃勃地报了四个菜——红烧排骨、番茄炒蛋、啤酒鸭、蒜蓉粉丝——连配料的清单都列好了，发在群里，收获了十几个“期待小林子大厨”的回复。
当时我还跟周姐吹牛说：“等着吧，哥没在这地方饿死，那可真亏了哥救命的厨艺。”
如果我一整周都不出现，周五的聚会也不来，电话不接，消息不回……
他们一定会报警。
不是开玩笑，在异国他乡，大家就是彼此的“紧急联系人”。谁几天没出现，电话不接消息不回，群里就会开始有人问“xx最近怎么了”。如果连续一周联系不上，真的会有人报警。不是那种“随便报着玩”的报警，是正儿八经地去警察局、联系学校、甚至找大使馆。
上次有个学艺术的男生，手机丢了三天没买新的，群里的人联系不上他，直接打了驻意大使馆的领事保护电话。后来大使馆的人联系上了学校，学校联系了他的房东，房东用备用钥匙开了门，发现他只是在房间里昏天昏地地画油画。
那件事之后，我们这群留子们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要是超过四十八小时不出现，就开始打电话。七十二小时还联系不上，就启动“找人程序”。
毕竟留学生们对“失联”这件事有着本能的恐惧。因为在异国他乡，失联往往意味着出事。
而我现在，就是那个“失联”的人。
我的脑子转得飞快，像是期末考试前夜的CPU，温度飙升，风扇狂转。
然后我笑了。
并不是真的想笑，而是那种“我必须笑出来否则就露馅了”的笑。
我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轻松自然，就像在正常地和老朋友聊天一样。
“哎呀，”我拍了一下周姐的肩膀，语气轻松得像在聊今天食堂的菜，“等着吧，哥的手艺那可是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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