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队出发时，天还没亮透。
三十多辆骡马大车，满载着粮食、布匹和弹药箱，在蜿蜒的山路上排成长长的队列。护送的是一个加强排，四十多人，装备比林晏在连队时见过的都要好些——除了步枪，还有两挺轻机枪，甚至有一门迫击炮拆开用骡子驮着。
“这是往延安送的年货。”运输队的负责人，一个姓刘的连长笑着说，“快过年了，总部机关和学校好几千人要吃饭穿衣，还得准备开春反攻的物资。咱们这一趟，可是系着半边天呢。”
林晏三人被安排在队列中间，这是相对安全的位置。老孙和小马一左一右护着他，像两个沉默的哨兵。
路不好走。雪虽然停了，但路面结了冰，骡马蹄子打滑，车轮经常陷进冰坑里。每当这时，整个队伍就得停下来，战士们和老乡们一起推车、垫石头、吆喝着牲口。呼出的白气在空中凝成雾，很快又在寒风中消散。
林晏也下车帮忙。他力气小，但能帮着递工具、扶车辕。推车时，手掌很快磨破了皮，渗出血，混着泥和冰碴，火辣辣地疼。但他没停——既然是这个队伍的一员，就不能只是被保护的对象。
“林干事，您歇着，我们来。”一个战士看他手流血了，想接过他手里的木杠。
“没事。”林晏摇摇头，把木杠握得更紧了些。
沈擎苍说过，一线战士最看不起的就是光说不练的“文化人”。想要赢得尊重，就得和他们一起流汗，一起吃苦。
推完车，队伍继续前进。林晏坐在车辕上，用布条简单包扎了手。小马递过来一块干粮，是掺了糖精的窝窝头，硬得像石头，但很顶饿。
“林干事，您说延安过年……会发饺子吗？”小马啃着窝窝头，含糊地问。
“应该会吧。”林晏说。其实他也不知道。1937年的延安，物质条件极端艰苦，饺子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奢侈品。
“要是能吃到猪肉白菜馅儿的就好了。”小马憧憬地说，“我娘以前过年包饺子，总会多放点猪油，咬一口满嘴香……”
他没说完，但林晏听出了后面的意思——小马的娘，可能已经不在了。这个年代，太多人失去了家人。
“等打跑了鬼子，天天都能吃饺子。”老孙在旁边说，语气平静，但透着坚定。
“嗯！”小马用力点头。
林晏看着这两个战士，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他们想要的，不过是平凡日子里的一口热饭，一个团圆。但为了这么简单的愿望，他们却要拿起枪，走上战场，面对死亡。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重量。
运输队走了一天，傍晚在一个叫李家坳的村子宿营。村子不大，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但乡亲们很热情，腾出最好的窑洞给部队住，还烧了热水，煮了小米粥。
林晏被安排和秦科长住一个窑洞。窑洞很简陋，土炕占了半边，炕上铺着麦秸，再上面是粗布褥子。墙上贴着泛黄的报纸，一张破旧的小木桌，两把凳子，就是全部家当。
但窑洞很暖和——炕烧热了，热气透过麦秸传上来，驱散了整天的寒气。
“条件艰苦，将就一下。”秦科长说，却不见丝毫嫌弃。他点亮油灯，从行李里拿出几本书和笔记本，在桌上摊开。
林晏注意到，那些书里有《论持久战》的单行本——纸张粗糙，油墨印得有些模糊，但书页翻得很旧，显然是反复阅读过的。还有几本马列著作，以及一些手写的笔记。
“秦科长一直在学习？”林晏问。
“活到老，学到老嘛。”秦科长笑道，“尤其是现在，新情况新问题这么多，不学习就跟不上形势了。来，坐，咱们再聊聊。”
两人在炕沿坐下。油灯的光晕很小，只能照亮桌面一隅，但在这昏暗的窑洞里，却像一个小小的、温暖的世界中心。
“你的教材里，提到‘群众工作’要避免形式主义，要真正了解老百姓的需求和顾虑。”秦科长翻开笔记本，“这个观点很好。能具体说说吗？”
林晏想了想：“我在连队时发现，有些战士做群众工作，就是开大会、喊口号、发传单。这当然需要，但不够。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是今年的收成能不能保住，是鬼子来了往哪儿躲，是家里的病人能不能治好。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光讲大道理，老百姓可能表面应承，心里却不信服。”
“所以要从小事做起。”秦科长记着笔记，“帮老乡挑水、修房、看病，建立信任，然后再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对。而且群众工作不只是‘我们去做工作’，更是‘向群众学习’。”林晏继续说，“老百姓有最朴素的智慧，知道哪条小路鬼子不知道，知道什么季节山里有野果能充饥，知道怎么用土法治伤。这些知识，很多时候能救命。”
秦科长停下笔，看着他：“你这思路……很接地气。不像有些知识分子，总想着‘教育群众’，却忘了群众才是真正的老师。”
林晏心里一动。这正是他这半年最大的体会——在这个时代，他来自未来的知识固然有用，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向沈擎苍、向老猫、向那些普通战士和老乡学习的。如何在这个残酷的环境里生存、战斗、保持希望，这些智慧不是书本里能学到的。
“对了，你听说过‘自然科学院’吗？”秦科长忽然问。
林晏摇头。
“是延安最近筹备的一个学校，主要培养科技人才。”秦科长说，“现在抗战需要武器、需要药品、需要通讯设备，光靠缴获和购买不够，得自己搞生产。但缺人才，尤其是懂科学懂技术的人才。”
他顿了顿，看着林晏：“你的教材里，有些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很科学，很系统。我觉得，你除了军事教育，可能还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作用。”
林晏愣住了。他从未想过自己的知识能用在军事之外。
“我只是个文科生。”他诚实地说，“物理化学那些，懂得不多。”
“不需要你懂具体的制造工艺。”秦科长说，“但你那种把复杂问题分解、系统思考、寻找规律的能力，正是我们现在最缺的。很多同志有热情，有实践经验，但缺乏科学的工作方法。你可以教他们怎么思考问题，怎么分析问题，怎么解决问题。”
林晏陷入了沉思。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如果他的知识和方法，不仅能帮助战士们打胜仗，还能帮助建设根据地、发展生产、改善民生……
“当然，这只是个初步想法。”秦科长说，“到了延安，你可以多看看，多了解，再决定自己的方向。延安虽然艰苦，但思想很自由，只要你有想法，愿意做事，总能找到发挥的地方。”
这话让林晏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半年来，他一直在努力“融入”这个时代，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秦科长的话让他意识到，也许他不需要完全改变自己，也许他那些“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另一种养分。
“谢谢秦科长。”他真诚地说。
“谢什么。”秦科长摆摆手，“是国家需要人才，是时代需要新思想。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赶路。”
油灯被吹灭，窑洞陷入黑暗。但林晏久久不能入睡。
他想起2026年的自己，那个为毕业论文焦虑、为找工作发愁的普通毕业生。如果那时的他知道，自己会穿越到1937年，会成为八路军的一员，会有人对他的“思想”如此重视，会觉得自己“可能有用”……
他会怎么想？
会害怕，会抗拒，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在忐忑中隐约感到一种使命？
不知道。
但此刻，躺在1937年陕北一个陌生窑洞的土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林晏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他来这里，不只是为了生存。
他有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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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天，运输队继续向延安前进。
越靠近延安，路上的景象越让林晏震撼。
他看到了蜿蜒数十里的挑粮队伍——成千上万的农民，用扁担挑着粮食，从各个方向汇集到延安。他们穿着破旧的棉袄，脚上是草鞋甚至光脚，在冰天雪地里一步一滑地走着，但脸上没有怨言，只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坚定。
“这是‘运粮大会战’。”秦科长解释说，“为了保证延安的粮食供应，边区发动了十万群众，从几百里外运粮。很多人要走半个月，路上只能吃自己带的干粮，睡在野地里。”
林晏看着那些佝偻却坚韧的背影，喉咙发紧。这就是人民的力量，最朴素、最原始，也最磅礴的力量。
他还看到了正在修建的学校——一片山坡上，上百人在挖窑洞。没有机械，只有镐头、铁锹和筐。人们喊着号子，把土一筐一筐运出来。已经挖好的窑洞一排排整齐排列，像大地的眼睛，注视着这片正在新生的土地。
“那是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秦科长指着说，“将来要培养成千上万的军事和政治干部。现在条件差，只能挖窑洞当教室，但以后会有真正的校舍。”
抗大。林晏知道这个名字。在2026年的历史书里，这是一个传奇般的学校，走出了无数共和国将领和建设者。而现在，它就在眼前，正在一镐一锹地诞生。
第三天傍晚，运输队终于抵达延安。
没有林晏想象中的城门或界碑，只有一条宽阔的河谷，两岸层层叠叠的窑洞，像蜂巢一样布满山坡。延河已经封冻，冰面上有孩子在滑冰玩耍。炊烟从无数窑洞升起，在空中交织成一片温柔的雾霭。
这就是延安。
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但这里有一种蓬勃的、向上的生命力，像早春的种子在冻土下积蓄力量，随时准备破土而出。
运输队在兵站卸货。林晏三人被安排到总政治部的招待所——也是窑洞，但条件好些，有通铺，有热水，食堂还提供了一顿热腾腾的面条。
“你们先休息两天，适应一下。”秦科长交代，“后天我带你去见几位同志，聊聊教材和后续工作。这几天可以在延安转转，熟悉熟悉环境。”
老孙和小马的任务完成了。他们明天就要返回山西，向团部复命。
“林干事，我们就送到这儿了。”晚饭后，老孙说，“您一个人在延安，多保重。”
“谢谢你们一路护送。”林晏和他们一一握手，“路上小心。”
“您也是。”小马眼圈有点红，“等教材印出来，一定给我们连寄几本。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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