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厂房静得像一座陵墓。
林溪站在锈蚀的铁门前，清晨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脚。透过门缝往里看，阳光如刀片切进黑暗，照亮漂浮的尘埃和地上厚厚的鸽子粪。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红砖，砖缝里的水泥已经风化剥落，露出底下更暗的红色，像干涸的血迹。
手机里的资料显示：红光纺织厂，1958年建成，1998年停产。八千平米，三层，砖木混合结构。屋顶局部坍塌，木梁腐朽，地面下陷——一个典型的、让人望而却步的历史包袱。
但招标文件上写的是：“打造老城区文创孵化基地，保留工业记忆，注入当代活力。”
翻译过来就是：花最少的钱，救最破的房子，还要做出情怀。
林溪推开铁门。铰链发出刺耳的尖叫，惊起一群栖息在桁架上的鸽子。翅膀扑棱声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久久不散。
他走进去。
脚下是碎裂的水磨石地砖，裂缝里长出野草，有些已经齐膝高。阳光从破损的屋顶漏下来，在地上投出一个个晃动的光斑。巨大的纺纱机像史前巨兽的骨架，锈迹斑斑的纱锭还挂在上面，缠绕着蛛网和灰尘。
林溪拿出相机，开始拍照。镜头捕捉细节：砖墙上模糊的生产标语，褪色的光荣榜，墙角的搪瓷杯，窗台上半瓶干涸的墨水。每一个物件都在说：时间曾在这里流动过，然后停住了。
走到厂房深处时，他看见墙上有幅巨大的壁画——不是涂鸦，是手绘的宣传画。一个女工微笑着指向远方，背景是烟囱和红旗。颜料已经剥落，女工的脸只剩下半张微笑的嘴，但手指依然坚定。
林溪伸手，轻轻碰了碰那根手指。砖面粗糙冰凉。
“很美，对吧？”
声音从身后传来。林溪转身，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站在光里。灰白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
“您是……”
“我姓李，以前这里的挡车工。”她走过来，抬头看壁画，“这画是我师傅画的。她叫赵秀英，厂里的宣传骨干。画了三天三夜，不吃不睡。”
林溪看着那半张微笑的嘴：“现在呢？”
“走了。十年前。”李阿姨从布袋里掏出两个馒头，分给林溪一个，“吃早饭了吗？”
馒头还是温的。林溪接过，咬了一口，有老面发酵的酸香。
“听说你们要把这儿改成文创园？”李阿姨坐在一台废弃的机器上，像坐在自家炕头。
“是有这个计划。”
“挺好。”她环视厂房，“这地方空了二十年，该活过来了。”
林溪在她旁边坐下：“您觉得……该怎么改？”
李阿姨看了他一眼，笑了：“你问我？”
“您最了解这里。”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指着屋顶：“先救那些木梁。那是红松，东北运来的，当年一根根挑的。别看现在破，擦干净了，纹路比现在的木头好看。”
她又指向地面：“水磨石别全敲掉。虽然碎了，但那石头子是当年从河里一颗颗挑的，月光下会发光。”
“还有这墙——”她起身，走到壁画旁，“这画得留下。不是因为它多艺术，是因为它记得我们。”
林溪跟着走过去：“但这面墙结构有问题，裂缝很深……”
“那就加固呀。”李阿姨理所当然地说，“人老了骨头会松，打根钢钉不就好了？”
她说得那么轻松，仿佛复杂的结构加固就像补衣服。
林溪忍不住笑了：“您说得对。”
“本来就是。”老人拍拍手上的灰，“小伙子，我在这厂里干了三十年。我知道它哪块砖是实的，哪块是虚的，哪根梁在哪个雨天会呻吟。你要是信我，我给你画张图。”
她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用铅笔开始画。不是建筑图，是记忆图：这里曾经是托儿所，那里是食堂，这里是女工们偷偷约会的小仓库，那里是厂长训话的台子。
每一处都标着名字和故事。
林溪看着那张纸，突然意识到：真正的“工业记忆”不是机器和砖头，是这些几乎被遗忘的名字和瞬间。
“我能复印这份图吗？”他问。
“拿去。”李阿姨把纸递给他，“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改完了，给我留个角落。”她指着厂房西侧，“那里以前是我们的休息室。冬天有炉子，我们围着织毛衣、说闲话。不用大，能放把椅子、有扇窗就行。”
林溪记下：“好。”
李阿姨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那我走了。下周日我再来，带几个老姐妹，给你讲讲机器怎么转的——你们年轻人，光看铁疙瘩，不懂它活着的时候什么样。”
她走出厂房，背影在晨光里显得很瘦小，但脚步坚定。
林溪继续勘查。走到李阿姨说的休息室位置，果然看见墙角还残留着砖砌的炉灶，烟道通到屋顶。灶台上放着一个生锈的铁水壶，壶把上缠着布条——已经烂成絮状。
他蹲下，从背包里拿出取样袋，装了一点炉灰，几块碎砖，还有那片布絮。
手机震动，工作群消息：“上午十点，旧厂房项目启动会。请林工准备初步构思。”
林溪看了眼时间：九点二十。他还有四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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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会在事务所大会议室。椭圆桌边坐了八个人：结构工程师、机电工程师、预算专员、历史建筑保护顾问，还有顾怀瑾。
林溪把李阿姨的手绘图扫描投影到屏幕上。粗糙的线条，稚拙的字迹，在专业的会议室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是什么？”预算专员皱眉。
“场地的记忆地图。”林溪说，“来自一位在厂里工作三十年的老工人。”
“我们需要的是结构勘查报告，不是怀旧故事。”
“这两者不冲突。”林溪切换下一张，“根据她的信息，我标记了几个重点保护区域：这幅壁画所在的墙体，休息室的炉灶，还有主要车间的几台代表性机器。”
结构工程师推了推眼镜：“那面壁画墙的裂缝深度超过五公分，而且有倾斜。按规范，应该拆除重建。”
“但它是厂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壁画。”历史建筑顾问说，“有1958年的时代特征，应该保留。”
“保留的成本是多少？”预算专员问。
林溪调出初步估算：“墙体加固、裂缝灌浆、防潮处理，大约十五万。如果拆除重建仿制墙，十万。”
“差五万。”预算专员看向顾怀瑾，“顾总，您的意见？”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长桌尽头。
顾怀瑾一直没说话，只是看着投影。此刻他放下手中的笔：“林溪，你倾向于哪个方案？”
“保留原墙。”林溪说，“不只是因为历史价值，还因为——那面墙记得温度。”
会议室安静了一下。
“温度？”
“砖墙在五十年的使用中，会吸收车间的湿度、机器的震动、人的体温。”林溪放大一张墙面细节照片，“这些微小的变形和包浆，是仿制墙永远做不出来的。李阿姨说，她师傅画那幅画时，砖墙还是湿的——因为刚砌好不久。她记得墙面吸水，颜料要调得特别稠。”
顾怀瑾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结构安全问题怎么解决？”他问。
“可以采用内衬钢板加固，配合碳纤维布外贴。”结构工程师说，“但施工难度大，工期长。”
“工期可以调整。”林溪说，“但墙拆了，就没了。”
“没了”两个字，在会议室里轻轻落下。
顾怀瑾沉默了几分钟。然后他说：“做两套方案对比：原墙保留加固的完整方案，和拆除重建方案。预算、工期、风险，全部量化。三天后重新讨论。”
他顿了顿，看向林溪：“这三天，你再去现场，找更多‘记得温度’的证据。如果要说服所有人，需要比情怀更硬的东西。”
散会后，林溪收拾资料。顾怀瑾走到他身边：“李阿姨周日还来？”
“嗯，说带老工友一起。”
“我也去。”顾怀瑾说。
林溪愣住：“您……”
“我也想知道，”顾怀瑾看着屏幕上那半张微笑的嘴，“什么样的温度，值得多花五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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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上午，阳光很好。
林溪提前到厂房打扫——至少清出一条能走的路。九点整，顾怀瑾来了，穿着简单的休闲裤和 Polo 衫，看起来比平时年轻几岁。
九点半，李阿姨带着五个老人走进来。都是红光厂的老工人，年龄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六十二岁。他们走进厂房时，没有人说话，只是仰头看那些熟悉的桁架、墙壁、窗户。
然后，记忆开始苏醒。
“这儿！这儿是我的车位！”一个瘦高的爷爷冲到一台纺纱机前，抚摸着锈蚀的开关，“我是1975年进厂的，就在这台车上干了十年。”
他按下开关——当然没有反应，但他闭上眼睛，嘴里模拟出机器运转的轰鸣声：“嗡——咔嗒咔嗒咔嗒——”
其他老人笑起来。有人走到光荣榜前，用袖子擦掉灰尘，露出自己的名字：“看！1983年劳动模范！”
李阿姨带顾怀瑾和林溪走到壁画前：“我师傅画到第三天，发烧了，但不下架子。厂长让人给她送姜汤，她一边喝一边画。说‘得赶在国庆前完成’。”
她指着女工手指的方向：“这里原本画的是新建的宿舍楼，后来掉色了。师傅说，她画的是‘未来’。”
顾怀瑾仰头看着壁画。阳光正好照在女工的脸上，那半张微笑的嘴，在光里显得异常温柔。
“您师傅后来怎么样了？”他问。
“退休第二年就病了。”李阿姨轻声说，“阿尔茨海默症。什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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