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会审第二天，孙汝贤被传讯出庭。他从兵部值房被都察院差役带走时没有戴镣铐，穿的还是那件青灰色官服，银丝眼镜擦得锃亮。走进刑部大堂时他环顾了一圈旁听席，没有找到周行远，只看到了程愈。程愈坐在第一排，本子摊开搁在膝盖上，右手握笔，抬头与他对视了一眼。孙汝贤对程愈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站到证人席上。
韩大人先问了他关于田兴军械案的问题，孙汝贤承认田兴是他外甥，承认那些调拨单是他签的字，承认签字时没有逐笔核实。但他否认参与军械私售，说自己是被田兴利用。他把和周行远在茶棚里说过的那套说辞在堂上原样重复了一遍，语气比那天更平静，措辞也更严谨。
韩大人没有追问田兴的事，他拿起贺敏行昨天的供词，翻到关于孙汝贤的那一页，念了一遍。贺敏行供述：兵部所有跟军械调拨有关的异常奏折，赵怀恩授意压下，孙汝贤负责筛查。韩大人问孙汝贤，贺敏行的供词属实吗。
孙汝贤沉默了好一会儿，整个刑部大堂安静得能听到旁听席上有人咽口水的声音。然后他取下银丝眼镜，用袖子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开口时声音很轻，但很稳。
“属实，贺敏行说的属实。我确实筛查过军械调拨的异常奏折。但有几份折子不在贺敏行压下的清单上，赵怀恩走了别的渠道直接送给徐昌，没有经过通政司。”
他说完从袖子里掏出一沓纸，是赵怀恩与徐昌的往来信件抄本，每封信后面都附了原件存放位置。其中一封信里赵怀恩亲笔写道：北境军械缺口已按计划扩大，所需箭矢已通过田兴转交草原买家，所得银两按例分三份。三份的收件人分别用暗号代替，韩大人当堂破译了其中两个：一个是徐昌的代号“老槐”，一个是沈玄的代号“南竹”。
这封信是赵怀恩亲笔，盖上他兵部尚书的官印。孙汝贤解释说这封信的原件藏在兵部后堂档案库第三排架子后面的一个铁柜里，铁柜钥匙在赵怀恩手上，他用了两年时间才找到机会趁赵怀恩不在时打开铁柜，抄了这批信件。两年来一直带在身上，等一个能用上的时机。
韩大人派差役去兵部后堂按孙汝贤提供的位置搜查，同时问了孙汝贤另一个关键问题：他供出这些信件，是否意识到自己也会被牵连。孙汝贤说他签字放行的调拨单数量足以判他流放，但周行远手里还捏着另一份供状，那份供状他签得更早、内容更全，上面列出的调拨单比贺敏行压下的折子更完整。有了这份供状，加上今天的信件，赵怀恩和徐昌的证据链就彻底闭合了。他选择在徐昌被正式传讯之前主动交出信件，这是给自己留的最后一条路。
韩大人听他说完，没有当场表态，宣布休庭半日，等兵部后堂的搜查结果。
消息传到北境哨站时是当天下午，加急信使把程愈记录的庭审详情和韩大人休庭的决定一并送到。周行远正跟冯瞎子在工坊里看格尔丹试射新仿制的铁臂弩机，弩机的射程比之前远了不少，铁箭头钉在靶子上直接贯穿了好几层木板。
他放下信，思考着韩大人手里现在同时握着贺敏行的口供、徐昌的亲笔条子、赵怀恩与徐昌的往来信件，以及他这里的孙汝贤供状。但这批证据都指向同一种人：文官、京官、坐在书房里写条子的人。没有一条证据能证明徐昌直接知道军械卖给谁、知道弩机有一天会对准北境的哨站。徐昌可以辩称他只是从财务角度压了增兵折子，至于军械流失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他不知情。
他把这个顾虑跟君临讨论了一下，君临也认为徐昌目前最有可能的辩护策略就是把自己摘出军械案，只承认财务决策的失误。用财务决策失误来换一个从轻发落，这是徐昌会做的事。他需要一条能证明徐昌直接知道军械流向的证据，而这条证据不在京城，在通州码头的某个货栈里。
格尔丹在靶场上又放了一箭，铁箭头钉穿靶心落在后面的土墙上，溅起一片碎土。他放下弩机，说马三每次转运军械都会在货物箱子上贴一个暗标，注明是徐昌的货。暗标不是名字，是一个红漆圆圈，里面三道横杠，和北境哨站旗子上的标志正好一样。马三不知道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贴了这个标志的箱子不能拆、不能查、必须优先装船，这是徐昌定的规矩。
周行远立刻写信把暗标的事告知程愈，让马济去查马三货栈里还没运走的箱子，凡是箱子上有红漆圆圈加三道横杠的全部查封带回都察院。同时让程愈把孙汝贤供状中被赵怀恩走了别的渠道直接送给徐昌的那几份调拨单单独提出来，和格尔丹暗标清单作比对，每笔对应上就是铁证。做完这一切，他放下笔，拿起桌上那颗石子。石子今天的光泽很稳定，温度是他最熟悉的那种温热。
君临先开了口，说他听到格尔丹跟冯瞎子说了不止这些。格尔丹还说他其实一直知道那个红漆圆圈标志是什么意思，那是徐昌的私人标记。当年他师父死的那批弩机箱子上也贴着同样的暗标，草原上的部落都知道，贴着这个标志的军械是中原朝廷里最大的官卖出来的，比普通的军械贵三成，但质量最好、数量最稳，从不缺货。格尔丹一直没说，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用，没人能动摇徐昌那种人。
周行远没有说话，他盯着工坊外面的靶场上格尔丹忙碌的背影看了很久。他知道这意味着他爹守了十五年的北境防线，最大的敌人不是霜蛮，是徐昌。他爹每挡住一次霜蛮的进攻，徐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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