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底又传来一个消息，去年发动兵变的王则被围剿。虽然他占据贝州城，拥有坚固城墙的优势，但官兵通过挖掘地道破城，将王则俘获，不日将被押送京师处死。
吴父也将随押送队伍回京。
全家顿时兴奋起来，尤其是刘耘娘，掰着指头盘算丈夫何时归来。然而没过几天，朝中有人密报徐州有举人图谋谋反，吴父行至半途又被紧急征调。
听到“徐州”二字，吴悦便知该来的终究来了，这“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但转念想到尚且在世的石介，吴悦又不确定这次夏竦会如何出招。
历史上，夏竦曾伪造书信，称石介并未身亡，而是与富弼合谋，前往辽国寻求援兵，致使仁宗两次意欲开棺验尸。如今石介尚在人世，能亲自辩解，不知夏竦此次会如何发动攻势。
恰好剧院落成，准备试营业。吴悦天天泡在剧院后台，扮成丫鬟模样，观看她们开业前排演剧目。她当然也另有目的，柳永身为著作郎，是天子近臣，这是她目前能最快获取朝内信息的渠道。作为知晓石介与她家关系的人，吴悦并不需要柳永真的泄露什么，除非朝中有人默许公开信息以引发公愤，但是她也可从柳永的神情中探知一二。
柳永本来只是因为魏都知所托，来监制自己改编的戏文，不想他渐渐被戏剧魅力吸引，反倒比魏都知还要积极。吴悦选择交由他改编的第一部戏剧，正是经久不衰的《梁祝》。
梁祝传说起源于东晋，相传梁山伯曾任鄞县（今宁波）县令，病逝后与祝英台合葬。在长期流传演变中，故事融合了多个古代元素：南朝民歌《华山畿》中棺木为侬开的殉情情节；晋代《搜神记》中《韩凭夫妇》的化蝶意象；以及与东晋推崇的贞烈观念相合的义妇形象，这些杂糅都体现了不同的改编者想体现的社会价值取向。
直到晚唐，张读的《宣室志》才首次以文学笔法完整记载梁祝故事，包含了“女扮男装求学”“同窗三载”“合葬化蝶”等核心情节，并提及谢安奏表祝英台墓为“义妇冢”，这个故事才从民间传说正式成为文学叙事。宋代的地方志不仅记载了宁波梁祝墓以及庙的存在，还加入“巨蛇护冢”“祷之彻应”等灵异元素，展示了当地独特的信仰色彩。而直到元代白朴创作杂剧《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梁祝故事才正式从传说登上戏曲舞台，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题材。
吴悦选择《梁祝》，除了因为这个主题在后世也经久不衰，甚至连老外都知道此乃中国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另一个原因是故事发生在书院。女主角女扮男装的设定，天然避免了恶毒女配强行推动两女争一男的狗血情节。她最厌恶这种辱女桥段，仿佛所有女人都非得围着一块“狗屎”互相倾轧似的。
当然，她也不打算美化祝英台的殉节行为，甚至因为有自己的政治上的小打算，打算魔改一下，夹带点私货。因此，柳永最终拿到的版本与他曾读过的张读《宣室志》记载大相径庭。
她仍记得将剧本交给柳永、魏都知后，三人围读剧本时的情景。
“所以祝英台不得已嫁给马文才，是因为二人曾同处书院读书，马文才识破了她的女子身份，便暗中留存她的笔记作业，命下仆仿制字体伪造书信，制造暗通款曲的假象，逼迫祝父祝母将女儿嫁与他？”魏都知诧异地问。
吴悦点头。
“马文才身为太守之子，却在官声上不及寒门出身的梁山伯。他娶祝英台，实则是为了斩断祝家对梁山伯的钱财资助，让这个寒门士子再无门路疏通关系，只能在地方小官任上蹉跎至死？”柳永抚须沉吟道。
吴悦又点头。
魏都知有些不满，生气地说：“难道上官都如此昏庸？只看背景提拔，全然不顾才能？竟容恶人一手遮天？”她突然意识到什么，住口不说。身旁的柳永不正是如此？虽在地方颇有政绩，却因年少放荡不羁，且是恩科进士出身，而被传统士大夫轻视。
柳永却只是笑笑，不以为意：“小娘子这戏改得倒是贴合现实，比起那些只讲情情爱爱、让马文才因祝英台容貌生痴的戏码，倒是真实得多。”官场之中，多数人眼中看重的唯有晋升，多少人肯将女儿嫁给年纪足可当祖父的上官，只为换得提拔之机？此类事柳永早已见惯，并不稀奇。
但魏都知仍感不满，身为女子，她本能期待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忍不住纠结。
“祝英台为何不站出来指证书信伪造？若按我的性子，定要大闹官府，即便非嫁不可，也该拉着马文才同归于尽，让他在成亲之日共赴黄泉！”
吴悦欣赏地望着生机勃勃的魏都知，身为东京城风月场中摸爬滚打的都知（唐代遗风里，这是娱乐行业头牌妓女的尊称，相当于各馆花魁），她岂会不明白祝英台的苦衷？
女扮男装求学本就已是家族对她的宽宥，若再当众撕破脸皮，只会让祝家其他女子永无婚嫁之日。但魏都知骨子里的反抗意识从未熄灭，她拒绝给富商做妾，执意留在烟花之地护佑其他女子，这份清醒本身便是对男权社会陷阱的无声抗争。只是这种清醒太过痛苦，很多时候，迷迷糊糊度过一生反而更轻松。
世间女子多艰难。
自周代《礼记》提出“男女授受不亲”起，女性身体便被视为家族荣誉的象征，贞洁被拔高为道德的终极标准。私物作为身体的延伸，其外流往往被等同于身体接触。
古代司法与社会舆论奉行“有罪推定”，女子需自证清白，而男子掌握绝对话语权。古代社会又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女子贞洁直接关联家族婚嫁、科举、社交等核心利益。若女子因私物外流被污名化，家族可能面临“婚嫁难”等风险。因此，家族常迫使女子嫁给“私物持有者”以掩盖丑闻。
明代话本《醒世恒言》记载，某女子珠钗被匠人拾得，其父强令其下嫁，美其名曰成就姻缘，实则为保全家族颜面。古代女性缺乏独立经济地位，“贞洁”成为其获得社会认可的核心资本：未婚女子若被污名化，将面临无人敢娶的困境，只能依附家族生存；已婚女子则可能被休弃，沦为弃妇，丧失法律与经济保障。明代《列女传》也载，一农妇因发簪被路人拾得，遭夫家休逐后“乞食三日而死”，可见名节受损直接危及生存权。
当女子无法自证清白，又不愿屈服于威胁或接受被迫婚嫁时，“死”成为维护名节的唯一选择。这既是对礼教的妥协，以生命符合烈女标准，也是对污名的反抗，通过死亡将自己塑造为“贞洁烈妇”。
清代《烈女传》收录的237例烈女中，60%以上因“疑似失贞”而自杀，其碑文多刻有“以保身全节为念，遂捐生以明志”，但是这是主动求死，还是被人逼死就不得而知了。
市井社会对桃色新闻的猎奇心理，更会加速私物事件的传播与扭曲。有一女子因掉落发钗被书生拾得，经街头巷议演变为二人私会定情的谣言，最终女子不堪流言投河自尽。可见，私物本身的“证据性”被无限放大，形成事实不重要，舆论造成就即罪名。
吴悦选择这个故事，除了想嘲讽“贞洁神话”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控制，还想侧面讽刺“自证无解”这一自古至今存在的规训。其吃人的本质从不区分性别，只取决于地位高低与实力强弱。
夏竦对石介恨之入骨，源于石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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