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问很少回头。
回头没用。回忆不能变成钱，也不能变成代码，更不能让死人复活。
但有时候，在凌晨三点这种冷得过分安静的时间里，她会突然想起蒙特利尔的雪。
那是另一种冷。
干净、厚重，带着壁炉烧木头的味道，和昂贵的松脂香。
那时候，她有算是户口的东西。
有护照。
有名字。
不是“A2789”，不是“刘金凤”。
是袁问。
一个在点名册上会被念到、会被期待、会被爱着的名字。
那时候的人生，是一张被精心排版过的请柬。
父亲是顶级的架构师，母亲是精算师。
家里的书房从来不锁，代码在屏幕上滚动，父亲说：“看，这就是世界的乐谱。”
餐桌上讨论的不是柴米油盐，是汇率波动、数据模型和风险对冲。
那些耳濡目染的“结构化思维”，刻进了她的骨头里。
她不需要学黑客技术。
她只是在拼乐高。拆解、寻找规律、重新组装。
她本来是拿着最好的资源，准备去更广阔的世界里做“规则制定者”的。
直到十三岁那年。
那张精美的请柬，被人扔进了碎纸机。
甚至没来得及看一眼。
那年暑假，爸妈说要回国一趟。
理由很普通：“处理一点合作的事情。”
她单纯地以为只是陪父母出差，换个地方过暑假。
那天酒店的大堂很亮，所有东西都闪闪发光，连地毯上的金色纹路都很扎眼。
一桌人围着她爸笑，喊“老袁”“袁总”，酒杯碰来碰去。
母亲坐在旁边，笑得很客气。
但桌布底下，母亲的手一直死死抓着她的手腕，指甲几乎陷进肉里。
饭吃到一半，她被人叫出去“透透气”。
是一个看着有点寡淡的中年男人，戴着金属框眼镜，普通得像路上的甲方代表。
他说：“你爸妈让我带你出去走走。”
她不太想动，但母亲松开了手，给了她一个无法解读的眼神。
她只好跟着进了电梯。
等她从酒店侧门走出去，脚下刚刚踏上台阶的那一刻。
身后的大堂里，传出来一声很不对劲的声音。
那不是酒杯落地。
那是重物砸碎玻璃的声音，夹杂着桌椅被暴力拖翻的噪音。
她本能地回头。
那个眼镜男人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几乎是用蛮力把她拽向旁边的消防通道。
“别看！”
“往前跑！”
她没理解发生了什么，但那一瞬间，风把里面的味道吹了出来。
烟、酒精，还有一种她在厨房里才会闻到的铁锈味。
血腥味。
她还是回头看了一眼。
大堂门口有人倒下去了。
那是母亲的裙摆，很漂亮的那条红色真丝裙。
然后，那红色迅速扩散，变得更深，更黏稠。
眼镜男人骂了一句极低极快的脏话，拽着她冲进楼梯间。
“不要呼喊。”
“记住——”
“今天的事，你什么都没看到。”
他的声音不温柔，甚至带着颤抖，但那种命令感让她不得不服从。
她跟着跑了几十级台阶，腿软得像面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爸妈还在里面。
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跟着这个男人躲藏。
他编了很多谎话，告诉她父母只是受伤了，去做别的秘密工作了。
他给她买吃的，教她怎么看人眼色，教她“不要相信任何人”。
就在她快要相信这种临时安稳的时候。
他也倒下了。
同样的血泊，同样的铁锈味。
他最后只来得及对她说一句：
“跑。别让人发现你的过去。”
十三岁之后没多久，袁问的人生彻底成了“黑户”。
没有身份证，没有学籍，公安系统里只有一份“走失未成年人”的报案记录，甚至因为跨国背景而被一笔带过。
她从正式世界里被“删除”。
流浪的头一年，她在一个网吧后面的储物间里睡。
网吧老板是个胖胖的大哥，嗓门大，心软。看她一个人缩在后巷淋雨，给了她一碗泡面。
“行吧，小孩，先在这儿凑合着。”
她白天帮着擦机箱、拖地、给人冲泡面。晚上可以多玩几个小时电脑。
一开始是玩游戏，后来发现帮人打装备、做日常任务能换钱。
再后来，她发现手打太慢。
她试着改了改网上的外挂脚本。
那一串串枯燥的代码，在她眼里居然像是有了逻辑的乐谱。
她很擅长数理逻辑，那是父母留给她最后的遗产。
十五岁，她不想再连累好心的老板。
网吧经常有警察突击检查未成年人。
每当警察推门进来喊“查身份证”的时候，她就会极其自然地把手里的拖把一扔，冲着柜台喊一声：
“爸！我妈让你早点回去吃饭！”
老板总是愣一下，然后极其配合地笑骂：“这死孩子，作业写完了吗？”
警察扫一眼这对“父女”，摆摆手就过了。
这种机灵救了她很多次，也让她意识到：
只要你演得像，世界根本不在乎你是真的假的。
离开网吧后，她换了种活法。
她不住旅馆，太贵，还要查证件。
她喜欢那种老旧小区的地下车库，有些房东会把里面的杂物间改出来出租。
一个月500块。
阴暗、潮湿，没有窗户，只有头顶一根昏暗的灯管。
但不需要登记。
只要给现金，没人管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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