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贤令发出去第三天，北平前门大街的驻京办事处门口排起了队。
深秋的北平，风从永定门方向灌进来，卷着煤灰和干枯的槐树叶。排队的人拢着袖子，跺着脚，怀里各抱着东西：皮箱、卷了毛边的履历纸、捆扎整齐的书册。有人低声交谈，有人不吭声，只一个挨一个往前蹭。
九点半，门还没开，台阶下已经快三十个人。
队伍最前头是个穿旧棉袍的老头，怀里抱着一只布包，蹲在台阶上，不跟人说话。他身后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蓝布衫洗得发白，手里攥着一卷纸，纸角被手汗浸软了。再往后，一个中年人背着手来回踱步，嘴里念念有词，细听是在背履历：“宣统二年入天津北洋医学堂，民国三年赴日本……”走到头，转身，又走回来，从头再背一遍。
旁边有人问他：“您这是去东北？”
中年人停下来，看了对方一眼：“是。告示上说了，医疗人才待遇从优。”
“您是大夫？”
“学的是医，做了十几年了。”
“那您去奉天，家里放心？”
中年人沉默了一下：“家里没人了。就我一个。”
队伍里安静了几秒，又恢复了低低的嘈杂。
军需处王股长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回头跟联络官说：“多烧几壶水。”
十点整，门开了。
第一个进来的是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戴圆框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他把一卷纸放在桌上，推了推眼镜，声音不高，字字清楚：
“陈明远，留英八年。伦敦皇家医学院毕业，圣托马斯医院主刀五年。这是公证件和执业记录。”
王股长翻了三页，抬头看他一眼：“陈先生，你这个资历，怎么不去沪上、不去穗城？”
陈明远沉默了一下：“你们的告示上写了一句‘来者是客，留下是亲’。”
“嗯。”
“我走了很多地方，见过很多招人的告示。写‘待遇从优’的多，写‘来者是客’的，头一份。我想来看看，主家是什么样的人。”
王股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表格：“填吧。填完开北上通行证，火车票到奉天报销，到了总参谋部有人接。”
陈明远填表的手很稳。王股长注意到，他右手食指上有一道旧茧，是常年握手术刀磨出来的。
他填表时，王股长多问了一句：“你在伦敦待了八年，怎么想着回来？”
陈明远没有立刻回答。他把“籍贯”一栏写完，放下笔，才开口：“我走的时候，父亲跟我说，学好了回来报效国家，别在外国待太久。他前年冬天走的，我没赶上。”
王股长把表格收好，没有再问。
后面是个老先生，头发花白，蓝布棉袍洗得发白，拎一只藤条箱。箱盖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本线装书，封面上写着《国文讲义》《师范教育札记》。
“周景濂，浙江绍兴人。在师范学堂教了二十三年书。”老先生说话慢悠悠的，吴语口音很重，“前年学堂关了，我在家闲了两年。看见告示上‘教育人才’四个字，就来了。”
王股长看了看那箱书：“周老先生，您这些……”
“我自己编的讲义。教了二十三年，改过十七遍。你们用得着就拿去，用不着我带回去。”
王股长把表格推过去：“您填个表。”
周老先生戴上老花镜，一笔一划地写。填到“期望职务”时，他停下来想了想，写下：愿教国文，或编教材，听凭安排。
门外的人越来越多。茶水换了两壶，天光从门缝里斜进来，照在那叠登记表上。
排到下午三点，一个穿蓝布短衫的年轻人挤到桌前，额头冒着汗，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他把纸展开，是一封信，某中学的函头纸，落款是校长印章和签名。
“河北定县中学教员，姓刘。”年轻人语速快，“校长推荐信。我教初中数学和物理，还给学校修过一台发电机。看你们的告示说东北缺老师，我想去。”
王股长看了推荐信，又看了看这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眼睛亮得灼人，手上的油污和粉笔灰混在一起，指甲缝里嵌着黑色机油印子。
“刘先生，你修过发电机？”
“修过。柴油的，德国老机器。我一个人拆了三遍才弄明白。”
王股长在表格备注栏写了一行字：“懂机械修理，可兼技工。”然后把表格推过去。
刘教员刚填完表站起来，后面一个人挤了上来。
穿灰呢短褂，二十七八岁，脸白净，手指干净，不像常年握粉笔的人。
“天津来的，姓陆。教国文。”
王股长接过他递来的推荐信。信纸是上等洋纸，字迹工整，落款是天津某学堂的印章。
“陆先生，教了几年？”
“四年。”
“在天津哪家学堂？”
“津门女师。”
王股长把表格推过去：“填吧。”
那人低头填表，笔尖在“籍贯”一栏停了一下，才写下两个字：奉天。
王股长看在眼里，没作声。
等那人填完出门，他把那张表抽出来，折好，单独压在一摞纸的最上面。
天黑之前，办事处收了三十七份登记表。王股长锁好柜子，站在门口看着街上最后几个人影消失在暮色里，回头跟联络官说：“明天多烧两壶水。”
等所有人都走了，他重新打开柜子，把压在顶上的那张表取出来，看了一遍。
天津来的陆先生，籍贯填的是奉天。
他把这张表另外收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了四个字：请总长阅。
同一天下午，沪上办事处的队排得更长。
沪上的招贤点设在老城厢一处旧学宫里，门前两棵老槐树，叶子落了大半，铺了一地枯黄。办事处主任姓孙，是总参谋部派下来的老参谋，话不多，看人准。
第一个进来的，是个穿旧西装的年轻人，头发梳得整齐，皮鞋擦得亮，鞋尖却有一道裂纹，拿黑鞋油补过。
“朱世明，沪上本地人。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在沪上电厂做过三年技术员。”
孙主任翻了翻他的材料：“电厂的技术员，待遇不低，怎么不干了？”
朱世明推了推眼镜：“电厂是外国人的。我在里面干了三年，技术我懂，但图纸是英文的，机器是德国来的，总工程师是法国人。我一个中国人，干到头也就是个副手。看见告示上写‘工程技术，按级定薪，上不封顶’，我想来试试。”
孙主任把表格推过去：“填吧。填完领通行证，火车票到奉天报销。”
朱世明填表的时候，孙主任注意到他西装袖口磨破了，领口却洗得很干净。
下一个进来的是个女人，三十来岁，短发，穿一件素色旗袍，外面罩了件灰色毛线开衫，手里拿着一卷纸。
“沈若兰，苏州人。助产士，在苏州博习医院做了八年。”
孙主任把材料接过来看了一遍。博习医院是教会办的，推荐信上有院长签名，英文的。
“沈女士，你一个女同志，去东北？”
“告示上没写不收女的。”沈若兰说。
孙主任愣了一下，笑了一下：“对，没写。”
沈若兰把表格填完，笔迹工整。在“期望职务”一栏，她写的是：妇产科或助产培训，均可。
“我们那边缺大夫，更缺能带徒弟的大夫。”孙主任说。
“我能带。”沈若兰说。
孙主任看了她一眼，在备注栏写了一行字。填完之后，他又多问一句：“家里有没有牵挂？”
沈若兰把笔帽盖上：“没有。一个人。”
孙主任没有再问，把表格收好，递给她一张通行证。
沪上办事处一天收了二十九份登记表。当天夜里，孙主任把这些表按类别分好，医学、教育、工程、农业各一摞，用麻绳扎了，交给机要处信使，连夜发往奉天。
信使走之前，孙主任又把他叫住：“等等。”
他从抽屉里翻出沈若兰那张表，看了一眼，又放回去，重新扎好。
“没什么。走吧。”
信使提着麻绳捆好的几摞登记表出了门，消失在沪上深秋的夜色里。
奉天那边，总接待站设在讲武堂东侧的一排平房里。
房子是旧的，原先做学员宿舍，现在腾出来给招贤令用。屋里摆了十几张条桌，桌上放着登记簿、印章和空白通行证。负责初审的是讲武堂抽来的两个班毕业生，二十出头，穿军校制服，做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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